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通说认为，物权法定(Numerus Clausus)指物权类型和内容是限定的、封闭的，与合同法上的种类开放相对。
尽管如此，我国学理上对物权法定的研究也形成了最低程度的共识：物权法定有必要，但严守物权法定有损私法的自治性。
问题在于，现有研究多着力于解构物权法定中的“法定”因素，未能真正地缓和物权封闭和债权开放(私法自治)之间的冲突。物权法定缓和的实质在于平衡物权法定的强制性与私法自治的自由性。而物上之债作为物债二元区分体系的中间性制度规范，兼顾物权法的严格性和债法的自治性，具有天然的理论优势。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物上之债的角度提供一种缓和物权法定的新方案。本文拟从物权法定既有缓和方案的不足、物上之债可为缓和物权法定的新方案、物权法定缓和方案的具体路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解构“法定”无法缓和物权法定的适用
物权法定一直是物权法领域富有争议并备受批评的原则，既因其在立法层面的重要性，也因其在适用层面的僵化性。就此，学理上试图从历史、经济、比较法以及社会发展等多个角度提出缓和物权法定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案。
(一)既有缓和方案对“法定”的解构及其辩驳
目前而言，关于物权法定的缓和方案，主要围绕“法定”这一因素而展开，根据对“法定”的解构程度不同，可分为完全缓和说和部分缓和说。主张完全缓和说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法律安排或者授权当事人自由登记债权或者设置无名物权的方式开放物权的类型。
与完全缓和说不同，部分缓和说并无意于开放物权类型，而是试图借助一定的媒介或者方式将新型物权纳入物权法定的“法”的范围。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部分缓和说又可以分为：立法缓和说、解释缓和说、司法缓和说以及综合缓和说。基于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立法缓和说不甚可行。我国法律渊源体系中并不包括判例法，司法缓和说依靠法院确定可以登记物权的范围也不可取。综合缓和说过分授权于行政机关，政出多门，容易滋生腐败。较为可行的是解释缓和说，但其一，关于“法”的范围存在较大的争议且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二，现行法律体制中司法解释很难具有创设物权的功能；其三，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10条认可习惯法作为私法的一般法源，但其后第116条明确物权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该条作为特别条款，适用上应优先于一般规定；其四，从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德国等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即便法律上认可习惯法创设物权，但现实中难以确信财产习惯的对世性，也难以形成普遍统一适用的习惯，更难以对其进行公示。诸如最高额抵押权、温泉权、让与担保、营业质权等物权的设立最终还是要诉诸立法的途径。
由此，部分学者的研究重心从外部完全或者部分缓和，转移到从内部扩展物权类型和内容的“法定”范围来进行缓和。其一，通过将地役权设置为兜底条款扩展法定用益物权的类型，从而实现支配利益的多样化和物权法的灵活性；
(二)物权的“法定”是维系物债区分的基本支柱
如上所述，既有方案实则是将法定因素解构为是否法定、法定范围以及法定对象等问题，以实现缓和之目的。而关于物权的“法定”因素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进一步的考察。古罗马时期，物权法定是对物诉讼的法定，以此区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
首先，近代物权立法以物权法定限制当事人之间设立物权的自由，形式上，物权的“法定”表现为法律接受的例外概念。“除非民法体系接受，否则某一权利通常被假定为债权。”
其次，物权法定与物债二元区分结构不可分离。无论是古罗马时期对物诉讼法定还是现代意义上物权法定，其产生、形成与发展都与物权债权的区分紧密交织。反过来，物债区分结构又帮助物权法构建起了相对独立的物权体系。历经两百余年的立法确认，实证法中已经形成了数量限定化和内容标准化的物权类型和体系。物权法定也成为了物债区分结构的基本支撑，“各类物权本身(诸如建筑物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等等)也可以理解为物权法定的产物”。
最后，物权“法定”所支撑的物债区分，已然刻入潘德克吞式的私法制度和私法体系中。其一，作为民法典总则的核心制度，民事法律行为系抽象物权和债权的结果，无区分则无总则；其二，民法典各分编的设置逻辑是财产编和身份编，而财产法正是由物权编和债权编构成的，无区分则难分编；其三，民法典责任制度是对侵权责任(侵害物权和其他绝对权)和合同责任(侵害相对权)的区分和统合。很大程度上，总则分则的法典结构以及权利责任的体系安排取决于立法上区分物权和债权。
(三)“法定”的物权有悖私法自治的价值理念
这样一来，物权“法定”必然是无法被解构的。但“法定”同时又意味着法律规定了标准化内容的物权类型，与之而来的是，“物权法定原则大部分情况下会限制当事人的自治”。
