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的作品《反抗扼杀:重张男性气概》(以下简称“《反抗扼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清晰细致、主线明确的文本框架，评述了曼斯菲尔德(Mansfield,H.C．)的《男性气概》。该文与《男性气概》中性别中立社会、流俗看法中的男性气概和具有男性气概的坚定主张、具有男性气概的虚无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虚无主义、具有男性气概的自由主义者这四个部分正相对应的是:论述针对、透过流俗看法的理解、虚无主义面向、显与隐。而在《反抗扼杀》的第五部分，任剑涛点明了《男性气概》的价值和局限所在。该书的开创性和思想性值得肯定，思想史价值不容置喙，对社会史亦有所贡献;与此同时，瑕瑜并存，该书终其一书也未能给出有关男性气概的清晰界定，止步于发现问题，召唤男性气概，却在这两个维度都未提出可操作的方案。

任剑涛的评论十分公允，但忽视了该书的核心问题———因未认真对待女性经验而导致的对女性主义的曲解。笔者并非意图从前提即男性气概与男性的勾连这一设定来批驳该书，而是希望建立思想间的有益对话。因此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曼氏在定义男性气概时所使用的人文方法的意义。女性主义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价值虚无，以及如何更好地承接和处理传统、采用人文方法有助于抵制虚无且有利于本土化。第二，曼氏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偏差一以贯之，普遍存在于他的其他作品中。澄清偏差既能在理论层面避免大量的误读式批评，又有助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谨慎自观，从而开展更有价值的对话。矫正偏差理解诉求后，我们需要以寻求合作而非强调对立的态度处理男性气概，此时，需要区分两个范畴:受欢迎的男性气概和不受欢迎的男性气概。如上，矫正偏差，明确诉求，划分范畴，将使女性主义与男性气概的对话更富有生产性。为方便读者进入语境，本文先简要回顾《男性气概》。接着，笔者将结合曼氏其他文本，进一步澄清存在于他批判前提中的对女性主义的误解。

一、《男性气概》的启示———方法论的科哲之争

《男性气概》的目标被任剑涛概括为三个针对:社会针对(针对“性别中立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匹配的是“自由主义社会”等)、知识针对(针对女性主义及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问题针对(针对关于男性气概的不同层级的问题)。1这些概括十分精准。在该书第一章“性别中立社会”中，曼氏给出性别中立的定义:“性别中立在理论上是指从性别差异中进行抽象，从而使工作和职业(尤其是后者)对两性同时开放。”28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有二:“要求女人更加独立，更像男人”222，以及“男人鄙视女人的工作”(第15页)。两种情况分别指向两种女性主义:(1)波伏娃式的，它强调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干;(2)矛头直指“绅士风度”的激进女性主义。贬低女性工作和推崇绅士风度，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现象，背后却运行着相同的偏见———男性优于女性。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女性主义皆蕴含着关于男性气概的矛盾:呼吁清除它，却又于理论建构中内蕴着它。性别中立社会中存在相似的矛盾，它在形式上如此排斥男性气概，居于其中的人却承认男性气概自有其可爱之处。

继而，在本书第二、三章“流俗看法中的男性气概”和“具有男性气概的坚定主张”中，铺展了男性气概谱系。曼氏强调:对男性气概的构想是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而非科学研究，科学方法此时非常无力，它有五大系统性问题:(1)以定量为目标以致碎片化认知;(2)考虑平均值而非典范;(3)无法处理真实世界的细腻性和微妙性;(4)语汇抽象而遥远;(5)描述世界而非赋予世界价值。254-61科学视男性气概为流俗观念，而流俗观念是常识的一种。常识能把握科学无法把握的客观性，体现了某种超越二元的对世界的理解。

此外，科学与男性气概的矛盾关系还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科学虽然反复印证了男性气概的流俗看法249，但在根源上鄙视流俗观念:“用‘流俗看法’这样的术语，它就对非科学的意见所具有的真实性做出了预先的评判。”252不难想象，科学高高在上地谴责俗见“不精确”，辱其“非科学”，却与俗见结论一致。第二，科学一方面勇敢冒进强调开拓，充满男子气;另一方面，却又过度谨慎缺乏坚定主张。科学通过“民主”进入政治领域，通过无视差异支持性别中立，落得一个空有形式的假性平等，民主与科学联手损害男性气概。只有在文学和哲学中能够捕获男性气概的典范，比如，海明威笔下因尊重自然而与自然搏斗的老人，或者是荷马笔下与神斗争的阿基里斯。

