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一个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国家中，特定生活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地通过诉诸法律，来获得一个终局性的答案。这就要求法律专家在考虑法律要求的同时，还需考虑那个特定生活实践的基本性质。然而，由于专业知识的要求或组织化（制度化）的程度较高，法律专家事实上不太可能同时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这使得法律人所作的判断，不无武断颟顸的嫌疑。于是，一个可能的冲突就此形成：法律专家需要就其他专业领域的争议问题作出决定，否则法治或法律的重要性将会被削弱；但法律专家又不太容易同时成为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决定始终存在被合理质疑的可能。这个难题如何解决？
我已经对特定专业领域的法律介入进行过讨论，
这是个巨大的争议问题：作为体育比赛中是否可以运用兴奋剂的终局判断标准，法律必须同时考虑作为制度实践之体育比赛的基本性质，以及作为人体科技成果之兴奋剂的基本性质。当然，由于体育比赛是兴奋剂的运用场所，所以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文章的核心内容。不过，“法律应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制度化实践”一定是个前提性的问题，这成为前两节的当然内容。然后，按照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答案，依次检讨具体的支持和反对兴奋剂使用的各项理由，这是后两节的主要任务。最后，是个简要的结论。
一、法体系与其他规范体系的两种关系
（一）法体系的全面性与开放性
无论是否致力于追求法治，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存在一套法体系，那么这套法体系就会主张，自己具有拘束任何行动领域的权威，这个性质被叫作全面性。
然而，除主张自己拥有全面性的权威之外，法体系往往还被认为具有另一项特征：它能将自己的拘束力授予其他规范体系的规范，这被叫作开放性。
现在，一个矛盾出现了：全面性意味着，法体系能够对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拥有干预的权威，它能够以自己的规范取代其他规范，只要法体系愿意这样做；开放性意味着，法体系要对同一社会的其他规范体系保持尊重，所以不应该轻易改变其他规范体系的内容。问题在于：如果法体系的这两个性质都是真的，它们如何协调在一起？有一种回应是这样的：“开放性与全面性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真正存在，因为开放性就是全面性的间接或和缓的表现形式，此时虽然法体系并未取代其他规范体系，但仍然会通过给予其他规范体系以法律效力的间接方式，来落实全面性的要求。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无法承受进一步的追问：在什么时候或何种条件下，法体系可正当用自己的规范“直接”取代其他规范体系的内容？在什么时候或何种条件下，法体系只能透过确认或支持来“间接”施加自己的影响？
在这背后隐含的看法是：如果在概念上承认全面性与开放性都是法体系必然拥有的基本属性，那么它们之间就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既不能全面性完全吸收开放性，也不能开放性彻底摧毁全面性。既然全面性和开放性无法被合并或化约为单一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矛盾就是真正存在的，也就有了这样的实践必要性：何时全面性会压倒开放性，要求法体系直接取代其他规范体系？何时开放性会凌驾全面性，要求法体系必须尊重其他规范体系？
（二）法治、尊重与介入
然而，读者将会发现，接下来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在后一部分上，即寻找法体系尊重其他规范体系的条件，而基本不涉及全面性对开放性的凌驾。这源于一个重要的实践考量：即使承认全面性与开放性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性质，但它们在实践中并非势均力敌，就像刚才那个貌似合理的说法一样，全面性压倒或吸收开放性在实践中更为常见。于是，二者在性质上的矛盾，经常伴随着“全面性压倒开放性”的实践结果，因此“如何真正确保开放性”才是主要的实践难题。
之所以全面性会在实践上经常压倒开放性，表面上是因为，允许法体系直接取代其他规范体系的做法，虽简单粗暴，但却最具实践可行性，因为它无须像开放性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同时考虑法体系和其他规范体系，而只需要作法律上的单方面改变即可。但真正值得重视的理由，来自“法治”这个价值：如果承认法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道德理想”，
