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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倩婷:身体与性别研究:从波伏娃与巴特勒对身体的论述谈起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2-07-14 12:57  点击:5468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有着丰富的论述,这些理论从性与性别的角度刷新了身体研究的版图,然而,很多相关理论并没有译介到中国,或者译介进来以后并没有被激活、运用于分析本土的议题,在理论脉络上也没有获得深入的讨论。本文结合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法语1949,英语译本1972,中文全译本1998)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1990,中文译本2009)、《至关重要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1993),试图由此梳理女性主义对于身体议题的主要关切,并梳理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理论的一些观点。

波伏娃和巴特勒的著作都探讨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同时联系到另一个关键的术语:身体。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与视角,她们对身体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正如莫伊(Toril Moi)所言,波伏娃把女性身体看作是“麻烦的身体”[1](P148-178)(body in trouble),这对后起的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巴特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重新思考性与性别的关系,挑战了波伏娃所开启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把身体放回到性别研究理论之中。如果说波伏娃开拓了性别研究而忽略了身体的议题,那么,巴特勒所做的工作就是反过来,重申身体而质疑性别。巴特勒并非简单地绕过波伏娃来讨论身体问题,相反,她在1986年就撰文探讨了《第二性》的性与性别的区分的问题,此后在《性别麻烦》中又继续探讨了波伏娃的性别理论,并强调身体跟性别一样都是社会文化的结果。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巴特勒更着重讨论了身体的物质性,尤其是与性、性别相关的议题,而“社会性别”的问题则被忽略了。本文将具体分析波伏娃和巴特勒如何在社会性别与身体议题的天平上倾向一方而忽略了另一方,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对这种侧重点的对应。

超越身体:波伏娃对身体的矛盾态度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女人是如何变成他者的”?她分析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她认为,这些理论都没有充分解释妇女为什么会陷入屈从和受压迫的位置,成为他者。透过这些分析,她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她接着论述道:“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够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2](P309)这一论述有两个重要的面向,一方面她否定了“生物事实决定妇女命运”的论断,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运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她强调女人和男人都是社会文化养成的结果,这成为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关键思考起点。(1)

波伏娃认为生物学、解剖学和经济都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或关键因素,是社会和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命运及其存在的意义。她从存在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认为妇女存在的方式是由男人确定的,男人是主体,是定义者,而女人是客体,是依据男人的定义来行动、思考和看待自己。她分析了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男人如何把自我牺牲的女性想象为理想的女性,她继而分析了妻子、母亲、职业妇女、娼妓、自恋者和神秘主义者等当代女性的角色,悲剧在于,这些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都不是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女人被男人建构,被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建构。波伏娃认为,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并没有先定的本质,女人也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和思考而成为主体。

既然生物和解剖学不是命运,那么,波伏娃如何看待身体在女性主体的位置?从一方面看,波伏娃把女性身体看作是社会文化强加、扭曲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化的实体,女性的身体并不必然是代表着要养育、照顾别人,或成为外表美的载体。这就为女性重新定义自我的身体提供了途径。然而,波伏娃没有在改变身体的路径方面走得太远,她的分析逻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妇女日常忙于打扮她们的身体,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精神,因此,妇女要想成为自我,唯一的途径是把自我从身体里解放出来,从事有创造性的或服务社会的工作。波伏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采用了笛卡尔式的身体/思维二分的观念,认为存在着超越身体的纯粹意识,用存在主义的概念来说,是超越(身体的)自在的存在而达至(精神意识的)自为的存在。总言之,《第二性》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身体观,其一是指出妇女身体是建构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其二是认为女性的身体是累赘的,被月经、生育、哺乳等生理现象所制约,是阻碍妇女获得精神超越的实际障碍。关于这一点,麦肯兹(Catriona Mackenzie)也指出,波伏娃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关于女性的身体的话语,其一是建构主义话语,坚持认为妇女的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她以此来描述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的身体经验;这个身体是可以改变的。另一个是压抑的话语,当女性以身体来体验世界时,不可避免是压抑的,这就是女性身体的麻烦。[3]