接下来在第四章“具有男性气概的虚无主义”中，曼氏勾勒了男性气概之成为问题的背景以及它的典型文化范式，并进一步呈现了刻画男性气概的人文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虚无主义伴随着演化论，肆意宣告“唯人是所有意义之源”。虽然演化论对进攻性的强调展现了男性气概，但最终诉诸自然选择，平添听天由命之感，与古希腊式的与神斗争的英雄气相去甚远。威廉·詹姆斯将人分为“软心肠”“硬心肠”两种，硬心肠者具备男性气概，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罗斯福鄙视远离政治者，强调男人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公然承认男女不平等，保持热诚且承担责任的男人在避开女性阴柔气的同时，不仅要为女人赚取面包，还要殷勤地献给她们。在虚无主义的背景下，硬心肠的罗斯福对“坚定主张”的强调，与科学对理性的强调形成对照。科学精神虽然提倡无畏开拓，却在根源上依赖理性(对客观规律的认知)给人以安全感，从而逃避自主的坚定主张。2151

综上，科学无法为虚无主义的世界提供意义的支撑，思想研究才能阐明生活世界的意义。一方面，因为抽象的科学无法捕捉生活世界的纷繁复杂，过分依赖科学解释将扭曲真实时空中的生活实践，也将暴露缺乏勇气面对真相的懦弱。另一方面，人文经典既非抽象概念也非规则规范，它以一种独特的把握、完整性的方式把握世界。它的源泉是社会生活和人本身，但并非捕捉现成之物，而是将“现实生活中萌芽状态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加以典型化、理想化”3，使人直达生活的本质。对女性主义而言，这份考虑值得借鉴。在挖掘女性主义文化内涵时，“合理使用”而不是“无反思地依赖”科学数据、民主原则，或许有助于避免虚无主义。不过，我们需要先问，这种虚无主义是否真实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中，这是本文第三节集中检验的主题。

二、尼采VS自由主义者———女性主义与男性气概的共生

曼氏在该书第四章末尾提到，尼采认为科学是虚无主义的助推器，能挽救文明衰落的只有更具抱负的男性气概。在第五章“女性主义的虚无主义”中，曼氏提出了尼采式的男性气概，并认为它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在第六章“具有男性气概的自由主义者”中，曼氏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选择表示惋惜。该章以思想史方法梳理了自由主义及其男性气概的体现，不无惋惜地指出:女性主义拒绝了倡导平等的自由主义而选择尼采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她们选择了一种“在广度和抱负上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之前看到的例子”的男性气概。2158

在尼采眼中，男性气概粗鄙又优雅，他通过与苏格拉底相区隔而建成自己的道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以理性为武器与“颓废”作战，但“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4，理性践行着颓废走向科学。科学则坚持将所有事物拉平，进而导向相对主义;而尼采则重申事物间的等级2164-165，他“坚持男女自然差异但两者不可或缺”1。至此，尼采仍与女性主义相敌。然而，当“女性主义者非常坚定地构想、宣告并建立一个女性的新定义，同时也重新定义了男性”2173时，她们便走上了尼采之路。她们至少得承认，以上宣告确实受到“任何事情本身都没有意义，意义必须由人这个唯一的意义之源提供”2119这一决断的荫蔽。

然而，自由主义理应更能启示女性主义。于女性主义而言，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男性气概存在友好面向和不友好面向。先考察前者:总体来说，自由主义原则给予女性形式平等，这种平等起于霍布斯，他将男性气概普遍化(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同时，又将其视作自由社会的敌人。恐惧暴死让人一致放弃追逐荣誉，以至于丧失“勇敢”成为“体贴的男性”，这么一来，便在原初状态中赋予了女性实质平等。洛克不像霍布斯那样阉割男性气概，他认为“品格远远比教条更有力”2248，为男性气概留下了空间。洛克表示“平等的原因在于每个人在他虚荣的伪装下都自认为与他人平等”2246。而实施这种平等需要积极的精神以及通过主动实践所培育的习惯。男性气概居于积极精神之中，而这种平等又涵盖女性，他对积极精神的倡导同样启发了女性主义者。黑格尔则具双面性，至少“承认”概念是女性主义一切有关自我和他人讨论的基点。