有一些初步的辩解认为，由于法治必然以“有法律（法体系）”为基础，而开放性属于对法律全面理解的一部分，所以对法治的恰当理解自然会包含开放性的内容，否则就算不上是一种恰当理解。但这个说法，似乎仍无法对抗“法治=法律的统治”。那么什么是“法律的统治”？这个表述可做不同理解：广义是指“人们”应遵照法律并被法律统治，狭义是指“政府”需服从法律且受法律的统治。
明白了这一点，全面性对开放性的全盘吸收，将被视同允许政府任意入侵其他规范体系，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并未受限，它也就未受到法律的统治。所以，法治并不支持法体系对其他规范体系的随意取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介入都被法治一律禁止，某种条件下的介入仍被允许。其中，最为明显的消极条件是，其他规范体系至少表面上尚未违反法体系的基本要求，否则基于“法律的统治”这个字面含义，其他规范体系就应作满足法体系之要求的修改。然而，如果根本不存在表面冲突或法体系并未作相关规定，此时还想让法体系介入，就需要寻找法治所能允许的实质理由。
在我看来，寻找法治所支持或允许的实质理由，只能透过对法律功能的理解来实现。哈特对此曾有过非常著名的说法：“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在法院之外的广大领域，计划、控制和引导我们的生活。”
二、社会实践的价值与法体系的介入条件
问题是：尊重特定社会实践及其规范体系，或维系并促进该社会实践，都是相当含混的说法。如果不能澄清其基本内涵，那么法体系所引发的破坏该社会实践的效果，将有可能打着“尊重”的旗号重新出现，它拥有类似家长主义的论证结构：为了让你（社会实践）变得更好，所以应当按照我（法体系）的要求生活。
这显然依赖于对“社会实践”这件事情的理解。毫无疑问，作为由人类行动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它与其他动物依照本能和自然规律形成的所谓“实践”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于：社会实践或人类实践是价值性的或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敏感于价值的：它不但是围绕价值得以形成的，而且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及其本身在未来的延展，也是依据价值得以进行和展开的；反过来讲，如果剥离其中蕴含着的价值内容，那么社会实践与其他动物的“实践”就没办法区别。相应地，作为社会实践之基本因素的规范体系，就不再只是一套自然规律，所以同样需要借助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而得以形成、展开和被理解；进而，这个围绕价值展开的规范体系，就成为“计划、控制和引导”参与该实践之人类行动的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
必须注意，刚才这些说法，既适用于法体系，也适用于其他的规范体系；在性质上，它们都是敏感于价值的规范体系。不过，其他的规范体系较为容易理解，因为跟它匹配的社会实践是清楚明确的，就像前面提到的钓鱼协会或书画协会这样的例子。但法体系所匹配的社会实践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被叫作法律实践的东西？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法体系的全面性：既然法体系能主张自己有资格拘束任何行动领域，那么法体系作为一套规范体系，就应当与作为整体的人类实践
搞清楚了这一点，开放性就有了被理解的可能：它所要主张的，其实就是与整体人类实践相匹配的法体系，必须尊重与特定实践相匹配的其他规范体系。具体来讲，如果与特定实践相匹配的其他规范体系，基本实现“特定实践—特定价值—规范体系—实践理由—特定实践”的顺畅循环过程，那么即使是匹配整体人类实践的法体系，也不能将它推倒重来；除非这个过程是不顺畅的，以至于该价值实践的存续岌岌可危，法体系的介入才有充足的理由。如果将这个围绕特定价值展开的循环过程看成是自足的，那么开放性就意味着，法体系必须对这个自足的规范体系保持尊重，除非该规范体系在自足性上出现问题，即该规范体系无法满足或者干脆抑制了那个特定价值。
不过，尽管当出现自足性问题时，法体系就有了正当介入的理由，但由于那个特定价值本身仍值得充分尊重，法体系的介入仍以促进那个价值实践作为目标，而不是彻底摧毁这个实践，更不是将它改造为其他类型的实践，就像不能将婚姻的实践改造为关于生育的实践。就此而言，法体系对其他规范体系的介入，就是为了保障该价值实践的顺畅展开。当大多数具体的价值实践都运转良好，作为整体的人类实践也一定是基本顺畅的，这就实现了法体系的核心目标或基本价值；反过来讲，如果法体系不但是关于整体人类实践的规范体系，而且还是大多数具体价值实践的规范体系，那么伴随着具体价值实践的逐渐枯萎，整体的价值实践也将无从谈起。避免以上景象的出现，或许就是法治这个理想的真正意义。
