在人类实践的进程中,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古代的经济研究从属于伦理学;古典经济学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疏远伦理学;当代跨学科交流则呼唤重建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联盟。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工作,成为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重建的使命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一直从属于宽泛的政治、道德和神学讨论。亚里士多德把经济思想纳入道德的探究之中,其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主要分散于其政治学和伦理学著作中,即使涉及经济事务,背后也总以一个道德背景决定着经济问题的分析方向。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在神学家那里,经济研究隶属于神学,经济活动以伦理为标准。中世纪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从不单对经济问题作抽象论述,而总是和较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的问题联系着一并研讨”1。

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联姻早就凸现于古代思想家领域。然而我们要看到,这样的联系是建立在经济学不成熟的基础上,而且以经济学从属于伦理学或神学为前提的。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学者不认为古希腊和中世纪有经济学——至少不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而只能说存在经济思想。

经济学被视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一直发展到古典经济学,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规律才成为独立的经济研究对象。不过,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方面试图摆脱伦理、宗教和习俗的干扰,以此为经济学谋得独立合法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论证的科学;另一方面,许多古典经济学家仍然不自觉地坚持着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联系,在他们那里,古典经济学并不那么纯粹,而是长期以来与政策、国家事务等牵扯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天然”关系。

然而,随着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最大化行为一起构成20世纪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道德之维逐步被淹没在经济学专业化、科学化、数学化和技术化之潮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力图使经济学从与伦理学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剥离出来。就像罗宾斯说的:“我们的方法论原则并不禁止经济学家有其他兴趣!我们只是主张经济学和伦理学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求助于一方来加强另一方的结论是于事无补的。”2

摒弃浓厚的伦理色彩和道德意味,巩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有效性,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的主流经济学,以其分析的科学严谨性和精确性,博得了社会科学“女王”的称号。遵循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经济学家,把价值判断和道德因素排除在经济理论的视线之外,只局限于对经济现象进行纯客观的描述。如果现在还有哪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谈论道德问题,就被视为有点“不务正业”了。于是,在趋向纯科学的目标的进程中,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数学和逻辑的游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之维的关注。

可是,经济学公理反映的是种种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关系。当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并认真思索这些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进入经济学的哲学和伦理思考;也只有当经济学家进行这样的思考时,经济学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作为研究人的社会科学的目标。面对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一些经济学家在逻辑运算和实证分析的同时发现,还必须进行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他们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关注。阿马蒂亚·森无疑是这个方向的杰出代表。诚如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辞所言,森之所以获奖,不仅仅出于其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领域中富有创建性的研究,“而且,通过把经济学方法和哲学思维结合起来,森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上恢复了伦理的维度”3。森批判性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分裂式地处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偏离,也是对经济学性质的误解。他试图证明,经济学应该没有成见地回过头去,寻找当代经济理论之根,去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遗忘的传统,这对今天有着莫大的助益。他提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这里的“重建”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经济学的性质及其和伦理学之间的真正关系。

二、经济学的宽泛理解

现代主流经济学沉醉于数学构架的公理、参数和函数关系之中,用简单的原理、精确的公式、清晰的推理概括经济学,进行精巧的形式分析。这确实给经济学带来了许多丰富的成果。然而森认为,如果把这样的研究极端化,以为经济学只是工具和实证的学科,那就是非常狭隘地看待经济学的性质,失去了对其应有的“社会层面”和“人的层面”的关注。按照森的观点,经济过程涉及复杂的人类行为,涵盖人的生活、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正是人的问题往往容易被疏远伦理学的现代经济学所忽视,导致以模式化方式处理人类行为,失去了对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对影响人类行为的许多复杂要素的重视。

森认为,经济学家研究的主体不应该从只追逐财富一种动机的“经济人”开始,而应该从具有多种动机驱使的现实的人开始。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不应该局限于商品世界,因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当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而且复杂的考虑,如果这种考虑不引入一切事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这些生活的运行就得不到真正的理解。”4显然,不同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域,森试图重建的经济学“其分析范围囊括了作为社会中自由和自主主体的人的发展的众多方面,因此也可被称之为人的发展的人文科学。”5

进一步说,要想注意经济学的“人的方面”,就必须把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放入社会大框架内加以研究。森认为:“经济学关涉更好地去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经济世界、社会世界,一定程度上还有伦理世界。经济学是试图更好把握影响我们生活事件的一门学科”6。要研究人的活动和行为,就不能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在分离的环境中考察每个人,而必须把个人置入丰富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描述:“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往往过分关注非常狭隘的东西,忽略了广大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领域,忽略了哲学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经常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关注它们是我们传统的部分。终究,现代经济学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为亚当·斯密建立,而后者以非常宽泛的视角看待经济学。”7

