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宏大的时空架构里定位计算法学，首先根据史实梳理了法学为了限制权力任意性而尝试的各种机制设计，概括为如下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法教义学的推理与概念计算，另一条是科学技术指向的实验与制度演算。在第二种思路的延长线上，作者以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数学”构想为背景和线索，具体分析了计算法学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应运而生的契机和发展阶段，从中发现五个主要维度：（1）基于统计和预测模型的计量法律学、（2）法律推理电脑化和专家系统算法、（3）法律信息学的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4）对法律网络结构的图谱和矩阵演算以及（5）包括数据伦理和算法公正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等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交叉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最后这一维度反映了计算法学的超越性，也揭示了深入研究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的重要意义。

 #01

 问题意识：如何克服权力的任意性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法治。因为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限制恣意的规范思维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法学必然对决策和执行机制设计提出中立、客观、公正的要求，必然尽量提高审判的可预测程度。这种努力涉及价值与事实这两个根本方面。在价值层面，应该立足于沟通、共识以及承认，主要解决法律与案例的正当性保障问题；在事实层面，应该立足于勘验、调查以及推理，主要解决证据与功能的真实性保障问题；与价值判断相关的知识形态是法律的实践技艺，与事实认知相关的知识形态是法律的科学体系。

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限制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裁量权，人们试图借助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特别是数学思维方法来重新认识法律的经验睿智，试图建构规范的公理体系，并通过逻辑演绎三段论和涵摄技术来厘清各种规则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在概念计算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做出理性而公正的判断或决定。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法律范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当然，这种基于推理或计算的科学法律观也遭遇到来自空间复杂性、时间复杂性以及人群复杂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也引发了实践哲学、决疑术、论题术、修辞术、辩证术的回潮甚至复兴[2]。显而易见，本文讨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简称ICT）时代的计算法学[3]，当然也是科学法律观的一种必然结果或者新型表现形态，具有公理体系和逻辑推理或计算的特征。然而计算法学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就不得不面对计算机在模仿人类思维和判断时常识储备残缺的框架问题（the frame problem, 人工智能的巨匠约翰?麦卡锡在1969年提出）和价值符号接地问题（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认知科学家斯特万?哈纳德在1990年提出）。因此，计算法学要突破发展的上述瓶颈，必须在算法、特别是机器学习算法不断生成和进化的新型生态系统中寻找质变的契机，进而把法律与社会带进AIoT网络共生的混沌、数字形态多样性的爆发以及代码框架不断创新和进化的智能“寒武纪”。

本文首先将分别考察法学在克服复杂性、不确定性方面的规范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侧重在从莱布尼茨对法律知识的数学化尝试到当今的“数字黥刑”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算数监控、几何布局、机器思维、符号演算等多彩多姿的思想实验和试错的实践活动来分析计算法学的来龙去脉。然后在这样的条件设定以及信息技术普及的背景下，笔者将具体论证计算法学拓展的四个专业维度，即1960年以来流行的基于案件数据资料的计量法律学（Jurimetrics）、1970年以来的法律推理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 of legal reasoning）、1980年以来的法律信息学（Legal Informatics）、1990年以来的互联网发展和网络空间法（cyberspace law）。另外，从2016年开始，各国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的问题，像人那样进行推理和判断的信息系统不得不吸纳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不得不把社会价值观也嵌入其中，同时还应该为算法设计提供伦理框架以防止算法偏见。这意味着计算法学还有一个伦理之维，即具有超越性的第五维度，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02

 法律的回应：从决疑术的概率计算到逻辑学的概念计算

古罗马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不断建立管理机构、完善法律制度，显示了一种广域统治的天才。但是，只有在从被征服者希腊人那里汲取哲学和艺术的营养之后，罗马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理论。特别是著名的哲人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Marcus T. Cicero, BC.106-BC.43）关于开题、演说、论题术的著作，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发扬光大，还把关于决疑和裁决的论题学也引进了法学领域。西塞罗应古罗马法律家特雷巴求斯之请而撰写的《论题术》，为司法实务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指引和重要论题的清单。这份格式化论题目录的应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特定主题本身及其组成部分或者直接相关部分的内部论证，另一个是与主题没有直接联系的关于权威或条件的外部论证。所以，西塞罗认为论题术的本质就是一种寻找判断前提的程序[4]。换言之，这种程序就是要建立论题目录并确定论点的位置，根据对立、近似、层级进行议论，并通过在多样性中进行排序和选择的决疑术（casuistry）为法律判断赋予“随机的确定性”，寻找“或然的真理”。论题术和决疑术通常与盖然说（probabilism）联系在一起，所以也不妨理解为根据经验和睿智进行的一种初级概率计算。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publica, 3.22.33）以及《论开题》（De inventione, 2.53.161）中还对自然法给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多葛学派的定义，即“真正的法是服从自然的正确理性”[5]，因而法与宗教、真理同样铭刻在人们心中，但前提是必须在整理争点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论证以解决各种“意见”（价值）之间的冲突，同时还要通过案件分类的方法寻找实践理性和类推的依据。