现在可从整体上说明，法体系介入其他社会实践及其规范体系这件事情：其一，尊重特定社会实践及其规范体系，其实就等于尊重该社会实践所蕴含的特定价值；其二，如果该规范体系满足了特定价值的要求，那么法体系就必须对此保持尊重，这就是开放性的意义之所在；其三，如果它没有满足这个要求，那么法体系将以创设新规范的方式，来落实或促进特定的价值实现，以维护和确保该实践的存在和展开，这就是全面性的基本要求。由于它们主要是围绕特定价值展开的，所以可统称为“价值条件”。除价值条件外，还需要加上上节谈到的消极条件，即该规范体系与法律体系本身并不存在表面上的矛盾，可简称为“法律条件”。总体而言，价值条件和法律条件，共同塑造了法体系对其他规范体系的介入理由与限度。
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对于这种制度性的社会实践而言，法律条件的争论通常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价值条件紧密关联。因为，法体系为保持对其他规范体系的尊重，很多时候法律对相关问题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这导致在很多情形下，关于法律条件的理解本身，都需要受到价值条件的制约，下一节中关于兴奋剂引发伤害的讨论，清楚地呈现了这个特点。因此，要想彻底澄清兴奋剂和体育比赛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只讨论法律条件，而不讨论价值条件。所以，这在性质上是个跟价值必然关联的话题，也就是我一直主张的理想的规范理论。
第二，一个一直未曾讨论的话题是，特定实践所蕴含的价值（特定价值）如何发现？这本身是个巨大的问题。好在，已有德沃金珠玉在前，此处只需将他的看法重述即可：其一，要想保障某一价值是属于该实践的价值，那么它就必须“符合”（fit）这个实践，而不能无法从该实践中找到根据；其二，满足符合条件的价值通常是复数的，此时就要在多个满足该条件的价值中，找到道德上最佳的那个，这就是所谓的“最佳证立”（the best justification）。
三、关于兴奋剂的基本争论与论证僵局
（一）争论的基本类型
有了这些准备，就可以转向“体育比赛与兴奋剂”了。如前所述，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依赖于对价值条件和法律条件的理解。因此，可将相关争论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法律条件的论争，即兴奋剂的使用，是否会触发法律上的禁止条件；第二，价值条件的论争，即兴奋剂的使用，是否会与体育比赛的价值或宗旨矛盾。无论采取何种态度——全面禁止、部分禁止、部分允许、全面允许，都取决于在这两个相关争论中是否最终获胜。虽然支持者或反对者，一开始可能并未清楚这个论证结构，但是具体的支持或反对理由，仍可被归入这两种争论当中。
以一篇广受关注的支持性论文为例，
策略选择或政策效果之类争论的意义相当有限，因为即使某些策略可能的确没有效率，但并不意味着策略本身缺乏正当性，策略是否有效率与它是否正当始终是相互独立的问题。否则，一个没有效率的策略，就将成为一个缺乏正当性的策略。照此推论，所有的做法其实都有无效率的可能，因为事实上的例外无法彻底禁绝。
现在，是否允许在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只有两个有效的争点：一是关于体育精神的争论，即兴奋剂的使用是否与体育精神违背？二是关于一般价值的争论，即兴奋剂的使用是否与公平或“不得伤害他人”的道德原则矛盾？非常明显，关于体育比赛之基本性质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关于体育比赛之特定实践的价值问题。那么公平与否或是否引发伤害的一般价值争论，是否等同于法律条件的讨论？这件事情，往大了说，涉及对法律性质的理解，但这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好在，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实践上，对于公平的支持和对伤害的禁止，都是无法否认的法律任务，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
（二）辩论僵局：关于法律条件的讨论
上文已经谈到，关于一般价值或法律条件的争论，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公平问题，即允许或禁止使用兴奋剂，这是否会违反公平的要求？关键之处在于，此处的“公平”是什么意思？一般而言，公平指的是依照某个标准，特定结果是某人所“应得”的，也就是取决于那个人所能决定的部分。显然，某人所能决定的部分中，最重要的就是（由自由意志而决定的）“努力”。因此，就体育比赛的结果而言，如果这取决于他的努力，那么就是他应得（赢得）的，这也是公平的结果；如果这取决于努力之外的因素，那么就不是选手的努力所导致的应得，所以也是不公平的。