逻辑上，物权法是私法的组成部分，理应贯彻私法自治的理念。所有权自由(处分)、物权法任意性规范、地役权和非典型担保制度安排等方面，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但物权法定与之不同，其被创设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强制性类型以及标准化内容束缚物权法的这种自治性。具体而言：其一，所有权(物权)的内容包括积极层面的自由，即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以及消极层面的自由，即其他主体不得妨碍和侵害。前者表现为物权人对特定物的控制力，后者表现为物权人对第三人自由的约束力。此时所有权自由更多是一种权力而非当事人自治。其二，物权法不乏任意性规范，诸如按约定交付动产、按约定分摊建筑物费用等，无疑属当事人自治的范畴。而物权法定强行限制当事人享有、行使法定类型和法定内容的物权的自由，本身就是强制性规范。其三，地役权是按照约定利用他人不动产的一类物权，但这样的创设的基础正是因为法律规定了地役权类型和基本内容，所不同的仅在于利用用途的自由约定。
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一样，均在“法定”层面限制私法自治。
“法定”的物权正是通过限制私法主体自治的方式，来保证物权法规范适用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债权，私法主体尚可自治地协商约定设立。但设立物权时，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由此，物权法定能够使第三人合理地预见和识别限定数量的物权类型以及标准化的物权内容，减少与物权人之间的纠纷。尤其是，在特定物的转让中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免于不必要的负担，从而促进交易的效率。
综上所述，一方面，维持物权类型和内容的法定因素必不可少。“法定”的强制类型和标准内容对物权体系、物债区分结构乃至私法体系都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定”必然会限制私法主体的意思自治。盖围绕“法定”展开的缓和方案，最终都胶着在法定与自治的矛盾上，即完全法定则排除自治、部分法定(部分自治)则造成适用混乱以及不法定则违反区分体系，难有所建树。
三、重构“物权”作为缓和物权法定的新思路
不同于“法定”与“自治”的对立，物权法定的“物权”与债权自治的“债权”,在发生、存续、特性以及适用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债权物权化现象和大量新型物权或者准物权的产生，越发表明物权已经超出了以归属为中心的绝对权和支配权之含义。
(一)物权法定所表征的形式控制及矛盾根源
从我国《民法典》第116条的规范意旨来看，物权法定的本质表现为必须由立法机关确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债权则可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发生、变更、转让和消灭。物权法领域“清楚界定的必要性，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中，作出类型化的强制规定”。
而立法机关对物权法定，是通过形式控制的方式实施的。所谓形式控制，是指遵照法律既定类别和内容的标准化形式，排除法律文本之外的其他变量。但立法机关的形式控制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立法上的形式表达又具有局限性，因此，立法上所确立的物权法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僵化。
具体而言，其一，结构层面，意味着形成物权法的体系强制。立法者通过确认和规定一系列类型化的物权以及一连串标准化的特征构建物权法体系。例如，我国《民法典》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类型的物权，而根据特征的不同又可以归纳为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三类基本物权。为保持物权法体系的连贯性和统一性，现实发生的物权须符合体系内已有物权类型的标准性特征，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这种形式要求既是形成物权法体系的中心概念，又会产生结构方面的强制性。就此，形式限制也是物权法的体系性强制。
其二，适用方面，要求法院与立法现状保持一致。形式限制要求法院按照既有的物权类型和内容标准适用法律规范，隐含着立法机关对法院自由裁判权的限制。法院在物权法领域采取保守和封闭的态度。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前，我国司法实践坚持以物权法定原则否认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111号明确指出：“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该约定因构成让与担保而不能发生物权效力”。
其三，内容方面，禁止法院和当事人创造新型物权。法院遵守物权法定形式限制的消极结果，即禁止创造新型物权。逻辑上，既然法院和当事人无法确定标准化的物权制度，因此也不能排除既有形式并创设新型物权。而通过“法律规定各种类型的物权以及禁止法院认可新型物权，形式限制实现物权数量增长和过度僵化的平衡。”
