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在介绍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时，至今都很少提及他发表第一部哲学专著《行为的结构》之前的写作和生活。这固然和他注重保护自己和家人隐私有关，但也是因他盛年猝死，其手稿资料无法得到很好整理。随着他和朋友们的遗稿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他早年的生活和写作细节慢慢被拼凑出来。出版于2004年的《莎莎，波伏娃朋友1907—1929:伊丽莎白·拉果婉的书信和手稿》(Zaza, amie de Simone de Beauvoir 1907-1929: correspondance et carnets de Elisabeth Lacoin),明确提及梅洛-庞蒂在20岁时出版过一部小说Nord. Roman de l?arctique(《北方：北极的小说》)。但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资料和这部出版于1928年小说本身的难以寻获，如今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极少。
一、隐匿的文本和作者
《北方：北极的小说》(以下简称《北方》)
波伏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给梅洛-庞蒂以及他早逝的恋人伊丽莎白·拉果婉 (Elisabeth Lacoin, 昵称Zaza)用了化名。她也是波伏娃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却在1929年21岁时因脑炎高烧数天骤然离世。在波伏娃1958年出版的《波伏娃回忆录：端方淑女》中伊丽莎白·拉果婉化名为伊丽莎白·马比叶(Elizabeth Mabille)但保留了同样的昵称莎莎(Zaza),正是她的死亡让回忆录戛然而止。在波伏娃之后的作品里，无论是小说还是自传，莎莎不断以各种方式 ——或是作为小说里的人物出现，或是在回忆中重现。关于她的死因，波伏娃似乎并不认同当年医院给出的结论“传染性脑炎”,指出莎莎所深爱的母亲是非常保守的来自中等资产阶级的天主教徒，阻挠女儿追求爱情和自由，而当莎莎在两者之间挣扎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时，与她相恋的男子让·普拉德隆(Jean Pradelle )却对她突然冷淡，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普拉德隆就是梅洛-庞蒂。波伏娃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和普拉德隆的相识是因为19岁那年的哲学资格考试，普拉德隆名列第三，自己第二。而在1927年的哲学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三的正是梅洛-庞蒂，波伏娃第二。在出版于2016年的波伏娃与朋友们的通信集中，尼赞妻子在1959年写给波伏娃一封信的末尾处，明确指出普拉德隆是梅洛-庞蒂。
随着2004年莎莎早年的信件终于被整理出版，
莎莎的家人在2004年出版她与朋友们的往来书信时，可能出于要保护家族名声的考虑，
[这推荐信写得]看起来好像我要飞越北极似的。但说到北极，我有两个小故事要请你转告梅洛-庞蒂，让他高兴高兴。周四，我和那个科隆女孩一起散步。我们在一家漂亮的书店前停住了，因为她想买几本我建议的法国小说……我给她拿了……和雅克·尔雷(Jacques Heller)的《北方》,我和她解释说这本书非常值得关注，这位年轻的作者才华横溢，是法国文学的希望。和她分手后，我去“爱好文学”的勒唯夫太太处喝茶……她说：“我亲爱的，我借《新期刊》新出的两本给你读，另外强烈推荐你立即看雅克·尔雷的《北方》,令人赞叹，有趣极了，充满情感 !”我向她保证会立即买这本书的。你可以向这位作者祝贺他已经有了国际声望……
在同一页即第158页底部有一条注释(无疑是莎莎家人做的注释)“ Jacques Heller est le nom de plume de Maurice Merleau-Ponty”(雅克·尔雷是梅洛-庞蒂的笔名),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找到直接证明雅克·尔雷是梅洛-庞蒂的材料。事实上，在回忆录中，波伏娃不但提到了莎莎这封信，还原封不动引用了“看起来好像我要飞越北极似的”,却跳过了这句话后面所有关于小说的内容。