因此，兴奋剂的反对者会认为，如果允许使用兴奋剂，比赛的结果将取决于兴奋剂，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支持者同样会主张说，如果不允许使用兴奋剂，比赛结果将取决于选手的天赋，而天赋显然也不是努力，所以这同样不公平。简单说，由于兴奋剂和天赋都是努力之外的因素，它们在性质上是同类。或许，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进一步将自己的推理复杂化，将“努力”这个因素安排进自己的论证结构中，推出“天赋+努力”与“兴奋剂+努力”的更复杂版本。
其二，关于是否伤害运动员健康的论辩。首先需要注意，除非是关于运动医学的讨论，否则都不会过分关注特定药物对健康的实际损伤。因为，论证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说即使承认药物（兴奋剂）的确会对健康带来伤害，这是否构成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合适理由？如果一概以伤害作为禁止的理由，那么被禁止的不只是兴奋剂了，就连体育本身都需要被禁止。这是因为，体育是关于身体的活动，体育比赛更是直接表现为身体上的对抗，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身体上的伤害。既然所有的伤害都要被避免，那么在禁止兴奋剂的同时，一切体育比赛也应当被取消，尤其是拳击这类可能会导致致命伤害的运动。反之，如果允许体育比赛的进行，那么伤害就不应当是体育的关键因素，于是即使兴奋剂的确会引发伤害，也不应因为这个理由而被禁止。
不过，即使承认体育比赛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对伤害的容忍，但并非任何类型的伤害都是体育比赛所允许的，例如以杀掉对方为目的的“体育比赛”，很难被视为一种真正的体育比赛。于是，论辩的核心被转换成这样的话题：哪些类型的伤害是体育比赛所能容纳的？兴奋剂所引发的伤害是否属于这个范围？就这两个话题而言，单纯讨论兴奋剂的伤害是不充分的，而必须将对“体育比赛”这件事情的理解加进来，否则就无法对“是否允许兴奋剂所引发的伤害”给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单纯讨论兴奋剂和伤害的关系，也将进入到一种论辩僵局之中；不过这不是一种纯粹的论辩僵局，就像关于公平的讨论一样；这是一种中间性的论辩僵局，它原本是一个大的论辩结构的组成部分，它的答案取决于那个大的论辩的结果，所以其本身并不会提供终局性的答案。
四、体育比赛与表演
到此为止，关于体育比赛是否应允许使用兴奋剂的三种争论中，有两个已可彻底放弃：关于效率的争论，因为无法解决“应当与否”的问题而被放弃；关于法律条件的争论，因为会导致论证僵局而被放弃。现在需要考察最后一种讨论：关于体育比赛性质的争论，也就是关于价值条件的讨论。文章余下的篇幅都用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过事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体育比赛性质的完整理解，需要一种系统性的“体育哲学”的著作来完成，
（一）作为表演的体育比赛
现在，需要仔细讨论体育比赛的性质了。让我从一个人们通常欣赏体育比赛的角度，来说明体育比赛的可能性质。当有人问：为什么你要一大早爬起来看一场比赛？它到底有什么吸引你？对体育比赛不感兴趣的人，为何要尊重你这个举动？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例如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支持意大利足球队（或别的运动队），因为那是我们青春的一部分；或者你支持中国足球队，无论它的成绩有多差，因为那是你的民族归属感的表现，如此等等。但最经常的、并且只跟体育比赛有关的理由是：运动员用他们纯熟的技艺和有创造力的比赛策略，奉献了一场不应该被错过的精彩表演（performance）。在这个意义上，体育比赛不只是长久训练获得的身体应激反应，而更是运动员的创造性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奔跑和捕食。在这一点上，体育比赛和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运动员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种类的艺术家，只是他们更加依靠身体能力和身体表现力而已。
由于体育比赛从属于表演，并且由于表演的吸引力来自技艺和创造力，那么有助于技艺训练和表演创造力的提高手段都应当被允许。例如，芭蕾舞演员，不但要日夜重复枯燥的训练，而且还需要借助某种方式纠正体态，甚至是服用某种药物来抑制特定激素的分泌；或者，一场钢琴独奏会或演唱会，演奏者使用某种药物来保持他的专注度和身体能力，歌手用某种药物来保持他的嗓音能力。因此，任何有助于提高表演的手段（performance-enhancing means），理论上都不应当被禁止。