波伏娃把女性身体看作是麻烦和累赘,这一观点与她所采纳的存在主义理论框架和异化理论密切相关。在存在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身体是一个问题;对于每个自觉主体的自由来说,身体是一个顽固的、无法逃避的客体,它限制主体的自由。如果说异化是女性与男性的共同命运,那么,女性的身体所遭遇的异化更彻底,这是由于女性的身体需要经历月经、怀孕、生育、养育子女等,这些经历不仅会影响女性的情绪,也会给女性带来疾病甚至是生命的危险。相对来说,男性的身体则能够免除这些烦恼。波伏娃进一步论述说,在主体与身体的关系之中,两性是有差异的。在父权制社会里,妇女被贬抑为与身体等同,她就是她的身体。而男人并不限制在身体之中,男人的价值不是与身体密切相关,他的意义超越了身体。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波伏娃也为女性设想了超越身体的图景,她在《第二性》中从不同学科背景对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角色的女性进行了分析,其焦点是分析女性要超越身体、获得存在价值的制约与潜能。

波伏娃在反驳生物学的观点时提出,要把妇女的身体看作一种情境(situation),从人的生存价值的角度去看待身体的体能及生理结构的意义。巴特勒也为《第二性》辩护:“肉身具现理论是波伏娃的分析的中心思想”,然而,巴特勒也承认,波伏娃无法完全把女性的身体从“麻烦的陷阱”里拯救出来:“这个理论因为不加批判地复制了笛卡儿对自由与身体的区分而有所局限。尽管我之前试图做相反的论证,但显然即使在提出要统合这些词语的时候,波伏娃还是维持了精神/身体的二元论。”[4]精神与身体二元论的论述强调精神对身体的征服与超越,从这个脉络来分析,女性不可能为她的身体的体验感到骄傲,也不可能通过身体来思考。

《第二性》分析了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身体经验,并特别分析了生育的身体和欲望的身体。相对而言,波伏娃对生育的身体更加厌恶,她描述怀孕的女性:“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嘲笑,因为她虽然也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2](P562)这些描述与很多女性怀孕、做母亲的经验相去甚远,很多学者批评了波伏娃这种厌弃女性身体的观点。如埃尔西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批评波伏娃把所有的身体、尤其是妇女的身体表现为负面的东西:身体是不祥的、无足轻重的、肮脏的、可耻的、负重的、天生的异化之物。对妇女身体的贬损出自对男性精神的拔高,谴责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这与赞美男人对文化的建构形成对比。[5]相对而言,波伏娃对女性欲望的身体抱有较肯定的态度。她认为,在没有压迫的情境下,性爱的交往能够让女性获得深刻的交往体验,让身体获得满足与力量。然而,正如莫伊所分析的,波伏娃虽然展望一种可以让女性获得满足的、健康的性体验,但是,她依然认为,女性身体是令人反感的,“女人总是比男人更难同时拥有性存在和自由主体的体验,女人总是要面对其解剖学的现实。”[1](P172)

总体而言,波伏娃对女性的身体还是抱持怀疑、厌恶的态度,她认为女性要超越身体,而不是像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西苏(Helene Cixous)那样欢庆女性身体的独特韵律、节奏、活力与愉悦。虽然如此,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以宽广的视野和睿智的分析批评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负面想象和文化建构,她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建构成为第二浪潮女性主义强有力的概念和实践工具。

身体与性别操演:巴特勒对身体及其物质性的论述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挑战了女性主义理论关于妇女主体与社会性别的概念。如果说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是不同的,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那么,巴特勒挑战了这种区分,并指出,生理性别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我们将看到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4]区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结果是,生理性别被看作是天生的、固定的、不受语言与文化影响的,是一张白纸,任由文化在其上建构社会性别,其结果是把身体看作是生物现象而把它自然化了。在这个论辩过程中,巴特勒把身体放在性别研究的中心位置,建立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身体的三维分析框架。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反复回到波伏娃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论述,透过辨析身体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巴特勒指出,波伏娃的社会性别理论假设了身体是天生固定的,而社会性别是可以变化的,这一激进的想象为第二浪潮女性主义开创了“雌雄同体”的激进而理想的图景。然而,巴特勒援引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和系谱学方法,反转波伏娃的思路,强调身体是可变的,而且,恰恰是身体的持续行动与变化形成了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是对身体不断地予以风格/程式化(stylization),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产生了实在以及某种自然的存有的表象。”[4](P42)既然没有某种内在的社会性别身份的“真理”,性别身份都不过是身体行动的结果,是操演的结果,那么,“当生理性别从其自然化的内在和表面解放后,它可以成为展现对性别化的意义进行戏拟增衍以及颠覆游戏的一个场域。”[4]身体由此获得了能动性与活力,它不必然与社会性别、欲望和谐一致。如果能够摆脱强制异性恋的管控,身体未必朝向二元性别的身份发展,其欲望也未必指向异性的身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的关系并非和谐一致的,而是有多种变化的可能的。这一激进的思想为酷儿理论打开了新的分析与实践的空间,也成为分析当代酷儿文化非常有力的工具。

