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
密尔的政治思想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早在少年时期, 密尔在其父和J.边沁思想的熏陶下, 就接受了功利理论, 视其为生活的指路明灯。17岁时他组织“功利学社”, 以功利作为学社成员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他发表论文《论边沁》, 赞美边沁哲学的长处, 为边沁哲学的基本原理辩护。他出版的《功利主义》一书,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边沁的功利思想, 并将其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密尔以功利为原则考察社会政治问题, 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被统治者的福利, 保证人民过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于对物质快乐和精神快乐的质的差别的认识, 密尔更强调国家应当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精神快乐, 使人民得到具有更高价值的美德和智慧。这显然发展了边沁的认识。
密尔对国家目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诸多论述, 淡化了边沁功利思想中的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色彩, 突出了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为他的自由思想提供了新的功利理论基础, 使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 从政治自由到社会自由
密尔继承了J.洛克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坚持个人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 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最精辟地阐述了个人自由。他在给J.斯特林的信中说:“自由主义要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指导者和主权者, 要让每个人为自己去思索, 只按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去做, 允许其他人以言之有据的道理说服他。”
在密尔之前,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政治自由阶段和经济自由阶段。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为第一阶段。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极权的专制统治, 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 以便跻身于统治者行列。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参与政权, 执掌政权的重要条件, 是17世纪资产阶级要求的基本自由。
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治自由, 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 自由发展经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A.斯密、老密尔、D.·李嘉图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们, 围绕国家经济问题, 重新认识国家作用和个人自由。他们主张国家实行“放任主义”政策, 不干涉个人的经济活动, 主张把资本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的理论代表着自由主义发展的“经济自由阶段”。这种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 继承了17世纪自由主义传统, 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思想。
密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理论和主张, 使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使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社会自由阶段”。
密尔对个人自由的探讨, 不再是仅仅限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而是扩大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说:“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 一般已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
社会自由的提出, 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思想的范围。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从政治权利上来考察自由问题。他们一贯主张的自由, 主要是要从国家中得到自由, 反对国家奴役, 反对国家干预。他们要确认个人的自由权, 反对世俗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的干涉。他们对自由的基本认识是, 任何人只要不违反法律, 就应享有充分的自由。正如洛克指出的, 自由是人们“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 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
为了寻找个人自由的合理范围, 密尔把人的全部行为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行为会涉及他人, 另一部分只涉及本人。以此为基础, 密尔阐述了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 提出了著名的“群” (社会) “已” (个人) 权界论。他说:“第一, 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 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第二, 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 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 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 ”
自由思想是密尔全部政治著作中所表达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信念。他的《逻辑学体系》一书中有关人类自由的论述受到托克维尔的赞许。密尔在写给托克维尔的感激信中说:“我自以为这一章是全书最重要的, 它忠实表达了大约15年来我所持有的思想, 这一思想我过去从未写出过”, “它一直是我生命的真正救助者。”
西方学者广泛赞誉密尔表达的社会自由观点, 认为他“最充分最完美”地表达了自由主义者的信仰, 把他誉为“英国自由主义的最美丽的花朵, ”而《论自由》则表现出“这朵名花中的最美的东西, ”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声明。”
从政治自由到经济自由, 又发展为社会自由, 标志着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一发展过程, 最终是由密尔完成的。密尔的自由思想比其自由主义先辈们的更完整、更系统, 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提出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处”这一思想主张, 成为由传统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向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过渡的桥梁。
(二) 从放任主义到国家干预