体育比赛如果也是一种表演，那么有助于表演的手段和工具，同样也不应该被禁止，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被普遍地使用。例如，各式各样的训练方式——高原拉练或高压舱中训练，各式各样的训练器材——从最常见的护膝到专业的力量训练器材，甚至是各式各样的比赛装备——从常见的跑鞋到专业的连体泳衣。现在可以来考虑兴奋剂了。如果说在其他表演类型中，兴奋剂之类的药物使用，由于有助于技艺的训练和表演的吸引力，所以应被允许；那么体育比赛作为一种表演，同样也应当允许使用兴奋剂。因为在性质上，兴奋剂和训练方式、训练器材与比赛装备，没有本质的不同；允许后者的使用，就应当同样允许兴奋剂的使用；如果后者因为促进了表演的吸引力而被使用，那么也就没有理由禁止兴奋剂的使用。除非，你认为观看一场表演的理由，只是因为那是某人的青春回忆或民族感情之类的原因，但这些与表演吸引力无关的理由，将会彻底摧毁表演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使得表演只具备工具的重要性，而不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
在我看来，这种将体育比赛视为表演，将兴奋剂视为表演提高的手段和方式的论证策略，是支持使用兴奋剂的最强理由。
（二）一些不成功的反驳
面对这种将体育比赛视为表演的看法，反对者会认为，并非所有的手段或药物都允许在表演中使用，例如演奏者或歌手不能通过吸毒来提高表演质量；紧接着，由于并不是所有药物都被允许，所以兴奋剂依然可能处在禁止的行列。的确如此，在各式各样的演出中，毒品都是不可以使用的，但禁止的理由与“是否有助于表现力”无关，而是因为法体系事先已禁止毒品的使用。
除了以上思路之外，反对者还可能从更关注体育比赛的角度给出质疑：即使承认体育比赛是一种表演，但这是一种独特的表演；因此，即使其他表演的确缺乏禁止兴奋剂的理由，但体育比赛的独特性将得出相反的结论。具体来说，体育比赛被认为拥有两个独特性质：其一，它是竞争性或对抗性的实践，其他类型表演并非如此；其二，“获胜”在体育比赛中具有核心的意义，其他表演并不必然将获胜视为核心价值。
理由在于，一方面，作为竞争性实践，各参与方处在相互对抗的情境中，一方的获益要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所以在客观上，体育比赛是一种“相互损害”的实践。但如果它是值得参与的实践，就意味着它不能是一种“不择手段去相互伤害”的实践，这在道德上必然是丑陋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为避免这种道德堕落，就必须作手段上的限制，兴奋剂就有可能成为被限制的对象。但此时的论证结果，只是“有可能”被禁止，而非“一定要被禁止”。要获得更强的论证结果，就需要引入另一方面的讨论，也就是关于获胜之核心意义的部分。显然，获胜对体育比赛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通常表现为唯一性或独占性，于是一个冠军要比许多个亚军合在一起都值得肯定。既然获胜或者冠军如此重要，那么体育比赛中的什么因素能匹配胜利呢？显然是“努力”和建立在努力基础上的“表现”，所以获胜的概念是以“努力”为核心的。那么努力是什么？努力是一种选择的能力和一以贯之的执行。所以，最终匹配胜利的，是运动员的选择和坚持。然而，兴奋剂的使用，使得选择和坚持的意义受到贬损，并且将获胜与兴奋剂的开发者、而不是运动员联系起来，以至于获胜成了对化学家、而不是对运动员的奖赏。为避免体育比赛成为化学研究水平的竞技，也是为了保证胜利的意义，禁止兴奋剂就成了唯一合适的选择。
不过这个讨论仍有明显缺陷。先不说过去已经提到的理由：运动员的天赋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但它却会严重影响获胜者是谁（请想想博尔特的连战连捷），按照禁止兴奋剂的理由，似乎也要禁止天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体育比赛的竞争性还是获胜的意义，都可能存在其他理解方式，以至于不能成为一概禁止兴奋剂的合适理由。就竞争性而言，“体育比赛（尤其是比赛）”的用语，很容易使讨论者一上来，就将它直接等同于对抗性，于是体育比赛就成了相互损害的实践，“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胜利者。但竞争性还有另外的理解：它体现的是一种可比较性，即按照同一标准比较两个独立的表演，并从中选出优胜者。如果竞争性是可比较性，那么讨论者就应当专注于“表现”而不是损害，于是有助于表现的兴奋剂看起来就没有禁止的理由。不过，反对者可能会进一步认为：将竞争性理解为对抗性和可比较性，将会使得获胜被区分为主观胜利与客观胜利，它们分别对应着“艺术”比赛与“体育”比赛，而不能混为一谈。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然而，跳水、体操之类的比赛，显然并不会取得对抗性的客观胜利，但它们“体育比赛”的性质仍不可置疑。更关键的是，即使接受体育比赛所追求的是客观胜利，但这依然不能使得获胜的重要性凌驾于表演之上。这是因为：虽然无法否认获胜的关键重要性，但它依然只是体育比赛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