(二)“物权”是缓和形式控制僵化的实质内容
由上可知，物权法定原则下实现私法自治的关键还在于立法者需要尊重并采纳当事人创设、变更物权关系的意志。如此一来，缓解形式控制僵化的任务，便落在由立法机关确定有自治内容的物权类型和内容上。也正是通过立法者对物权内容的实质性规定，形式控制的局限性得以突破。换言之，物权法定中“物权”的实质内容能够缓和“法定”的形式控制所带来的弊端。
具体而言，以“物权”因素缓和“法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可行性：其一，理论上，物权债权化使得物权概念蕴含着自治的可能性。近代以降，伴随着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的现象，产生了大量新型物权和准物权。典型的如，采矿权、探矿权、渔业权等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不动产租赁权与用益物权具有相同的内部结构，而买卖不破租赁又赋予其排他效力，因此是一种类似“物权”的权利。“租赁权与用益物权都是使用他人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
不仅如此，立法机关的形式限制并不意味着物权类型和内容是静止不变的，物权法定也因此包含了可能的自治空间。物权法定的字面意思是物权数量是限定的，但同时预设了一个前提：除非立法机关，其它主体不得增加或者减少物权的数量，也不得改变物权的内容。也就是说，物权法定是排除当事人和法院的自治，并不限制立法机关的意志。相反，从历史发展来看，立法机关在不断地增加、删除和修改物权法定的内涵和外延以适用社会需求。包括：第一，物权类型的动态化发展。如《民法典》新增居住权作为一类物权。第二，强制性内容的动态化发展。某物权的内在含义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如《民法典》第339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创设土地经营权的方式向他人流转，相较《物权法》的规定，该权利的权能内容发生了变化。《民法典》第340条更是明确赋权土地经营权人可通过合同约定，实现自主经营收益。
其二，结构上，物权体系二元化要求物权概念包含自治性的债务规范。基于物尽其用的理念，现代物权法试图构建物之归属和物之利用二元的物权体系。而德国立法者早就认识到所有人与用益权人之间存在法定债务关系，并在民法典物权编规定了维持义务、承担负担义务、用益权终止、使用租赁关系等法定类型的债务，以实现物之利用。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一系列判例指出共有人之间就维护共有物所为的必要给付或修复费用，对所有共有人(包括继受人)产生效力。
其三，适用上，司法裁判应当尊重物权概念所体现的自治性内容。实践中，遵循物权法定，法院通常不允许当事人排除或者变更适用形成物权关系的规范。如有违反则不发生物权效力。例如，魏某与广西某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共有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包含共有权确认以及共有物分割的内容，属于共有纠纷，由此排除当事人自治协商的可能性，并直接适用物权法中关于共有物分割的规定。“青秀路项目所得的补偿权利系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性质”,同时“青秀路项目已以土地使用权实物形式补偿到位”,“魏某理应有权对属于其份额的青秀路项目补偿用地部分主张权利”。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物权关系规范都属于强制性规范。与物的利用相关的法定债务规范即为任意性规范。就该部分规范而言，当事人可以另行约定或者变更适用。后二审法院就指出原审法院直接适用物权法规定，属于法律适用的错误。
(三)重构“物权”能够实现物权法定的自治方面
准以此言，通过重构“物权”可使得“法定”的物权具备自治性规范、自治性结构以及自治性内容。论者或谓，现行立法普遍将物权界定为排他性的权利，几乎排除了当事人自治的可能。如德国民法典将物权定义为物的所有权人可以随意处分其物，并排除任何干涉的权利。我国民法典亦然。可以说，“排他性的权利(right to exclude)是充分且必要的物权概念”,“排他性(exclusivity)也被视为物权最基础的特征”。
事实上，关于排他性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目前主要观点有：其一，唯一与不可分的排他。以布莱克斯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排他性是物权的核心要素，“物权即是主体享有的唯一的、支配性的权利并且能够完全排除外界其他主体”。
总体而论，第二种解释更为可取。物权即为物权人与第三人的排他关系(绝对权),从正面角度则是物权人与特定物的排他关系(支配权或归属权)。前者由于第三人的不特定性极大程度地淡化了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更多地体现为管控而非自治。
可见，重构“物权”以缓和物权法定的关键还在于重构排他性的特征。事实上，基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物尽其用的社会需求，立法者已经意识到特定物在公共使用和社会使用等方面的价值，即物权人在享有物权的同时，还需负担他人合理使用的义务。例如，瑞士物权法确定的普遍通行权，即允许任何主体通行或者短暂使用他人的土地。