密尔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认为国家应当奉行不干涉政策。他赞同放任主义, 主张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处。
然而, 密尔又根据他的功利主义原则提出, 为了增加快乐, 免除痛苦, 国家不能只是一味放任, 还应积极地为人民提供更多的获得自由的机会。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末编, 重新探讨了有关放任主义的问题。
密尔认为, 尽管放任主义是个基本原则, 但这个原则的实施并不是毫无限度的。在某种限度下, 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涉。他提出, 这个限度就是一种“伟大的善”或“伟大的利益” (Great Good) 。为了提高人民的美德和智慧, 国家可以强迫人民完成义务教育;为了保护儿童, 国家可以对不准使用童工进行立法;为了扶助穷人, 国家可以通过“济贫法”提供救济;为了使属地殖民化, 国家可以支持地理科学考察;等等。因此, 为了伟大的善或利益, 可以实行国家干涉。
这样, 密尔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进行了修正。他最先提出, 完全的放任是行不通的。只能是有限度地放任。国家对经济事务, 对个人活动都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
密尔提出的为了“伟大的善”可以实行国家干涉的主张, 是他的自由原则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密尔认为, 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去强迫他, 为了全体人民必要的利益而强迫人民, 为了社会的“善”进行强制, 这些都不是限制自由, 而是扩大了自由。这样的干涉是合乎功利的、合理的。密尔的自由原则成为他提出国家干涉的基础。
密尔对放任主义的修正说明, 在新的历史时期, 只起消极作用的国家已经不适宜了。在保存了个人自由、竞争自由的同时, 采取更多的积极措施、保持社会安定的国家, 才是自由主义所需要的。国家不再是“必须的罪恶”了。
密尔对放任主义原则的修正, 为国家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此后, 国家的积极作用, 国家全面干涉的理论, 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密尔的修正了的放任主义思想, 成为从传统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理论过渡到新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的桥梁。
(三) 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社会主义”一词逐步在英国流传开来, 到了40年代初, 更盛行于整个西欧, 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新思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 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科学内容和坚实的阶级基础,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出现在社会政治的大舞台上, 密尔也身居其中。
密尔首次提出“社会主义”, 是在他184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当时他极力反对社会主义思想, 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必然压迫个人, 违背了个人自由原则。随着欧文的公社实验在英国的长期开展, 也随着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宣传的深入, 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 密尔详细研究了欧洲大陆上众多知名的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 认真思考了各方争论中的全部问题, 而后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观点。
在1852年出版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中, 他把在第一版中对社会主义议论、批判的内容大都删去, 并增加了新的评论。密尔接过“社会主义”这一口号, 提出他的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中, 产品的分配按公认的公平原则进行, 每个人都能分享到社会利益。他说:“将来的社会问题, 就是如何将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同地球上的原料的公有权, 以及大众共同工作上的利益的平等享受权合在一起。”
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是私有财产自由和竞争自由。他认为, 社会主义建立在私有财产和个人竞争的基础之上, 应当保存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他强调, 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目标, 不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而是改进这一制度, 以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分享社会的利益。因而, 密尔对傅立叶不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方案大加推崇。
实行合作和互助, 是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的又一原则。他说, 人类不会被长久地划分为雇用者和受雇者两个阶级, 劳动者和资本家会有所联合, 劳动者自己也会互相联合。密尔主张推广这种合作团体。他相信, 这种道德化的实体会逐渐破坏阶级分化, 和解资方和劳方的长期冲突, 改造人类生活, 使为了对立利益而争斗的阶级冲突变为在促进所有人的善中的友好竞赛。
尽管密尔要减少社会上的贫困状况, 减小财产的不平等, 希望工人成为生产的主人, 消除资本主义弊病, 但是他提出的方案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把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要求调和起来, 仍然是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特征。因而, 自由主义思想家L.霍布豪斯才把密尔的社会主义主张称为“是我们所拥有的对‘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概略的说明。”
正是从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思想出发, 新自由主义提出要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坚持自由原则, 进行社会改革, 实行企业国有化、普及教育, 实行社会救济, 建设福利国家。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通向新自由主义的桥梁。
密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充分证明, 他是一个新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既要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扩大到人民大众, 又要用国家这个调节器去调整阶级关系,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他既要保证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又要给民众以一定的福利减少民众的不满;他既要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 又要反对权利平等, 阻止无产阶级掌权;他既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又要保护资本主义制度,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密尔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双方采取了明确的折衷主义态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约·斯·密尔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 懂得对相互对立的见解都赞成, 他要“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在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上, 密尔继往开来, 承先启后, 占有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地位。