到了后古典时代，古罗马帝国最后的统一者优士丁尼皇帝为了实现一个帝国、一部法典、一个领袖的新秩序构想，试图把既定的所有条规敕令都改编为成文法典，并通过权威学者的解释和著述使之升华为法学原理的体系。后面这种法学经典构建的重大成果就是法学百科全书式的《学说汇纂》和法学入门统编教材式的《法学阶梯》。从公元529年到534年颁布的《优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学说汇纂》，再加上535年到575年间颁布的《新律》，构成了浩瀚的《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罗马法大全），呈现出法律的“成文理性”和“有说服力的权威”等特征，旨在树立一整套确定不变的规范以及类似电话号码簿那样明晰的操作细则[6]。这种法典结构设计的结果，使得学说汇纂式的法学理论有可能明确地指导司法实务，因而法律规范的书卷气、师承性非常强，并形成一体遵循的“共同法（Ius Commune）”传统作为欧洲大陆中西部规范制定的基本模型。

但是，由于日耳曼部族和拜占庭王朝基于宗教、语言以及本土法律的抵制，罗马《民法大全》在颁布完毕之后就基本上被束之高阁乃至篡改，在一直到11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渐次湮没消逝。这五百余年在历史上被称为中世纪的法律文明黑暗时代。时至11世纪末《学说汇纂》才以“博洛尼亚手抄本”的形式被神秘地重新发现，接着通过博洛尼亚大学法律学校的注解、传授以及研究，还有15世纪末以后人文主义学者对《学说汇纂》文本的鉴别、校勘、评释以及重构，引发了罗马法在西欧的文艺复兴。其结果是，一些主要国家开始推行“罗马法的综合继受（Rezeption in complexu）”以及注释的标准化和体系化[7]。尤其是16世纪中叶之后两百年间的德国“学说汇纂的现代应用运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进一步彰显了罗马法在私人领域自由进行民商事法律推理的技术优势，加强了对职业法律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形成了作为公理体系而构建的法教义学。法教义学的宗旨是实现判断的确定性，在规范适用过程中严格进行逻辑三段论演绎，并且强调把具体事实都逐一纳入法律要件之中的涵摄技术。在这种“逻辑法学”的基础之上，法律判断和决定实际上完全可以理解为概念计算的作业。因此我们也不妨说，法教义学的本质就是发明了现代社会规则之治的算法。

法教义学的公理体系指向，在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早期关于几何学的法律技术性表达、以概念进行推理和计算的论述中已经显现，在普赫塔（Georg F. Puchta, 1798-1846）的概念法学中则表现得尤其突出，乃至趋于极端化。普赫塔认为法律家无论进行理论思考还是进行实务操作，都必须按照科学原理进行纯粹的逻辑演绎，并且认为法律规范应该屈从逻辑结构的概念，为此他建构了极具特色的金字塔式“概念的谱系”。通过这种形式主义的逻辑方法，他试图让事实都符合概念的界定，从而缩减事实的复杂性，实现极其精密的概念计算；并且通过层级化的概念来以小运大、以少驭多，从而达到法律支配社会的目标，进而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明晰性以及公正性。早期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也是概念法学的提倡者，他把法律的概念体系想象为“化学元素表”，可以按照逻辑进行排列、配对、合并以及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概念具有孕育和创新的功能，可以赋予法律条文以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立场在他的代表作《罗马法的精神》第一部和第二部里表现得非常明确。但从该书第三部（1860年代前期）开始，他进行了一个大回旋，强调概念取决于现实生活而不是相反，在法律判断之际经验比逻辑更重要[8]。

在耶林转变学术立场的这种思路上，后来又出现了以Ph.赫克（Philipp von Heck，1858-1943）为代表的利益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互相竞争的各种利益的产物，法学的意义就在于厘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根据生活需要找出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并据此形成社会秩序。因而在法学方法论应该嵌入利益及其衡量的概念，这也意味着法官不能盲目地严格服从法律，司法实践的方式势必在相当程度上从概念计算转移到不同利益的评价、比较以及衡量，并且注重法律共同体的价值判断，而不限于逻辑三段论和涵摄技术。从概念计算到利益计算，也意味着逻辑法学的范围被扩展到涉及实质性价值判断的辩证推理层面。另外，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的纯粹法学体系虽然与概念法学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呈现出以根本规范为顶点的金字塔几何学形状，但他明确否定具体规范可以按照逻辑或数学原理从根本规范演绎出来的观点，因为特别法的制定行为是一种意志表达，而不是基于推理的思考[9]。换言之，在这里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取代了概念的计算。

（本文为文章摘录版，如需应用，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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