据研究梅洛-庞蒂的学者艾曼纽艾·阿罗阿(Emmanuel Alloa)考证，波伏娃在1928年的日记中提及一天她遇见梅洛-庞蒂，后者“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带着羞涩的微笑，因为没有拥抱而以目光表示歉意，[递给她]一本《北方》”,而在2008年出版的波伏娃青年时代手记(1926—1930)(Simon de Beauvoir, Cahiers de jeunesse: 1926-1930)中还有一段记录可为佐证：她和女友在书店读《北方》时遇到了梅洛-庞蒂，她觉得很好玩。
这样的集体缄言和有意无意对文本以及作者身份的隐匿和遗忘，莎莎的爱情悲剧和自己母亲的秘密无疑是原因之一，梅洛-庞蒂不愿提及，朋友们自然也不愿触及，然而这一定不是全部原因。《北方》讲述了主人公米歇尔在加拿大哈德孙湾附近爱斯基摩人居住地的四年生活经历。如果连这样一个与爱情无关的小说都回避，那么最大的原因只能是文本本身。1945年，梅洛-庞蒂在评论波伏娃《女宾》的文章《小说与形而上学》里所说“小说家的作品往往依赖两三种哲学观念”,
然而，一个已经产生的文本，无论作者是否承认，都是从不可见到可见的某种完成，都是某个时期某个我的表达，也是那个我背后某种思维结构的投射。隐匿的文本和作者正暗示着对彼时那个我的遗忘。纵观梅洛-庞蒂的哲学生涯，这隐匿和这主动的遗忘，并非抛弃，是在遗忘之上的重新建构。或许正如他在《哲学家和他的影子》一文的第一句所述：La tradition est oubli des origines (传统是对众源头的部分遗忘)。
而且，虽然在《北方》之后的梅洛-庞蒂不再写小说，但从未离开过文学。且不论他写了众多关于文学的文章，他的哲学本身就是用一种文学性很强的方式表述的。在他发表《知觉现象学》翌年(1946年)的一次哲学讲座上，索邦大学哲学史教授埃米尔·博黑耶(Emile Bréhier)直言他的哲学看起来像小说：“与其说您是以哲学的方式来表达您的思想，不如说是以小说和绘画的方式来表达。您的哲学是通向小说的……”
二、室内探险家：被放弃的小说系列
《北方》的主人公米歇尔是一位“什么职业都做过”、到处讨生活的法国青年，但他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他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等待开船去哈德孙湾爱斯基摩人居住地时，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去极地的原因：不是因为有着要到“世界尽头”探险的浪漫情怀，也不是因为相信幸福在远方，而是不愿意在法国过一种单一的生活，他期待着北方能给他带来新事物，以及一种强烈的情感，充实他空荡荡的内心。初到巴克湖的米歇尔感受到了一种生动的、活泼泼的快乐，然而在观察了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家庭结构，体验了他们的生活、狩猎甚至陋习，经历了他们内部的谋杀和暴力后，米歇尔开始思索文明和原始的关系，并再次想起他那些留在法国的朋友：“无疑他们正在以他们的标准构造一种平庸却舒适的生活：结婚，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家，陪他们的太太参加社交。但为什么不呢?米歇尔反问自己。”
单以文学性而言，这部小说似乎远够不上莎莎的溢美之词(“法国文学的希望”)。从叙述和结构来看，与法国同时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没有什么关系，采用写实手法，有着传统的探险小说结构即以主人公的旅行路线为主轴而展开故事。但小说特别的地方是米歇尔的思考，占据了很大篇幅：几乎每发生一个事件就会引发他长长的思考。而对比这随时出现的、让整体结构显得生硬滞涩的大段哲思，传统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故事情节却显得单薄。小说中虽然有很多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细节描写，然而明明写同一个居住地的爱斯基摩人，各情节之间却几乎没有联系，不同的故事看起来像很多不同颜色的气球各自飘浮在水面上。比如爱斯基摩人丈夫武安瓦(Ouangwak)为了获取一点烟草将自己的妻子璐西库鲁可(Lousikoulouke)作为交换借给米歇尔的故事，和武安瓦因为一个族人拒绝将妻子交换给自己就以非常残暴的方式将他和他兄弟杀死的故事之间没有任何情节上的联系；作为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璐西库鲁可也没有在任何人物或情节之间扮演“中介”的关系(比如她被丈夫武安瓦借给米歇尔，但在武安瓦和米歇尔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故事);而突然出现的被白人文明“开化”了的印第安人“美花”除给米歇尔和丹麦船长提供了笑料，和其他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这样彼此不相干的人物还有好几位，其中包括米歇尔归途中的中国厨子，作者对这位中国人的描写几乎完全是漫画式的想象。这些人物的特点都是只露一次脸就消失，几乎要让读者怀疑他们出现的必要性。