对此，尽管我国部分学者提出基于电子登记的普遍化，可用公示制度取代物权法定实现物权领域强制和自治的平衡。
其实，排他性的物权是对外支配特定物并排除侵害而言的，在此基础上安排主体之间利用秩序则是对内使用特定物而言的。可见，排他性的物权定义忽略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例如，用益物权人与所有人之间就特定物的利用形成的关系。
基于此，美国法学家詹姆斯进一步发展了排他性的含义，提出物权的排他性是相互的排他性(mutual exclusivity),即“某一物权体系不允许出现具有相互排斥内容的多个物权”。
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其一，在维系排他性的基础上，物权的权利束中其他权利，如使用权、收益权可分配给不同的主体，此时可存在多个排他性的物权；其二，多个物权的内容不能有冲突，如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所有权；其三，其他主体不存在相同内容的物权主张，既要排除第三人的侵害，也要排除其他物权人的权利，由此需要主体之间相互协作完成排他性的分配。例如，某一土地上同时存在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抵押权。这三个权利都是排他性的物权，可排除第三人的侵害。但同时也是相互排他性的物权，其中建设用地使用权得排除所有者占有、使用的权利，抵押权得排除所有者的处分权。因此，多个物权必然还涉及到主体之间相互协商合作的关系。此种关系在我国民法典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典型的如，《民法典》第346条关于土地用途、节约资源等规定，是《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公法对物权人提出的负担规划、管制等方面义务的要求。该情形下，土地所有权人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划、批准、登记等规定相互予以配合，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再例如，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也涉及到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即需由宅基地使用权人向村集体提出，再由村集体公示后向相关机构报送。
继而，詹姆斯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正当性的论证。其一，解释层面，相互排他性对成文法中的所有权、地役权、担保物权等物权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其二，实证法层面，相互排他性能够有效地区分物权和其他权利。如多个债权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其三，实践层面，相互排他性有利于法院确定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诉讼范围。
以此立基，重构的物权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排他性的物权以及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的关系(以下简称“合作关系”)。如此，物权不仅坚持了排他性的基本内核，而且还包含了具有债务属性的合作关系，体现出物权的自治性方面。遗憾的是，理论上，大部分学者仍然将《民法典》第114条的物权界定为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排他的权利，并在内容上较大程度地排除了物权人之间就特定物的利用形成的合作关系，由此物权体系缺失物之利用关系的支撑，也缺乏相应的自治性。
四、以物上之债作为缓和物权法定的具体方案
上述梳理表明，合作义务或者债务规范可重构“物权”而缓和物权法定。就本文主题而言，物上之债即是表达这样的义务或者规范的法律制度。其所预设的是，一种已经“隐含”在物权法和物权法体系之中的必要性规范，其他的内容则可以交由当事人协商确定。
(一)物上之债是兼顾债权自治与物权 53 法定的制度规范
物上之债是对“物权”因素中的合作关系这一方面的制度化表达。其理念最早见于法国法，被限定为法律规定的必要性规范。《法国民法典》中的使用权、抵押权、役权以及担保法律关系中都存在具体的规范形态。例如，《法国民法典》第647条规定役权主体修筑围墙的义务。后经德国法采纳，并在瑞士法中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此时，所谓的合作关系被进一步界定为附属于特定物上的物权人之间的合作给付义务，具备附属性、积极性和法定性的基本特征。
其一，合作关系是附属性的。该义务不仅与物相关并依附于特定物和物权之上，而且因特定物的转移而转移、抛弃而消灭，由此还具有对抗继受的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典型的如，共有关系中合作管理共有物的义务附属于共有物和共同所有权，随着共有物或者共有份额转移，该管理义务也转移给权利继受人。
其二，合作关系是积极性的。该义务不同于绝对权所对应的消极性和容忍性义务，也不同于役权关系所对应的消极性负担，超出了传统物权逻辑推演的当然之意。对于物权关系而言，一方物权人对另一方物权人的给付义务也是实现物之利用的关键性和最为主要的内容。