五、人人可参与的努力：体育的独特吸引力
读者现在应可理解，为何将体育比赛视为一种表演，是对兴奋剂使用的最强支持理由。这表明，如果不能将体育比赛与表演区别开来，接受兴奋剂将是唯一合理的结果。当然，区分体育比赛和表演，不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结果，不能为了区分而区分；而是说这两种实践，的确存在一些关键性的区别，且对理解体育比赛和表演而言至关重要。
（一）体育比赛的特殊之处：两个重要的“小”问题
某些过于急迫的讨论者，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们很想迅速找到体育比赛与表演的关键区别，来结束这场艰难的讨论。如果承认这个讨论是艰难的，那么就应该慢下步伐，仔细评估某些既有讨论的得失，寻找更加稳固的基础。在我看来，最有效的策略，其实并不是从大问题入手，而是应当先从小处着眼，一步步过渡到大的问题上。所以我反对一上来就借助某些大的论证框架，直接将体育比赛和表演作明确的区分，因为那个大的框架本身，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以及话题的适用性问题。例如，如果借助菲尼斯（John Finnis）关于“人类善”的划分，尤其是关于“游戏”（play)
在我看来，如果从小处着眼，体育比赛至少有两处，无法被表演的内涵容纳。第一，不具备欣赏性的体育比赛仍然是真正的体育比赛，但不具备欣赏性的表演却不是真正的表演。请对比如下的情形：某个小学正在举办一场运动会，一群小朋友吹着号、打着鼓走在入场队伍的最前头；入场仪式结束后，仅仅知道基本规则的小学生，会进行各种不同的体育比赛。那么，能否将吹号、打鼓的那些举动视为表演？能否将其后举行的比赛视为真正的比赛？后面这件事情的判断不难做出，那就是真正的比赛，无论它有多“拙劣”，
但这个说法成立吗？还记得这些年来各种号称是“丑书”的书法表演吗？如果你同意丑书也是表演，所以也具备欣赏的价值，那么小学生打鼓吹号也就是表演了。但我想，你不会认为丑书具备欣赏的价值。但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表演具备底线性要求，即某种人类行动——如吹小号，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具备欣赏的价值，也才能称作表演。所以，虽然表演有优劣之分，但它们都是在底线之上的分类，而不是一个处在底线上，一个处在底线下。相反，体育比赛并不具备底线要求，只要两个小朋友在同一条线同时启动，跑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就在进行一项叫作跑步的比赛，无论他们的速度有多慢。
第二，观众对于体育比赛的意义。如果说到体育比赛这个实践的成员，运动员、教练、裁判员都是当然的入选者，那么观众呢？观众是不是这个实践的参与者或者成员？一个没有观众的体育比赛，还是真正的体育比赛吗？在现实世界，可能由于很多的原因，导致在体育比赛的现场没有任何观众，但是在电视机前和网络上，观众依然可能是广泛存在的。
（二）欣赏与参与：表演与体育比赛
有了以上这些准备，现在就可以正面回答体育比赛
刚才的两个小问题，实际上在说明同一件事：体育比赛是一种参与性实践，而表演并不主要是参与性的，而是欣赏性的；或者说，体育比赛的确可能具备欣赏性，这一点使很多人将它误解为表演，但体育比赛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参与性而非欣赏性。欣赏和参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演出者或运动员之外的人，是不是该实践的合适成员？如果是，就是参与性的实践；如果不是，就是欣赏性的实践或美学实践。所谓欣赏，通常是指人们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从“行为人中立”（agent-neutrality）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并评价自己之外的某些对象，例如演出或自然景观；所谓参与，是从某种“行为人相关”（agent-relativity）的态度出发，设身处地地进入一种实践当中，来感受和评价那个实践对于自己的意义，以保障那是“我的”实践。
当然，参与者也可以行为人中立的方式来欣赏他/她所参与的实践，但这个欣赏的态度，是附着在参与之上的，否则被欣赏的就不再是他/她自己参与的实践。
