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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塔西佗陷阱”并不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 ——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正本溯源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1-03-30 00:25  点击:108

“塔西佗陷阱”,在最近的十年,无疑是国内最为常见的热词,但是,也无疑是国内最令人困惑的热词。

“最为常见”,显然已经毋庸多言,尤其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及之后,“塔西佗陷阱”不但被列入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并且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还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根据米斯茹博士的统计:关于“塔西陀陷阱”,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838,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30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

“最令人困惑”,则首先是来自它的源头与出处。搜索可知,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文章在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往往都是称之为“塔西佗提出的塔西佗陷阱”,但是却始终无视塔西佗根本就没有说过“陷阱”两字的基本事实,更不要说在全世界的英语、法语、德语等各个语种中迄今为止也寻觅不到对应的术语这一基本事实了。较好一些的,是已经有少数的文章在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到它的源头与出处。例如,百度搜索中的“塔西佗陷阱”词条,就已经正式改为:塔西佗的话是“‘塔西佗陷阱’的含义最初的来源,之后在中国的美学家潘知常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会现象的词汇。”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也还仍旧令人困惑。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也仍旧是如坠漫天迷雾,仍旧是并不清楚。

也因此,直面这一困惑,就成为我们亟待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

犹如当下国内粗疏、浮躁学风的写照,在“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问题上,国内学人所呈现出来的粗疏与浮躁,实在令人震惊。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但是倘若细看一下其中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的介绍,就不难十分尴尬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连翻阅一下塔西佗的原著这类的基础性的工作都不屑于去做。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只是借鉴他的原话,而且,只是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同时,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从塔西佗的原话,是无法直接推导出今天的“塔西佗陷阱”的。“塔西佗陷阱”,究其根本,其实与塔西佗本人关系不大,主要是来自当代人的首创与独创。

说起“塔西佗陷阱”,都会提及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古罗马,有两个塔西佗,年轻的一个,名叫“ClaudiusTacitus”,当过古罗马的短命皇帝。但是,与“塔西佗陷阱”有关的,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17年)。一般称之为老塔西佗。据古罗马的历史书籍记载: 他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而且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作主要有五部,其中保存比较完整是三篇短篇著作《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或译《演说家对话录》)、《论阿古利可拉的生活和品行》(或译《阿古利可拉传》)、《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居所》(或译《日耳曼尼亚志》),另外两部,篇幅较长,但已残缺。它们是:《历史》(或译《罗马史》、《罗马帝国晚近纪事》)、《编年史》(或译《罗马编年史》、《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以来编年纪事》)。

我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所涉及的,应该是老塔西佗。而且,与“塔西佗陷阱”有关的,是塔西佗的《历史》。它的写作始于公元102年,完成于公元109年,全书现在仅存前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而且,从完成的时间看,应该是在《编年史》之前,但是,从涉及的年代看,则应该是接在《编年史》之后的,可以视为《编年史》的续编。

《历史》写的是公元69年元旦到70年8月之间的事情,原因是: “从罗马建城以来的八百二十年间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写过了……但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1]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话,则是出自该书第一卷的开篇:“不过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2]

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该书的翻译者曾经提及:书中的“皇帝”“皇子”之类,都是一种假定的译名,其实并不同于中国的“皇帝”、“太子”,理解为“元首”也许更加接近,但是,又与古罗马的帝国的名称格格不入,因此才权且译为“皇帝”、“皇子”。而在此处,所谓的“皇帝”,指的是谢尔维乌斯·伽尔巴,即罗马帝国的第六位皇帝,亦即罗马四帝内乱时期的首位皇帝。正如塔西佗本人所言:“我的这部著作是从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的。” [3]

伽尔巴,原为西班牙行省的总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暴君尼禄的起义中被推举为皇帝,并带兵进入罗马城。然而,伽尔巴耶却并没有善终,而是同样步入前任的泥沼。尼禄于公元68年6月11日死去,他在公元69年1月1日就任执政官之职,1月15日即遭杀害。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

“这两次的处决”,指的是伽尔巴处死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和丰提乌斯·卡皮托,其中,前者是阿非利加的长官,后者是下日耳曼的长官。他们的罪名同为反叛行为,也最终均被处死。本来,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应该并不为奇。但是,情况却有所不同。伽尔巴处决玛凯尔的原因是他曾在阿非利加妄图发动叛乱,这个原因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塔西佗确实谈到过: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性“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4]而且,伽尔巴耶曾经派遣检察官侦办玛凯尔一案,将他的反叛行为落实得一清二楚、板上钉钉,因此,堪称司法程序完备。这样,由于玛凯尔的叛乱被做实,而且是在伽尔巴下令之后被皇帝的代理官处死的,因而对他处以极刑,不论从法理还是从流程上说,都堪称公正。

然而对另一个人的处决就并非如此了。卡皮托一案,是在未经司法审判就被军中上司直接处死的。可是,其实卡皮托叛乱的证据却并不确凿,是密谋反叛的上司临危而惧,担心事情败露,于是才把他抛出来顶罪。遗憾的是,伽尔巴并没有主持公道,甚至没有例行调查。因此,在当时的一部分人看来,卡皮托的被处死是不公正的,“虽然卡皮托的品行堕落而且有贪婪和纵欲的恶行,但他仍然不曾有过任何要发动叛乱的想法,倒是那些怂恿他发动战争的将领们在他们发现不能说服他的时候,才故意地捏造了他的大逆罪。”[5]而就伽尔巴而言,“这或者是由于他生性犹豫不决,或者是由于他不想深究这件事情。”[6]总之,是执行不力。