接着是不友好面向。总括而言，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违背了自身的平等原则，它对公私领域的划分最终掩饰了女性的真实境况。尤其当自由主义过于强调“自由”而给“安全”较轻权重时，对女性最不友好。以自我保存为理论出发点的斯宾诺莎，他的平等只与力量相关，力量等同于权力，女性缺乏与男性相抗衡的力量，因而失去权力。康德因强调“人为自己立法”而获得一个呼吁自主主体平等的名声。为己立法需要男性的坚忍不拔和进攻意志，女性则软弱怯懦需要保护，这意味着她们必须通过谦虚的姿态才能管束和统治男性。黑格尔试图用具体的历史填充康德超验的自由，此时却仅给予女性传统角色，剥夺了她们创造历史的可能，女性只有依靠男性才能参与历史。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最为特别的自由主义者，他写下《论女性的屈从地位》，公开强调男女平等，且对男性气概避而不谈。密尔对保护个性的讨论是缺乏男性气概的———克制自己不去统治他人。他为解决康德式的普遍性责难(既然具有统治自己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合理性为何不适用于他人)提出了更高的追求:以“真理”安置允许他人说话的自由。这里，“充满男性气概的自信和缺乏男性气概的退缩”2258完美结合。曼氏认为密尔“赞美个性，却惧怕骄傲”2258，他温和明智体贴的道路应被理性的女性主义者所接纳，但事与愿违，她们“发疯似的转向了疯狂的、充满男性气概的尼采”2260。曼氏眼中波伏娃就是女装尼采，他愤愤不平:女性主义者竟不满足于自由主义的庇护，却求助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困难混合。那么，选择尼采路径的女性主义真的必然陷入不自洽的逻辑矛盾中吗?于此，我们需直面此一批评，梳理女性主义的真实诉求，以考证曼氏的批评是准确的洞察还是不公的误判。

三、重审女性主义———历史语境与虚无风险

笔者认为，曼氏对女性主义(从激进的到温和的)的系列判断缺乏同情和理解。他不仅对女性主义的理论气质做出过度诠释，而且未能从历史出发理解它。曼氏呼吁某种女性气质的德性，他认为这是女性主义所缺乏的，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所缺失的。或许正是由于他过于强调男性气概，导致其处于认知盲点，男性中心使他忽视了女性的特定需求并将女性的认知边缘化。以上问题导致曼氏指责那些企图斗争的女性主义为“虚假的权力”(fraudulent power)。5缺少对批评对象的理解最终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未能与女性主义、性别中立社会实现真正的沟通。以下，我们将考察被曼氏误解的女性主义文本证据，以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与男性气概之间的关系。

曼氏的论述始于温和女性主义，以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为代表。她在《女权辩护》中呼吁两性的实质平等，不仅认可女性在家庭中的特殊位置，而且强调生育天职，在实践和意象上皆认可女性道德(谦逊、忠诚)的优越。沃氏与激进女权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女性天职、道德力量，后者则强调自主和能动。曼氏的批评矛头直指波伏娃，任剑涛对此的概述足够精辟:“马克思批判异化以消除劳动分工，尼采将性视为一种力量。他们分别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类似于兄弟社会的姐妹社会想象，类似于男性压迫女性的性控制思路。这种女性虚无主义，不过是‘男性虚无主义的重复和激化’。”1曼氏的具体批评总结如下:(1)意象层面上，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屈从源于性活动中的被动，因此强烈号召性解放，这种号召既败坏女性道德又导致爱的虚无6;(2)女性主义贬低家庭、生育和母职，这一过程与对避孕堕胎的支持相互加强;(3)反本质的自我矛盾:波伏娃反对本质，却坚持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固有性(immanence)、女性和人性的本质区分;(4)女性的虚无主义:宁可让女性什么都不是也要否认女性特质，以破坏一切有关女人的定义为代价追求自主。

所有这些问题都混合了两层考量，分别是“符号意象层”和“行动实践层”，二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边界是动态的，区别在于出发点、影响因素和方法论上的不一致。理解错位是指:曼氏由于误解了女性主义在考量不同层面问题时的不同起点，批评的矛头指错了地方。当他说“它敌视性别角色和母性”时，对应批评(1)(2)，描述如下:

《第二性》最奇怪的特征在于它几乎完全没有讨论女性的工作，几乎通篇都在讨论逃离家庭的另一种方式———性。2191

波伏娃论证说女性不应该像先前那样看重母性，更大的性别自由不仅可能，而且是好事，女人不应该勉强或满心遗憾地采取堕胎。2187

批评集中于波伏娃对性解放、堕胎和母性的态度，认为波伏娃在意象符号层面做出了错误引导，经由实践深入社会，消极地影响了女性生活。然而，这一批评是脱离历史、因果颠倒的。关于问题(1)，《第二性》确实使用大量篇幅谈论广义的性，这不意味着波伏娃不重视女性工作问题，而是她追溯现实后主动选择的策略。工作是公共领域内的事务，在当时，女性身份在各种意义上将女性与公共领域相隔绝。7505另一方面，波伏娃在20世纪60年代访苏时发现推翻资本主义压迫并不能改变男女社会角色后，立刻反思并提出职业歧视问题;于70年代明确指出，父权压迫与家庭结构密不可分。8以上事实能够证明波伏娃对女性工作境况的持续关注和积极实践，《第二性》时期不是不讨论女性工作，而是没有讨论的条件，觉醒才是更根源、更迫切的问题。由此可知，曼氏的批判在揭示《第二性》中潜在的忽视女性工作的危险时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写作情景及作品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性》是波伏娃针对当时女性的生存境况给出的策略，她对性的强调既是一种意象符号层面的理论工作，也是一种改善当时问题的行动和实践。不是前者单方面影响了后者，相反，驱动前者的动力正是后者。