确实,森的看法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对以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继承。正是在这种经济学传统中,一直有着对人类福利和社会评价的关切。虽然古典经济学长期被看成是研究财富的,可古典经济学家却在宽广的社会层面来研究经济事务。比方说在森看来,古典经济学家共同的话题——劳动价值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相对价格的预测,应该更加充分地把它们看成是描述、解释和理解社会性质的方式,其中包含着评价社会实现了什么的规范内容。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了财富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关系,因而财富只有在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之内才能被理解。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对不同领域的问题都兴趣极浓。斯密除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外,还研究了道德哲学,并关心历史、政治和许多其他事物如营养学。他一直都在广义上理解着经济学,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的、道德的科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既是一名经学家又是一名政治哲学家,他所研究的主题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自由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该如何起作用等等。森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类探求看成是经济学绝对合法的部分,“只是到了近些年来,这类研究活动才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经济学才被理解为就是经济学”8。

基于上述认识,森强调经济学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认为经济学“最终进行的工作,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学”②。既然经济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相互依从,那么经济学除非与其他社会科学各领域紧密结合,否则就难以展开研究,所以森希望把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甚至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整合在一起。需要肯定每一个学科研究都有着自身严格的范围,但同时从其他学科那儿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森认为,“尽力理解不同学科中发生的事情,并且不失去……自己学科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对于我们尽力理解世界的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9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互动性

长期以来,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存在着两种较为流行的看法。第一种就是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毫无关涉。第二种来自伦理学界,强调经济学必须与伦理学结合,却忽略了伦理学吸收经济学成果的必要性。森深入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经济学的两个不同根源:与伦理学相关的方法和工程学方法,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互动性。

森首先把经济学的根源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亚氏那里经济学联系着伦理学,后者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回避的任务。他至少从三个方面提供了启示:第一,从学科上看,存在着“与伦理相关的经济学”,表面上经济学研究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但在更深层意义上,“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它物为目的”10。第二,从人类行为动机上看,存在着“与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即经济学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三,从社会成就判断上看,社会成就与实现“人的善本身”这个目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存在着“与伦理相关的成就观”。

经济学的另一个根源与“工程学”方法相关,其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等类问题”11。该方法把人类目标设定为既定的,把人类行为动机假设为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而主要任务只是研究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起因于解决复杂经济关系的技术性要求,肇始于17世纪配第的“政治算术”。该方法与现代经济学一样,抛弃了对人类道德情操的考虑,没有从任何更深层意义上去关注伦理因素的意义。

两个根源或者两种方法代表了两条思路。在现代经济学家那里,似乎“工程学方法”更科学,因为它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愿望;而在道德哲学研究者看来,“伦理相关方法”似乎更加全面,伦理学包含了经济学,乃至高于经济学。森认为这两种主张都不正确。他以一种平衡的思路为出发点,强调经济学的伦理根源和工程学根源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首先,伦理学提出的深层问题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其中复杂的伦理因素本身就是一个基本事实。只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维度的重要性被严重淡化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上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能够影响人类行为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这样的隔阂不断加深,使得现代经济学出现了可怕的贫困化现象。只有通过更明显、更多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和评价的伦理考虑,才能使经济学更富有成效。所以,森要求经济学关注导致本学科诞生的广泛人文关怀,而不只是狭隘和机械地看待经济分析。

其次,工程学方法对经济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肯定伦理学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没有作用,恰恰相反,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逻辑问题。森甚至说:“即使是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因此,我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12。其实森的意思是,强调伦理因素不是要一笔抹杀经济学已经获得的成就或正在进行的研究,确切地说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通过更加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因素,才能使经济学思考变得更富有说服力。

根据森的观点,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能既有益于经济学,更有益于伦理学。经济学疏远伦理学导致的问题,并不是单靠伦理学就能解决的。事实上,“在伦理学内部存在着与所谓经济学的‘工程学’方面的相似体,这一相似体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虽然不像‘工程学’方面那样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也是非常重要的。”②既然许多伦理问题也涉及了经济关系,相应地就要求运用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具体来说,经济学在处理相互依赖性问题中所使用的方法,有助于解决甚至不包括经济因素的复杂伦理问题。如传统伦理学只重视内在价值的考虑,忽视了内在价值的外在工具作用,而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对相互依赖性关系的工具分析和结果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在这方面,伦理学完全可以从经济学所使用的推理方法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借助了经济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程序,才使得一些伦理学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③