然而如果参照梅洛-庞蒂的生平，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何会有这样情节与情节、人物与人物间的各不相干，因为他并没有经历过他小说所描述的人和事。无论从波伏娃的回忆录、梅洛-庞蒂朋友们的书信，还是从他自己谈到过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在1928年前应该没有可能去过哈德孙湾，和爱斯基摩人生活四年的经历更无从谈起——梅洛-庞蒂给小说加了个序言，声明这是根据自己在哈德孙湾西北部四年的生活经历写的，绝无任何编造，不免此地无银。
梅洛-庞蒂对爱斯基摩人的描写最可能是从各种文献资料里攫取素材来加工，而当时可供参照的资料并不算少：法国社会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莫斯在1904年—1905年间写过那篇著名的《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文章，其中提到了爱斯基摩人交换妻子的习俗。梅洛-庞蒂终身保持着对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趣，在1950年代还写过有关莫斯的文章。小说中也有提及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米歇尔在思考爱斯基摩人的宗教时想到了“那些温和的社会学家们对原始宗教详尽完整的描述”(p. 84)。此外，美国导演佛莱厄提(Robert Flaherty)关于住在哈德孙湾附近的爱斯基摩人诺努克(Nanook)一家的生活纪录片也已于1922年发行，佛莱厄提因为这部纪录片被称为民族志电影之父，而影片的投资人是法国的一家皮草贸易公司“乐华浓兄弟”(Revillon Frère)。梅洛-庞蒂在序言里特别感谢的让·乐华浓和维克多·乐华浓(Jean Revillon et Victor Revillon)(“因为他们我才可以将这些见证写为小说”,p. 14)正是这家公司创始人的后代。而且小说中爱斯基摩人的居住地也同样在哈德孙湾附近，其标题《北方》和纪录片标题《北方的诺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也无不类似。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写探险小说闻名的法国作家鲁凯特(Louis-Frédéric Rouquette),虽然如今已几乎被遗忘，当时也是梅洛-庞蒂创作的重要参考来源。梅洛-庞蒂不仅将小说题献给他，而且在序言里也向他致谢。
但即便有这么多可参考的资料，其大量依赖素材进行整理加工想象和推断的写作方式在一开始就给小说打上了“二手真实”的烙印。尤其是面对爱斯基摩这样一个与自身文明相距遥远差异巨大的原始文明，如何描述超出日常理解范畴又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和事?小说里有关于一个疯狂的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他杀死自己全家大大小小14人后逃走，居住地其他爱斯基摩人面对这一惨剧感到害怕无措，求助于一个欧洲传教士，传教士给了他们一些建议。然后其中一个最谨慎的爱斯基摩人取走了凶手藏着过冬的食物，一个月后凶手被发现饿死在山里。米歇尔听完这个故事后很郁闷烦躁，原来“让他最初感到快乐的极地原来和欧洲一样被丑陋和激情所扭曲”(p. 111)。他起身来到室外，满月，无云。突然极光出现，闪烁的场景震撼了米歇尔，他甚至觉得自己和那闪动的极光一样，在宇宙的沉默中行动。此时他想起以前看过儒勒·凡尔纳的一本书的插图上画着现在看来很虚假的极光，愤怒大叫：“又是一位室内探险家!”(p. 112)
然而，和当年靠着收集各种材料写科幻探险小说的凡尔纳一样，写《北方》的梅洛-庞蒂自己也是一位室内探险家。“室内探险家们”这种极大依赖素材进行整理、想象、加工和推断的写作方式其实在一开始就断开了体验、表达和思考之间的联系。并且暗示了一种预设结构的写作：在自己可理解的范畴内填入人物和情节素材，那么无论素材有多新奇，探险有多惊奇，情节有多出人意料，都只是在“不言自明”的思维结构中和预设范畴内的一种信息传递。
