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即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具体来看，这次疫情中，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生后情况依然很惨烈，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因为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虽然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出现短缺，但是随着产能快速提升，目前供应已经完全解决。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安全考虑，都会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将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也是有限的全球化，即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和投资。80年代后的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但此次疫情之后，全球化会出现回落，部分产业链将迁回西方发达国家。

不是“去中国化”的过程

有人认为这是“去中国化”，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

同时要看到，欧美不会把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而是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体现出来；第二，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即使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完成，对中国，比如具体到对广东来说，会有一个缓冲期。要看到，外资企业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迁出后，就为中国企业腾出市场空间。特别是，珠三角是外向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借机发展内需市场。

根据以上背景，郑永年围绕“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这一主题，将疫情中西方和中国的政治与科学、东西方“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后疫情时代的有限全球化、后疫情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机遇等相关内容汇集起来，形成了这本《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这本书分析了各国政府在疫情中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美国的种族主义情节、中国治理制度以及个人意志和责任担当等因素对防控疫情的作用和影响；详细分析了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的中西方抗疫能力之争以及中西制度之争；详细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开放情况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方案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

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在全球蔓延，已经对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世界秩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西方世界接下来如何自我调适以在后疫情时代顺利、迅速复苏，是世界各国政府都要着重考虑的问题。郑永年对近一年来在对各国政府抗击疫情的情况、疫情对世界各方的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等作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次根据“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这一主题将研究的相关内容汇集起来，遂成此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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