一旦认识到体育比赛是一种参与，那么立刻会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在理论上讲，体育比赛是人人均可以参与和从事的；第二，即使以笨拙的方式参与/从事其中，但这仍然被认为是真正的体育比赛。其实，这两个特点之间是相互支持的：由于体育比赛使人人均可参与，因此即使用笨拙的方式从事，它依然是真正的体育比赛；由于体育比赛可用笨拙的方式从事，因此它才是人人均可参与的。现在，这两个特点完美匹配了前面两个小问题的讨论：虽然可能是笨拙地参与，但这仍然是真正的体育比赛；因为它是人人均可以参与的，所以观众不仅仅只是欣赏者，同时也是事实上或者潜在的参与者，它是运动员和观众共同致力于卓越的实践。
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为什么要反对体育赛中使用兴奋剂？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满足“人人均可参与”和“可用笨拙方式从事”的要求。不过，要想在其中建立起因果关系，还有一段路要走。现在可以将第四节中关于胜利与卓越的讨论重新接续回来。如果体育比赛是人人均可参与且可用笨拙方式参与，那么体育比赛所应追求的结果，就不再是胜利,而是卓越。因为，胜利是相对于他人的概念，当我击败对手，我就胜利了；而卓越是相对于自己的，我努力做到了原本无法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我卓越的表现。当然，在很多情形下，卓越的取得的确会带来获胜的结果，但那个结果并非因其自身而应获赞赏，除非它是内在蕴含卓越的，否则任何不择手段的胜利都将获得赞赏。
有了这个铺垫，就可以处理兴奋剂和天赋的棘手类比。在不涉及兴奋剂的情形下，体育比赛的结果同时取决于天赋和努力；如果天赋这种非努力的因素被允许使用，那么就没理由禁止兴奋剂这另一种非努力的因素。然而，如果卓越才是体育比赛值得追求的结果，那么努力这个因素的意义就会被凸显，
但兴奋剂呢？能否用以上的论证结构，来支持兴奋剂的使用？虽然使用了兴奋剂，但努力仍然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绝无可能。这是因为，服用兴奋剂一定是为了获得相对于他人的胜利，而不是相对于自己的卓越；反过来讲，如果根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或参与比赛并不是为了获胜，那么就没有充足的动机使用兴奋剂。也就是说，如果在给定天赋的条件下，运动员的努力并不能使得他有机会获胜或确保胜利，那么兴奋剂就成为获胜的唯一依靠；于是，在获胜这个目标之下，努力就要让位于兴奋剂。
现在可改变依照追问展开的讨论方式，正面阐述体育比赛之实践的价值了：由于体育比赛致力于追求卓越，所以其核心要素是努力，虽然是建立在给定天赋基础上的努力；正因为其价值是努力基础上的卓越，所以才是人人均可参与并可用笨拙方式参与的实践，只要其中蕴含着经努力而达到卓越的价值。而兴奋剂的使用，只是为了胜利这个片面目的，而且也是对努力的失望或放弃，当然也无法被体育比赛的价值所容许。那么是否可以创造一种允许使用兴奋剂（或基因编辑等其他科技改进手段）的“体育比赛”？例如，是否可以创造出奔跑速度达到汽车水平的“运动员”参与的跑步比赛？即使克服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但由于这样的“体育比赛”不具备人人均可参与和可以用笨拙方式参与的特点，所以它即使存在，也只能被视为是一种表演、而不是体育比赛。
六、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体育比赛是否允许使用兴奋剂”的具体问题，讨论了“法律体系如何介入其他的规范体系或制度化实践”这个更加具有一般性的问题。文章的讨论证明：首先需要评估法律条件，即是否与事先存在的法律规定矛盾；如果通过了法律条件的检验，那么就需要进入到价值条件的讨论中，即通过阐明特定社会实践的价值或宗旨，来决定法律体系是尊重相关的特定规范体系，还是以法律体系来予以取代。显然，通过对体育比赛性质和价值的讨论，我的结论是：应当支持目前通行的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做法，因为这将与人人可参与和可以用笨拙方式参与的具体性质矛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体育比赛就是一种表演，选手之外的其他人将会被一律隔绝在外，只能以欣赏的态度面对原本可以随意参与的那个实践，这将使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卓越的方式被严重缩减。
文章的最后，需要对标题中似乎尚未提及的“科技”二字多说两句。其实，科技始终在战场中，它在文章中已经被具体化为兴奋剂了。就此而言，科技成为制度化实践的外部变量，它的进展使得原本运行大致顺畅的制度化实践，遭遇了全新的挑战。科技的进展当然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为目的的，但目前这次全新的科技革命，不仅仅只是改善人类的生活，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