1940年代之后的梅洛-庞蒂对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评，多是从对这些不言自明的思维、语言和意义切入的。如他批评我们相信存在着一种“纯粹语言”的迷思时说“如果我们明白人们向我们所说的东西，是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向我们说出的那些词的意义”,这是因为说话双方都在约定好的意义范畴里，到最后“我只能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只向自己提出那些我能解决的问题”。如此，最终只会形成一种封闭循环：“一些信息在他们之间循环着，但它们不表达任何东西。”
是否当年正是这种“室内探险家”的写作方式让他感到其意义的封闭循环，即便这是一部讲述当时还不广为人所知的爱斯基摩人的小说?在小说扉页上，还列出了梅洛-庞蒂将要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另外两部小说的预告：《美丽早晨的符号》(Le Signe du beau matin)和《渴望的暴风雨》(Les orages désirés),
三、 偏离的悖论
米歇尔对北方的渴望与其说是因为对爱斯基摩人文明感兴趣，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思想。他刚到极地时感受到了“一种无需思考的鲜活的开心，就是在动起来的每一刻都把自己忘记”(p. 47),然而这种开心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他开始疑惑：如果“离开故土是为了得以[偏离]他自己的思想，他也如愿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但地方变了，思想却黏着在事物上，总是会再回来，以回忆的方式，纷沓至来，让人困扰”(p. 47)。米歇尔很快发现自己期待的逃离自我只是徒然：“到处都是他自己……”,他终究不甘心，一边喊着“我们必须振作”一边“像个疯子似的跳下雪橇，奔跑起来”,因为“奔跑使他在这一刻暂时不思考”。但失望立刻就到了：“他气喘吁吁地回到雪橇上，对自己说：‘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别处，我们是否总在等待那一小时的[偏离]?是否有一个我们可以逃离自己的地方?’”(p. 49)
米歇尔所说的偏离，原文是divertissement(名词)或divertir/ se divertir(动词), 这个词在现代法语里的意思是消遣娱乐，作为偏离或转移来使用出现在17世纪的法语里，尤其是在帕斯卡尔的作品中，也是他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偏离(divertissement/ divertir/ se divertir)指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典型特征，即为了摆脱令人不快的现实的各种躲避行为。在帕斯卡尔那里，偏离的范畴非常广泛，逃避行为不仅包括取悦于人的消遣娱乐，也包括让人迷狂的激情、带来苦痛的战争和严肃的哲学思考等。
萨特在谈到青少年时代的梅洛-庞蒂时，曾说他是帕斯卡尔的信徒。
帕斯卡尔认为，人会有躲避行为是因为人无法真正面对上帝，无法直面真理，所以要在各种逃避中把自己忘记，也就是偏离正道。然而如果把这些严肃、快乐和苦痛的偏离都去掉，生活就会无聊得让人难以承受，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帕斯卡尔会说，如果这么问，正是忘记了上帝。在偏离中的人是生活在他自身之外的，也就是生活在上帝的爱之外，沉醉在偏离中的人是以对自己的爱取代了上帝的爱。虽然“唯一能让我们得以安慰的就是偏离，但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因为这阻碍了我们对自己的思考，让我们变得麻木。诚然，没有偏离，我们将陷于无聊之中，而无聊又会促使我们寻求可以摆脱它的方法。偏离愉悦我们，然后让我们在麻木中死去”。