回顾经济学的历史,在许多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两个根源,只是突出的程度不同而已。一些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马克思和埃奇沃思等,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另一些经济学家如配第、魁奈、李嘉图、瓦尔拉斯等,则较为重视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但是,“无论哪一类经济学家都不是绝对的,只是这两种方法如何在经济学中进行平衡的问题。实际上,坚持伦理学方法的许多代表人物,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在坚持伦理推理的同时,都还在密切地关注着工程学方面的问题”④。

由森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迪:研究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学者应该对这两种方法都给予应有的重视。无论从哪个方向疏远经济学或伦理学,所造成的损失必然具有两重性:失去伦理相关性,经济学是狭隘的;可光有道德是不够的,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详细地检查和科学地探求,仅凭良知并不能使我们获得问题的真正解决。从这个角度而言,森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伦理学和经济学,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排斥道德考虑的狭隘性,也不同于一些道德学家藐视经济行为对道德的“腐蚀”。这并不是“折中”,而是在多元化之中深思熟虑的“平衡”。这种创新不仅仅是恢复了经济学曾经拥有的道德考虑,而且展现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新的互补与互动。实质上,森在这里建设了一种“双方的获益”。

四、走向“主流”

有学者说,森只是强调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却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来说明怎样连接经济学和伦理学。有些人则说,森的思想虽然有新意,但永远无法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事实并不如此。且不说森获得了体现经济学“主流”的诺贝尔奖,而且他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森批评主流经济学,并非要否定主流经济学,而是要改造主流经济学,要使关心人和考虑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成为真正的主流。他想要让主流经济学多注意些问题,“不要只是假定它们不存在,或是用一种最终会失去这些问题的基本本质的程式化方式来处理它们。”13而且,森广泛地从哲学和经济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使其重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联系更具有效力,为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的工具和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森对发展、对贫困与饥荒的分析,可见一斑。

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把发展问题看成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还形成了以此为主题的发展经济学。在传统的“财富发展观”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把持了发展指标的“宝座”。与此种狭隘发展观形成鲜明对照,森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自由发展观”:人类的能力的扩展是发展的核心方面,“发展可以被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4这样一种发展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深刻改变了人们关于发展的思维定式,影响了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发展路径。“自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诞生至今,阿马蒂亚·森在形成‘人类发展’概念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构成了发展分析路径的核心原则,他对人类发展报告的影响是巨大的。”15人类发展方法的视角要求超越把人仅仅看成手段和只是关注经济指标的狭隘视角,走向“人”的发展状况和生活状况的考察,进而把个人看成参与变化的能动主体,而不是利益分配的被动接受者。

贫困与饥荒是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但传统经济学的贫困观与饥荒观对贫困性质和饥荒的成因都作了狭窄的解释,把贫困视为收入的缺乏,其消除贫困的政策也就是采取各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森不否认收入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巨大的影响,然而收入低下充其量不过是解释贫困的一种因素或者说比较重要的因素。森建议必须从能力被剥夺的角度解释贫困:贫困者就是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人,贫困生活是一种没有自由去从事一个人有理由选择的重要活动的生活。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饥荒观把饥荒归咎于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供给不足,或者粮食供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而按森的分析,这种饥荒观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饥荒会发生在粮食产量没有下降,甚至上升的时候?为什么在饥荒中一些人丧失生命或啼饥号寒,另一些人却安然无恙或脑满肠肥?森从宽泛的经济学立场出发,提出了独特的“权利方法”加以解释。该方法“普遍关注的是通过社会现有的合法手段支配食物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生产机会、交易机会、国家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食物的方法。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16。依据权利方法,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的物品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关系。这不纯粹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权利,可以说就是个人通过合法手段所能具有的“获得的机会”。由此而言,饥荒的背后存在着更复杂的原因,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食物的供给和需求这个简单分析工具所能解释清楚,其研究必然要求引入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分析。

显而易见,森的这些独到的分析,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于狭隘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而是他密切结合经济学和伦理学思路的体现。这种思路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分析,而且日益成为这些领域富有启发的分析工具,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主导思想。这不仅意味着在许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经济方法与哲学和伦理思考的结合成为必要,而且在经济伦理研究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关系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们来说,森的思想可谓是一个“宝库”。

森的学说昭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重建并没有要求经济学成为伦理学,或者伦理学变成经济学,这是荒唐而不切实际的想法。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重建,也不是要求经济学家回到那种经济学最初的理论状态中,那是一种浪漫而幼稚的理解和认识。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只不过显现了一条学术发展的规律:任何学科要取得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吸收外来的有益养分;任何学科想要不断深入,就必须深深扎根于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不仅必须互相认真关注对方的研究领域,而且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来源：学术月刊.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