如果说《性别麻烦》提出的性别操演的概念,更侧重于把社会性别看作是身体操演的制作工艺,“是使各种不同形式的身体姿态、动作和风格得以构建一个持久不变的性别化自我的假象的世俗方式”。[4]那么,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巴特勒转向讨论性、生理性别和身体的物质性。她把身体看作是权力动态的效果,这样的身体无法逃离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会管控的规范控制着身体的物质性。[6](P2)这种福柯式的立场让她不再重新讨论实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的问题,即身体的本体存在问题,而直接讨论身体是如何被形塑的,如巴特勒自己所言:“回到物质的概念,(身体)不是一个场域或表面,而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生产边界、固定性和表面的效果,我们要质疑的就是这一过程。”[6](P9)权力对身体的作用铭刻在肉体,并生产固定化的身体特征。

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致力于对身体进行理论化,这一努力基于几个原因:其一,她在《性别麻烦》中努力把身体放回到性别研究的议题,关注性别操演中的身体的风格化问题,而忽略了血肉具现的身体的物质性;同时,如杨(Iris Marion Young)所言:“有些评论质疑她的性别操演的理论是把身体和性身份仅仅看作是话语的产物,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指出,性别化身体的物质性自身就是社会构成的。”[7](P15)其二,巴特勒在《性别麻烦》1999年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到,如果重写《性别麻烦》,她会加入对跨性别和双性人,种族化的性/欲的讨论,这些都是她在思考权力对身体的影响时特别关切的领域;其三,在参与酷儿与同性恋的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巴特勒认识到身体政治的基本目标在于要认识身体的物质性,而这一物质性并非天生的、固定的,而是规范的异性恋体制的管控的结果,酷儿的身体是在这种权力的夹缝中生存的。

巴特勒对性别化的身体的诠释,首先是否定身体是天生固定的,其次是分析这一物质效果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行动构成了身体的轮廓、外表和特质,而这些行动并非天生的,而是被“性别(sex)”的律法所驱动的,律法传唤主体并让主体以“合法”的异性恋的方式去行动。她在此书的第三章《幻想的认同与性别的假设》中探讨了性别的“律法”,她认为性别的律法并非在物质性的身体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生产物质性的身体,而应该说性别的律法是通过对物质性的身体的传唤而构成的:“性别的体现是某种形式的法律‘传唤’,但性别和法律都不是在各种传唤之前就存在的”。[6](P108)因此,她认为,律法的(象征性)权威是通过“回归的转向”而得以体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象征界的权力是在传唤的时刻生产出来的,只有在传唤的时刻律法才得以体现。[6](P108)巴特勒进一步把这个被传唤的物质的身体与主体勾连起来。她认为,主体的认同过程无法与“强制异性恋”的规范化指令分离,这正是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的有力表现,在这种律法规范之下,那些不符合其规范的身体,那些“卑贱的、不合法的身体”[6](P15)就无法被认可为身体,这种律法允许某些性别认同的方式而驱逐另外一些认同的方式,其后果是使得很多“卑贱的”身体无法找到合适的主体表现方式,无法成为主体。[6](P3)换言之,巴特勒在分析身体与权力、主体的关系时,着重分析的是异性恋体制的控制力量。