其三，合作关系是法定性的。这种关系受到立法机关的控制，应当由法律规定，由此具有法定性。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债务都是合作关系。例如，租赁合同的当事人约定给付租金或者维护房屋的义务不具有附属性，是独立的债权而非物权的合作关系。就此物上之债的术语：一是，“物权”因素中合作关系的表达；二是，符合附属性、积极性和法定性特征的债务规范。
要言之，物上之债是一种具备物权特征和性质的债务规范。一方面，物上之债本质上是一种法定的给付债务。首先，物上之债作为具有给付内容的债务，区别于排他性的物权。这种债务旨在为一定积极性的给付，不同于排他性物权在消极层面上所对应的不作为和容忍义务。其次，物上之债属于法定的债务规范，区别于意定的合同之债。该债务是为达成一定目的而由立法机关明确规定的，是法律拟制的一种法定合同或事实合同。再者，物上之债是一种非典型之债，区别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典型的法定之债。但基于债务的产生和内容而言，非典型债务也没有脱离债权法的范畴，仍可适用债权法的一般性规则。故物上之债可为当事人另行约定或变更，具有任意性规范的属性，体现出私法自治的品性。
另一方面，物上之债具备排他性物权的多个特性。其一，主体的同一性。如，共有人既为共同所有关系的法律主体，也为合作管理关系(物上之债)的主体。其二，特定物的指向性。排他性的物权是对特定物享有排他的支配权，而物上之债最终也指向该物权支配的特定物。其三，对第三人的约束性。涉及物权流转的情形下，物上之债会附随于物权的转移而转移，并会约束任何成为物权人的第三人。但实际上，这些特质取决于物上之债对排他性物权的附属性，与法定的债务属性并不违和。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法定性意味着物上之债规范能够强制适用。而这种强制是接受以给付为内容的法定债务，与相互一致的合意并不冲突。“通过强制订约所能够请求的不外乎是一方当事人在通常交易中能获得的。”
由此，物上之债的双重属性提供了一种介于排他性的物权与相对性的债权中间的规范，兼顾了物权的法定性和债权的自治性。
其一，物权关系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所有限定物权都具有自治和排他功能”,“所有权人将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转让给限定物权人，从而形成所有权人—限定物权人的内部关系”。
其二，对外而言，物上之债界定了物权与债权的法定区分。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等现象对物债区分的混淆，是因为两者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同质化。如买卖不破租赁或者分管契约依法或者依登记而被赋予一定的对抗效力；让与担保或所有权保留等制度也涉及具有相对性的请求权。
其三，对内而言，物上之债明确了物权与债权的自治联系。同时，物上之债因附属于排他性的物权，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权利整体。物权也因此在产生、变更、适用和效力等多方面与债权具有联系性。如《日本民法典》第273条明确永佃权人的义务，准用租赁的规定。故而，物上之债作为介于物债二元区分体系的中间性制度，能够提供兼具法定和自治功能的规范。
(二)物上之债的类型化是缓和物权法定的基本路径
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普遍存在具有物上之债含义的立法规范。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19条规定共有人协助设置界标以及分担相应费用的债务。可以说，物上之债是实证法的必要性规范。但非所有的物上之债规范都属于立法必须要规定的。以按份共有为例，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典即规定管理关系乃维系共有物管理安定、增进物尽其用公益之必要，才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而超出必要范围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定的使用和管理关系仅具有债权效力，
物上之债作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抽象概念，可通过逻辑涵射的方式，实现对具体生活现象的规范功能。但基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抽象意义上的物上之债无法完全地对应具体情形。以拉伦茨教授为代表的评价法学派和利益法学派，就提出单纯的抽象涵射无法概括所有的法定构成要件，“很多情况下，‘类型’也能被应用于描绘案件事实的特征”。
“以共同特征为基础向上构建外，也可以其差异特征为基础加以类型化，向下构建。”
第一，主要的物上之债，与物权人利用特定物的权能分配直接相关的债务。该类物上之债作为与物权效力、物权人享有物权的状态以及特定物的利用直接相关的债务规范，显示出其与物权和特定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其不仅构成物权法主要的义务性规则，更是物权法设置物权类型和内容要考虑的基础性规则。特征如下：其一，直接性，即债务规范直接影响物权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效力状态以及所有权人和他物权人对特定物的利用；其二，分配性，即债务规范是物权人利用特定物的基本分配规则；其三，对等性，即债务规范与所对应物权的比重是相当的。