传统自由主义者主张政治自由, 及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奴役;密尔提出了社会自由, 主张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处, 反对习俗与舆论的社会奴役;新自由主义者则提倡积极的自由, 反对社会弊害对人民的威胁。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权、保证人民的幸福, 国家是“必需的罪恶”, 国家作用是不作为, 是放任;密尔指出“幸福”的含义更广泛, 更要促进人民的美德与智慧, 国家的作用基本上是放任的, 但为了“伟大的善”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干涉;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国家要积极地为公民谋利益, 国家已成为“必要的善”, 国家的作用就是积极干涉公民生活, 进行社会管理, 为公民的自由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使人们获得平等的自由和均等的机会。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利益的获得增加了社会的普遍利益, 强调个人的自由;密尔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 提出个人之间进行广泛的互助合作可以更大地促进普遍的善;新自由主义者则更强调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
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沟通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桥梁。
二、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 社会政治的影响
密尔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 阶级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 工业生产迅速发展, 对外贸易不断扩大, 对外侵略掠夺也日益加剧。英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 在世界市场上也占据垄断地位。1861年, 英国国民总收入已超过5亿镑, 其中工业部门的收入达2亿4360万镑, 相当于商业运输业与农业部门的总和, 工业生产居世界第一位。英国的工业生产不仅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而且向国外大量输出机器设备, 成为当时世界工业的中心, 被称为“世界工场”。
70年代时, 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达2250万平方公里, 人口2亿5000多万, 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成为它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从殖民地搜刮了大量财富, 仅在30年间向中国贩运鸦片就获得1亿4000万镑的利润, 向印度征收的税款超过1亿镑。
英国的经济实力为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密尔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正是以此为依托的。
19世纪的英国, 也处在西方民主运动发展时期。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治地位、发展资本主义, 迫切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以谋求在议会中的领导权。改革议会、扩大选举权、选区的平等以及无记名投票, 是它们的基本目标。经过斗争与妥协, 工业资产阶级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 开始同土地贵族和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分享统治权。经过1867年的议会改革, 选民范围被进一步放宽, 新选民来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阶层, 选民总数激增, 约占英国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选区分布重新调整, “衰败城镇”的议席被新兴城市取代。工业资产阶级雄踞议会之首, 完全掌握了最高统治权。
这一时期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和巩固统治权的斗争也必然在密尔的思想中反映出来。密尔生活在改革的时代, 广泛持续的改革促使密尔研究政府理论, 提出他的国家干预思想, 而密尔的思想又促进了改革的发展。
19世纪的英国, 也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时期。工业革命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工人队伍, 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两极分化, 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他们逐渐觉醒, 从最初只是捣毁机器、要求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 发展为争取政治权利, 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斗争。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 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显示了无产阶级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宣告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大众开始有组织地展开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低下的经济地位, 引起密尔的同情, 工人阶级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给密尔留下深刻印象。
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 无产阶级威胁的日益增加, 都反映在密尔的政治思想中, 促使其自由主义思想具有了新的特征。
(二) 多种思想的汇融
密尔本人的经历, 以及众多思想家对他不同程度的影响, 也是形成他自由主义思想中新的特征的重要原因。
密尔生于1806年, 是詹姆斯·密尔的长子。他的童年伴随着父亲和书籍渡过, 从未进过学校。“老密尔象写一部书似的‘塑造’他的小密尔。”
一些著名的法国思想家, 特别是孔德、圣西门和托克维尔, 对青年时代的密尔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密尔自称是孔德作品的热烈爱慕者。孔德认为, 既然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来自那些自然科学家, 那么人们对社会政治和实际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也应当来自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专家学者。密尔极为赞赏这个观点, 并吸收、融合进自己的思想中。孔德曾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归结为知识的发展, 这一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密尔。在密尔的政治思想中, 强调知识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这成为密尔国家和政府理论的重要原则。