波伏娃关于母性的立场更应放在意象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母亲”一章对堕胎和避孕进行了集中讨论———揭示母性陷阱。除《第二性》外，波伏娃在诸多小说、访谈中都发表了她对母性的看法:那些对孩子过分控制或追求完美的母亲所造成的恶果，会让女性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三思而行。小说体现了波伏娃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当时社会迫使女性不假思索地成为妻子和母亲，因为直到20世纪中期，控制生育的安全方法才逐渐开放。波伏娃旨在为女性确保，做母亲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屈服”。9与其说她在符号层面贬低母性，不如说她在实践层面将母职去神秘化。

波伏娃对性的描绘和对母性的去神秘化，服务于她对造成女性困境的整体思考:西方社会、西式丈夫和女性本身的顺从是造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主要因素。西方社会将女性边缘化且借边缘化全方位贬低她们;同时，环境迫使女性将这种贬低内化，并代际传递。以堕胎为例，社会慷慨伪善地号召珍惜胎儿生命，西式丈夫一边为了快感诱惑，使用女性身体，一边为了名誉，要求女性堕胎，完全无视她们的身心创伤。10波伏娃呼吁女性主动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存在负责。与其说她是受男性气概驱动，不如说她是出于忧患与共的姐妹情谊。

综上所述，曼氏指责波伏娃贬低女性道德和母职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他对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境况视而不见，就草率地批判了波伏娃的洞见，这一眼空四海的行为本身就展现了某种不受欢迎的男性气概。

另外，曼氏对应(3)(4)的批评如下:

波伏娃反对本质，但是很显然在她的思想中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分，即在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固有性(immanence)之间的区分。2188-189

她们感到，推动(即便不是实践)多相变态乃是自己的义务，这样并不是为了性活动中的快感，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新的社会，在那里女性可以从性道德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男性中解放出来。在这种追求中，一切有关女人的定义都被抛弃或破坏，代之以坚定的不受定义规约的决心:传统的性道德倒在了新道德主义面前，后者要求权力和超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女性主义为“虚无主义”。2207

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言说了事实，但在另一层面令人扼腕。首先，超越性和固有性的划分与波伏娃所反对的本质是两回事。超越性强调自由的筹划和行动，固有性则意味着封闭被动，无所作为。波伏娃认为，男性可以通过筹划持续实践超越性的创造活动，而女性则长期进行着诸如家务劳动这样无限重复着的、不产生革新的活动。788固有性处境迫使女性的劳动只是在巩固这种处境，固有性仿佛与女性气质自然绑定。波伏娃正是通过揭示“永恒的女性气质”是历史建构的，是外力促使主体被动或主动接受的，以批评自然的女性本质。这组区分是为了说明自由为何，与波伏娃反对的自然本质针锋相对。但波伏娃将传统性别分工中的女性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气质视作无价值的，确有虚无化它们的嫌疑。且激进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超越性时，行动上竭力强调打破现有标准，却失去了明确的目标。曼氏准确指出了女性主义对超越性的痴迷具有虚无倾向，却没能更进一步。同情她们如此渴望超越性的原因，他并非居心叵测，只是未能对女性处境感同身受。

如任剑涛所言，曼氏并未给男性气概一个清晰的定义，但他定义男性气概的方式至少在两个维度上能启发当代女性主义。第一，用人文方法展开质性研究，这种方法同样有助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和传播，使之免于落入虚无;第二，促进女性主义反思:如何处理传统女性特质和道德教育，如何在保障女性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对女性气质、道德特质的损毁。同时，他对女性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有一定道理，这提醒女性主义者警惕两点:第一，当女性主义的批判缺乏思想和文化传统支撑时，的确可能外强中干;第二，当女性主义过分强调立场时，可能无差别敌视传统，并导致为批判而批判的后果。

当然，《男性气概》在内容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至少在事实和价值层面，当下同时运行着两大趋势:性别中立的不可逆，男性气概的风靡。从“沟通”出发，正确理解女性主义诉求，才是重张男性气概的更优路径。依照女性主义的诉求，男性气概可被分为“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前者在社会建构层面不会阻碍和影响其他群体的生存和生活机会，道德和意向符号层面具备积极价值的品质，比如，坚定主张、社会责任感，这些品质同样可能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所以需要加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前提;后者在社会制度层面直接对非主流群体的生活构成阻碍，且在道德和意向层面会引发不良后果。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将其去性别化，比如，最典型的“坚定主张”，女性也有自己坚定主张的方式，被称作“女性领导力”。对于后者，我们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何在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上避免发展不受欢迎的男性气概。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