巴特勒竭力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强调身体的物质性,她在此书的前言中指出,身体有生命也面临死亡大限,它要吃饭睡觉,它感觉痛苦与愉悦,它承受疾病与暴力,等等,她强调身体无可置疑的物质性,以此来反驳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限制,后结构主义理论倾向于“把所有的物质性简约为语言,”[6](Pxi)她尝试去寻找一种思考的途径,不会贬抑身体的物质性,而是能够激活身体物质所蕴含的积极的政治力量,以此去超越后结构主义和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的限制。巴特勒对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性的概念,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思考身体的激进的分析模式,并明确地把批评指向异性恋规范的管控实践,这一模式让我们可以对不同的主体的形成过程所遭受的权力压制进行反思与批评。巴特勒的论述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不合规范的性别领域”,在异性恋体制以外的同性恋、酷儿等身份与主体,那些曾经或正在被社会排斥的“卑贱”的身体与主体。

然而,通读巴特勒的这部著作,巴特勒在前言所期许的对活生生的身体的重视并没有在后面获得充分的证实。她并没有关注女性在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中所体验到的各种身体感受,如月经、怀孕、避孕、生育、生育技术等等。诚然,她自觉地摆脱物质性与女性气质的关系,提醒我们不要把经验看作是透明的,不要把我们所经验到的身体看作是纯真自然的,未经历过诸种权力的制约的。然而,女性在生活中体验到的这些身体感受,并不可以简化为仅仅是(异性恋霸权的)性别的律法的建构的结果。由于巴特勒只是在规范异性恋的管控的框架之中去讨论身体的物质性,她的理论固然给我们提供了分析身体受限制的方式,但却把女性身体的丰富经验简约化了。同时,巴特勒也忽略了社会性别的范畴,因为她更关注性与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与律法的力量对身体物质性的管制,而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运作则消失了。总而言之,巴特勒所构建的性别/社会性别/身体的理论分析架构,是许诺要展示这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在她的论述过程中,她突出了性别与身体的关系,而忽视了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作用。

波伏娃与巴特勒的身体观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女性主义者对身体的理论化及相关的研究非常丰富,他们的态度也相互冲突。本文试图以波伏娃与巴特勒不同的身体观为主线来梳理女性主义身体研究的一些脉络。

波伏娃的《第二性》关于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分析,开启了第二浪潮女性主义对妇女的社会文化建构的理论论述,然而,她对身体的观念与态度却把身体理论化的大门给关上了。波伏娃对女性身体、生育、母职的批评,在第二浪潮的很多女性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例如,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把女性摆脱生育与母职负累的希望寄托于先进的生育技术,并呼吁父母共同抚养子女。她对生育的讽刺,甚至走得比波伏娃更远:妊娠是“野蛮的”,自然生育“最多不过是必要的和可忍受的”,最坏的则是“像拉出个南瓜”。[8](P198-199)女性主义理论对生育和母职的批判,其基础也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母性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本能。”[9]另一方面,这一区分也让女性主义可以声明,虽然两性在生理和生育方面有差异,但不能以此来限制女性的社会活动和发展机会,因为社会性别是建构的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第二浪潮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展望了一种理想的身体:雌雄同体,雌雄同体的理想设想了我们的社会不再以人的生理、穿着、举止、职业、习性等作为区分人群的范畴,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别特质(或刚或柔)来表现自己。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社会性别也就没有意义了。换言之,波伏娃所开启的这个社会性别概念,在理想的或乌托邦的社会里,将是一个必要的概念。

虽然第二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热衷于对身体进行理论化的思考,但是,很多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要获得自主权和身体人格的完整,必须掌控自己的身体,并从科学、医学那里夺回女性对健康、性和生育的权利。如摩根(Robin Morgan)指出:“男性中心的医药科学,就像那些为殖民者服务的行业一样,能够高效地获取自然资源,但并不真正关注那些资源的健康、舒适、营养与死活。这并不令人吃惊,我们忽视自己的领地——我们的身体——正是为了维护父权制的利益。”[10](P76)波士顿妇女健康组织号召妇女重新探索自己的身体,她们编写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2)当时成千上万的妇女觉醒团体开展探索自己身体的组织结构,很多妇女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认识自我,并接纳自己的身体。同时,一些女性组织组建庇护中心,为受强暴的妇女提供医药和精神上的治疗,她们鼓励女性写出自己的遭遇,自传式的写作成为女性表达自我、治愈创伤和鼓励其他受暴女性的方式。这些对身体的认知、探索、写作表达、传达了另一种声音:女性要接纳自我,必须接纳自己的身体。