密尔对圣西门的了解最初也得助于孔德的著作。当时孔德任圣西门的秘书, 自称圣西门的学生。1830年密尔又结识了圣西门学派的领袖, 非常欣赏他们提出的人人工作、分工合作、按劳取酬的社会计划, 称赞他们的宗旨合意而合理, 认为他们对于理想社会的鼓吹, 能够给人以有力的引导, 可以促使现实社会向理想社会标准的接近。密尔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启发他认识社会的弊病, 对工人阶级寄予同情。密尔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 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他们思想的印记。欧文的合作社计划, 傅立叶保存私有财产的原则, 他们对教育作用的强调, 以及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吁宣传, 都使密尔铭感不忘。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对密尔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托克维尔旅美考察后写的这本书, 不仅把民主政治的优点发挥尽致, 也把民主政治的危险阐述无遗。书中所强调的多数专制的危险尤其是以舆论为形式的专制的危险, 引起密尔极大的注意。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为密尔在《论自由》中的反对社会舆论专制的重要观点奠定了基础。
密尔认为, 《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分析的民主制弱点、需要的保障和应有的兴利除弊的种种改良, 都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正是托克维尔的明智见解, 使他开始对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双方的弊病同样注意了, 而且把调和双方利益的方法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去研究。他在1835年、1840年两次著文评论该书。1861年又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作了更充分、更深入的讨论。密尔在致托克维尔的信中说:“如果说存在着当代贤达, 那必定是你。但是, 我认为自己与当代贤达是有共通之处的。”
密尔在东印度公司任职达35年之久。密尔从17岁时进入该公司的通讯检查官公署任起草公文的文书, 到1858年该公司解散时, 他已升任印度通讯检查部的检查官。长期的公司生涯, 使密尔对实际政治, 对政府管理,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我的职务给了我一种机会, 使我得凭个人的观察去研究公共事务实行上的必要条件。这种机会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学理上革新当代的思想和制度的人是有相当价值的。”通过实际工作, “我渐渐知道了使人赞许的种种困难, 妥协的种种需要, 和牺牲不重要者以保持重要者的法术。”
这些实际经验使他的政治理论具有了鲜明的折衷、妥协的色彩, 为他提出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在东印度公司的经历, 也使他提出的种种政治改革意见和政府理论都标有一个管理专家的印记。他提出的通过考核录用文职人员, 为政府首脑设专业顾问, 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行政方式等意见, 如他所说, 都是“从丰富了政治艺术的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经验中得来的, ”
值得提出的是, 法国的革命历史和现实也对密尔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早在1821年, 当他第一次读法国革命史时, 法国革命中表现出的民主思想令他惊异与激动, 使他渴望做一个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战士, 在英国议会中做法国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的成员。1828年, 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上发表文章, 为法国初期的革命党人辩护。1830—1833年他在多篇专论和对《欧洲史》的书评中, 强调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 以为它不是“独特的法国式的”, 而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的进步的变革的”一部分。
摧毁了封建反动势力复辟企图的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也引起密尔的强烈反应。这场革命激起他一腔热诚, 好像使他换了一种新的生活。他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讨论, 在“考查报”上写文章评论法国政治。1848年的法国革命更使他看到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自由和社会革新的希望。密尔对革命运动中宣布的“工作权利”原则, 实行的“国家工厂”计划, 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正是L.勃朗的“国家工厂”使他看到劳资合作, 由国家建立社会工厂, 以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景。
马克思曾经指出:“1848年的大陆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 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 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
密尔曾在1865—1868年出任国会下院议员, 是下院中渐进派的代表, 他主张扩大劳动阶级的选举权, 实行妇女选举权, 支持在爱尔兰实行的土地改革, 谴责英国总督在牙买加殖民地的暴行。
研究宗教和社会主义是密尔晚年的两大兴趣。此外, 作为妇女权利的积极倡导者, 他从社会进步的需要出发呼吁解决女权问题。他以1862年写的论文“妇女的屈从地位”为基础, 扩充内容, 在1869年出版了同名著作。主张以法律维护女权, 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 提高妇女素质。密尔成为西方女权思想的最早阐述者之一,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积极创办者。
密尔在学术领域中涉猎广泛, 著述颇丰。如《逻辑学体系》 (1843年) 、《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年) , 后者在他生前曾重版7次, 其中第三版中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评论引人注目。
密尔最重要的政治著作都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如《论自由》 (1859年) , 《代议制政府》 (1865年) , 《功利主义》 (1863年) , 《妇女的屈从地位》 (1869年) , 《论社会主义 (未完稿) 》 (1878年) 。此外, 他还写有大量的政论, 如“论边沁” (1838年) ,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1840年) , “为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申辩” (1848年) , “妇女的选举权” (1851年) , “关于国会改革的意见” (1859年) , “孔德与实证主义” (1865年) 等。他的大量论文被后人收集在一起, 以多卷本的形式出版, 名为《论说与探讨》。
密尔的政治哲学缺少明确的体系, 他试图混合多种不和谐的理论, 协调彼此矛盾的说法。密尔从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各种派别的思想家身上吸收了多种养料, 在形形色色的乃至相互对立的思想中, 择其所需, 为其所用, 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实用的折衷主义, 使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具有了与以往的自由主义迥异的新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