第二，必要的物上之债，对物权人利用特定物而言必不可少的债务。该类物上之债是物权人管理特定物、发挥特定物的功用以及合理预期幅度内所必须的债务规范。所谓必要性指：其一，管理特定物而必须选择的。涉及多个物权人利用特定物的关系本身，已经蕴含了拟制主体之间达成管理该物的协议。其二，发挥特定物功用所必然涉及的。从功利主义出发，特定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与其所处的状态和功能密不可分，受到损害或不好状态都会导致出现不效率或利用不能的情形。基于此，法律为发挥特定物应有的价值和效用也必然会规定相应的债务规范。其三，可合理预期必需行为的。基于理性人的假定，主体被预期做出保持双方当事人处于良好有序关系的行为，而应负担的债务。
第三，辅助的物上之债，在利用特定物过程中或结束后物权人协助另一方为一定事实行为的债务。尽管该类债务不是利用特定物所必要的，但能使得物的利用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也是物权立法中一类重要的物上之债。特征如下：其一，间接性，即与特定物的利用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内容上，辅助型的债务与主体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其二，事实性，即物权人所为的债务是一定的事实行为。无论是协助义务或拾得人、质权人或用益物权人的通知义务以及返还财产的义务，亦或是移除义务和登记注册等义务，都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是事实行为。其三，协助性，即出于协助另一方当事人利用特定物而为的债务。其四，单方性，即对方当事人不存在对应的义务。一方当事人为警告、通知、协助或其他辅助义务，对方当事人无需支付对价或负担对等的债务。
去芜存菁，物上之债的类型化通过联合此类规范的共同特征和差异特征，达到了缓和物权法定的效果。具体而言：其一，物上之债类型化为确定物权立法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判断依据。物上之债这一类型旨在配置义务而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如按比例或按顺序分配、返还不当得利、法定补偿等，都遵循了利益平衡的价值理念。而损害赔偿是事后的恢复机制，与事先的利益配置规则并不相同。物权法中容忍和不作为的义务类型则是对客观原理和自然现象的尊重，不存在平衡利益而为补偿的问题。
其二，物上之债类型化为确定一般性立法规则提供了归纳基础。物权利用关系的司法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债务规范，而物权制度又缺失相应的调整规范。该内在的矛盾推动归纳具有共同特征的物上之债类型的必要性。而类型化的归纳则成为了连接个别裁判中的价值判断与基本价值理念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
其三，物上之债类型化为确定具体性立法规则提供了细化标准。类型化还意味着以事物内容特征的差异为标准，呈现具体化程度不同的规范，以体现个体裁判中的差异性。可以说，类型的具体化是利用差异特征并解析认识事物的具体内容，既可使之接近实际生活，也能避免流失法律的价值理念。
(三)体系化视角下物权法定的缓和——以物上之债为具体方案
进一步讲，类型化的物上之债可以连接抽象性物权概念与具体性物权规则，也因此构成了物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体系化的视角，总体而言，物上之债已蕴含在物尽其用的立法理念以及相关的立法规则(包括物权编之外的其他法律)之中，从而可发挥缓和物权法定之作用。相较《物权法》而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较大程度体现出了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如赋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决定以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经营权，并删除了耕地不得抵押的规定。如降低了建筑物区分管理权的表决比例并增设自主使用维修资金的紧急情形。再例如，《民法典》第366条明确居住权人可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尽管既有物权类型的内容仍然是从权利的视角确定物权人不受他人干预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特定物的排他权，但引致性条款，如《民法典》第343条、第361条、第363条等，以及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之中，如《民法典》第243条、第298条、第332条等，也不乏物上之债的规定。例如《民法典》物权编在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中规定了业主之间共同管理、分摊费用的债务，同于关于业主之间通过管理规约使用物业管理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受业主委托)维修、养护等债务规范可见于合同编的物业服务合同章节以及《物业管理条例》之中。