20世纪80年代,很多女性主义者开始热情地投入对身体的研究。波尔多(Susan Bordo)和巴特基(Sandra Lee Bartky)着重分析美貌文化如何规训女性的身体,批判消费文化和媒体让女性拒绝自己的身体;[11]格罗斯(Elizabeth Grosz)依据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福柯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重新评价女人(与男人)的身体主体性的途径:其一是从内部、从活生生的体验之中定义主体,其二是从外部、把身体看作是文化书写的表面。[12](P186-187)巴特勒的研究回应了其中的一个号召,着力于对身体进行了去自然化的分析,然而,她并没有关注活生生的女性的身体体验,而更多是关注异性恋体制对“卑贱的”、“危险的”、“异装的”等边缘化的身体的压抑。一些拥抱酷儿理论的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的建构理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无法再解释后现代社会的现象,[13,14]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重新对社会性别的概念进行理论化。[7]

有意思的是,莫伊循着巴特勒开启的论述,在寻找取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的时候,也回到了波伏娃曾经运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框架,莫伊提出的中心概念是“活现的身体”(lived body)。每个个体有其独特的身体的感觉、发肤、面部与身材特征,它透过与具体的人、环境的交往而体验自我的主体性,“活现的身体”的概念不必把身体看作是男女二元生物形态的,避免了生物决定论,也不必陷入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因为这一“情境中的身体”总是铭刻了文化的。莫伊认为,这一概念可以替代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范畴,个体在社会历史的环境中、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体验其独一无二的身体,并透过这些意义来定义自己的主体性。莫伊在后结构主义和酷儿理论的视野中解构所有的身份范畴,然而,这种解构的结果也可能同时丧失了这些概念范畴原来所具有的政治目标,如杨所评价的,“把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窄化为只关注经验、身份和主体性”。[7](P19)

杨则试图结合“活现的身体”的概念来修正社会性别的理论,因为她认为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不仅仅需要解释经验、主体和身体的问题,也需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批评,她认为,性别应该理解为:“活现的身体在社会位置中的独特形式,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机构和过程之中,活现的身体与别人交往,这些机构也对环境产生物质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行动并生产权力与特权的关系。”[7](P22)杨解释说,这一社会性别概念探讨的是社会结构的特征,而不是人的特质。她提出了三个基本的性别结构坐标:性别的劳动分工、规范异性恋、权力的性别等级制度。透过把活现的身体与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能够有更好的框架去理解个体是如何经验权力结构中的机遇与限制的。杨以这一修正的理论回应巴特勒对社会性别的解构:“巴特勒的理论不是探讨性别主体是如何决定或构成的,而是探讨栖居的身体如何对结构进行反应、生产、修正的不同的时刻。”[7](P26)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性别与身体的理论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透过新的论述角度把两者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分析权力的复杂运作。

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持续挑战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限制,同时也反省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局限。以上简要的梳理表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侧重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理解女性的屈从地位,而把超越身体看作是解放的重要途径。然而,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没有真正放弃对身体的思考与认识,在当代社会,身体成为了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之一,即使大部分女性获得了教育、就业、从政等权利,她们依然面临着商业与消费文化给她们的身体与发展造成的限制。女性主义理论20多年来对身体的探讨,强调女性接纳、认同自己的身体,通过身体来思考,并赋予女性身体更多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又应该反思商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抗拒“时尚-美貌情结”(巴特基)、“美貌神话”(Wolf)、“苗条暴政”(波尔多)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束缚、压抑与伤害。

巴特勒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从内部反省“妇女”、“社会性别”等范畴所暗含的统一主体与先在身份所造成的问题。她批评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强调社会性别其实就是生理性别,性别与身体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她着重分析了强制异性恋的管控实践如何造就了性别的二元分立,使得那些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身体无法成为主体。巴特勒的著作有力地说明了身体并非自然的,而是文化铭刻的结果,身体具有不可化约的物质性,酷儿的身体就挑战了异性恋的规范,展示了身体、性别、性取向、社会性别并非和谐一致,而是持续变化、相互交叉的。巴特勒的理论、酷儿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产生,使得很多学者认为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多余的概念,然而,正如杨所分析指出的,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性别间的权力关系的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都不应丢弃的。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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