《北方》正是这样一部看似是探险小说，实则是一部帕斯卡尔式的道德训诫作品。最终让米歇尔下定决心回法国的不是极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暴力以及原始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们是米歇尔所追求的偏离),而是在一个暴风雪天里，当他和丹麦船长被困在屋里昏昏欲睡时，突然意识到作为存在本质的无聊和虚无：“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他[米歇尔]是什么：空，绝对的空，虚无……随后，突然一个疯狂的想法抓住了他：离开”(p. 179)。从小说一开始米歇尔就在竭力逃避生活的单调和无聊，而极地探险非但没有使他抽离这种状态，还让他更清楚看到生存的虚无本质。从那一刻起，他明白所有的逃避(即帕斯卡尔所说的偏离)都是徒劳：“米歇尔相信，他对自己所有逃避行为的迷恋，对文明和那些最琐碎发明的热爱已经消失，在他灵魂的深处，这种爱被雪一点点、永远地剥光了。米歇尔离开法国去‘生活’,去行动，去充实自己。但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他一直保有新奇感，可以使他永远摆脱内心的喃喃自语。此刻他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也就发现了无聊的根源。经过那么多次偏离后，现在他开始反省自己。”他之前所不愿意面对的来自存在本身的无聊和虚无，是“在一代代圣贤和哲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填补的巨大空虚”(p. 180)。既然如此，那么不如回归，正视这无聊和虚无。而这正是帕斯卡尔所指出的回到自己的屋子(repos)
从这一点看，就会明白在小说序言中，梅洛-庞蒂为什么会对鲁凯特有如此高的评价：“我把这部小说的第一页铭刻上了鲁凯特的名字，因为鲁凯特有一种尤为值得崇敬的罕见的真诚。他出去旅行，然后回到家乡。从卢克莱修以来，从塞内卡以来，没有一位诗人也没有一位智者和我们说不要再自我逃避了，旅行并不能给我带来幸福。而且[鲁凯特]尤为珍贵之处是，对各种教义不感到忧愁，直接说出他所感觉到的，因此他也就让教义显得更有力。鲁凯特所吟诵的如此和谐的家乡之歌展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离乡，我们总会找回家乡——偏离，我们也还会回到我们真正的忧患中，这才是我们要重视的。”(pp. 14-15)就如帕斯卡尔将无聊空虚视为生命的本质，就如鲁凯特探险小说的主人公最终都选择回乡面对无聊和忧愁，梅洛-庞蒂以小说的方式向他们致敬，而米歇尔也如鲁凯特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旅行和探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真诚道出这令人烦闷的本质之避无可避。
然而，当帕斯卡尔将消遣娱乐、激情、战争、哲思等都列入偏离范畴时，不仅将作为哲人的自己和作为基督徒的自己对立了起来，也将人定义为了一个内在悖论。他承认人有两种对立的本能：“一种秘密的本能驱使他们去寻求偏离和外部的充实，那都出于对他们自己无穷悲惨的怨恨；同时又有另一种基于我们伟大的最初天性的秘密本能，使他们认识到幸福其实只在于安安静静呆着而不在于喧闹；而这两种相反的本能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混乱的谋划，隐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却不为他们自己所能看见，但又驱使他们企图通过刺激行为去得到安宁(repos);并永远驱使他们去想像那根本不可能会有的满足终将到来：如果他们能克服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他们就能打开通向安宁的大门。”
如果对偏离的追寻和对安宁(repos)的渴望都是出于人的本能；如果偏离是向自身以外寻求愉悦，达到真理的幸福则需要安安静静呆在“屋子”内部即自身内部；又如果说自身内部就是上帝之爱内部，而我们通常都生活在我们自身之外(见前页帕斯卡尔的引文),那么这对立的本能所具化出的悖论不仅是本质且无解的，而且要分割内和外也是不可能的。帕斯卡尔也默认了这一点：他批判偏离与其说是为了杜绝它，不如说是为了强调到达真理/上帝所要面对的生命本质的无聊与虚无；而同时，他又承认安安静静呆着(repos)必然要忍受无聊，而偏离可以让人免于这最彻底的绝望。“无聊：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安静静呆着的状态更难以忍受，没有激情，没有事务，没有偏离，没有可专注[的东西],人就感受到了他的虚无，他的放弃，他的匮乏，他的依附性，他的无能，他的空虚”。
《北方》出版于1929年上半年，很可能在1926年—1928年间写就(鲁凯特在1926年去世，同年梅洛-庞蒂进入巴黎高师),这部小说应该见证了青年梅洛-庞蒂思想的转变时刻：他初入巴黎高师时所信奉的正统严谨的、既是理性主义同时又有宗教倾向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