司法实践中，也在“不自觉地”适用物上之债对物权法定进行缓和。如在物业合同未约定缴费维护费的情况下，法院通常认为业主应当交纳电梯运行、楼房修理等维护费。此类债务不仅拓展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而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实现自治。
立足于既有法律规定，物上之债还有助于一般意义上的物权或特别类型的物权结合具体情形，作出扩充解释或者限缩解释。例如，《民法典》第114条明确物权是权利主体依法对特定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但同时，民法典物权编第205条明确物权关系包括“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可见，物权立法上认可利用关系是物权法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土地管理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定利用关系所附的债务内容。例如，涉及有偿收回土地的，土地所有人负有在收回土地使用权时补偿并通知使用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债务；涉及闲置土地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人则负有缴纳闲置土地使用费的债务。该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物权的范围可扩充解释包括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相互之间负有附属物上的积极性的法定债务。依法理，无须特别规定，该物上之债会转移给占有动产或不动产的一般或特定的物权人，但其可通过抛弃特定物而消灭该债务。
纲举目张，也可据此对《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特别类型的物权进行限缩。例如，《民法典》明确指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而《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63条第4款则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照适用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的规定。从功能角度，此处的转介使得土地管理法得以介入民法典，也为公法管控预留了适当的空间，应兼具引致规范、解释规则与概括条款的功能。但类推适用倾向于排除事物本身的差别性，因此，有必要依法律规定的物上之债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予以修正或限制。例如，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年修正)、《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负有参与农村集体决议和共同管理、制作规划申请书、批准申请书等债务。否则，该款的参照适用可能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风险，也错误地“界定”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物权类型和内容。此其二。
最后，隐含在土地管理法等其他法律之中的主要型、必要型和辅助型的物上之债，促进了物权编与合同编、私法与公法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物权法体系进一步保持开放性和自治性。“体系是一种意旨上的关联”,
五、结 语
就本文而言，物权法定及其缓和远不是一个法定什么以及定到哪里的问题。“法定”这一因素既意味着始终受到立法者的控制，即法定对象和法定范围应当由法律规定，也预设了物权人处于一种优势的法律地位，即法律赋予优于其他主体的排他权。早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对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展开了激励的争论。后经四年七审终落定物权平等的核心原则。
所谓的“物权”,一是，需要坚持排他的本质属性，二是，应当具备自治的规范空间。基于此，介于物债中间的物上之债提供了一种理论契合的可能性。也因此，排他性的物权得以重构为相互排他性的物权。而完成该整合后，物权法定即成为了排他性的物权法定以及物上之债的债务法定。前者维系了物债区分的基本结构，后者解释了物债联系的必然发展。该原则本身已经蕴含着私法自治的价值理念和规范空间。
进而，物权法定的缓和简化为了一个如何确定物上之债规范的问题。相较于其他方案所出现的法定排除自治、自治违反法定的悖论，该制度兼具法定和自治的双重属性，其法定能容纳自治、自治又遵循法定，意义在于：第一，内容层面，能够实现物权编与总则编及合同编之间的关联性；第二，结构层面，有助于完善所有和利用二元的现代物权体系，保持物权体系的开放性；第三，制度层面，承继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增加了物权法适用的灵活性。因此，物上之债能从根本上缓和排他性的物权法定所带来的僵化性，为物权法定缓和的最佳方案。
来源：清华法学. 2021,1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