当然,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不仅仅这两件。

例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罗马的城市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得到伽尔巴的赏赐。新皇帝继位的传统之一,就是给予赏赐,而且这也是近卫军长官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已经以伽尔巴的名义答应过士兵们的。城市的卫戍部队“他们看到以伽尔巴的名义答应给他的赠赐实际上并没给他们”、“看到军团已经从他们拥立的皇帝那里取得了好处”,[7]自然是异常不满。而撒比努斯也发现伽尔巴并不看重自己、更不相信自己。于是,他就蛊惑部队发动叛乱,当然,事情的结局是部队并没有听从他的蛊惑,并且反而杀死了他。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对伽尔巴的不满与日俱增。如塔西佗所写,伽尔巴“习惯于选拔,而不是收买他的士兵;这话说的不错,它对国家有利,但对他本人却是危险的。”[8]

又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伽尔巴身老力衰,当时是由近卫军长官、“世界上最懒的人”科尔涅里乌斯·拉科和另一位执政官、“世界上最坏的人”提图斯·维尼乌斯分别掌管帝国的实际军政大权的。然而,提图斯恶贯满盈,科尔涅利乌斯好吃懒做,“人们对提图斯的罪行的憎恶和对科尔涅里乌斯的昏昏沉沉的作风的嘲骂这些负担,都只能由伽尔巴承受着”。[9]

再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在伽尔巴就任之前,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执政官钦戈尼乌斯·瓦罗和先前担任过执政官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被处死,前者是因为与尼姆披狄乌斯同谋,后者则因为是尼禄的部下,但是,他们却都是在未经正式审判和没有得到辩护的情况下就被处死了。结果,这两位执政官的“冤枉”也就被算在了伽尔巴的头上。“这两个人都是未经审问、没有得到辩护的机会便被处死了的,所以人们都认为他们死得冤枉。”[10]

正如塔西佗本人所指出的:

“以上就是在罗马这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应。”[11]

最后,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外界”。

必须强调,当下谈及塔西佗的这段话之时,一般都误以为,他所提及的“外界”就是指的“人民”,其实不然。塔西佗所谓的“外界”指的只是元老、贵族和部分罗马公民,而并非罗马帝国的所有人,亦即人民。在罗马,人分三等,亦即公民、平民、奴隶,这是一种三元等级制度。其中,公民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平民逊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然是没有,不过,人身自由还是有的;至于奴隶,则可以称之为“一无所有”,作为“外界”的一分子去参与政治,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塔西佗所谓的“外界”只是指的“公民”,亦即元老、贵族和部分罗马公民。再联系一下塔西佗在这句话的上文中一再提及“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还认为”,[12]显然,塔西佗说的 “外界”只能是罗马帝国中的一部分人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而且人数其实也并不多。否则,塔西佗自己也不会说,“在拥有这样大量人口的城市里,有这样多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13]更不会说:“那些占最大多数的无所谓的人则对谁都采取卑躬屈节的态度,因为在这些人心里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国家的利益。”[14]因此,认为皇帝的行为令所有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民”都感到厌恶,无疑并不符合塔西佗的原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塔西佗的这段话与我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而且,也只是对于当时的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与评价,并没有涉及任何的政治规律或者哲理。

更为重要的是,首先,尽管伽尔巴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令罗马帝国公民满意的事情。而且,也因此,他这个皇帝也确实不受人欢迎,这一点,在塔西佗的《历史》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到。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在塔西佗的《历史》一书中却也并没有对伽尔巴采取否定的态度,甚至,塔西佗不但没有否定,而且甚至是表现了对伽尔巴的某种赞许与赞赏。

这一点,即便是在他对伽尔巴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到——

塔西佗告诉我们:“如果说他从未取得皇帝大权的话,那他是有资格取得这样的大权的。” [15]“他活了七十三岁,十分顺利地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他在别人的统治下,比自己亲自统治时更为幸运。”[16]当然,“伽尔巴本人的才能中常,缺点不多,但也没有什么德行可言。他注意自己的声誉,但是不吹嘘自己。他并不贪求别人的财产;他生平自奉甚俭,对国家的钱却颇吝啬。他在发现他的朋友和被释奴隶为人诚实时,就对他们仁慈而又宽厚;如果他们不诚实,他就任性甚至不顾一切。”[17]例如,在决定披索作为下一任皇帝时,伽尔巴曾握着披索的手说道:“但是我实际上是由于诸神和人民的同意才取得皇帝大权的,现在我受到你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的感动,要以和平方式把皇帝的统治权给了你。”[18]而且,伽尔巴还不厌其烦地谆谆告诫披索说:“你要以尼禄为诫。这个以自己生于帝王世家而自豪的人物是怎样毁掉的呢?毁掉他的不是领导着一个没有武装的行省的温代克斯,也不是只领导着一个军团的我本人,而是他自己的那些恶劣之极的品行,是他自己的奢侈无度,是他自己从人民的脖子上摔了下来。”[19]

无疑,伽尔巴也有明显的缺点:“伽尔巴缺乏定见,这个缺点实在丢人。”[20] “伽尔巴的威信还不高” ,[21]“伽尔巴在两种建议之间摇摆不定”。[22]

例如,就从伽尔巴选李奇尼亚努斯·披索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这件事来看,就披索本人而言,他无疑品行端正、声名昭著,而且,元老院和士官们对他也是较为认可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伽尔巴却没有能够协调好,这就是:如何安排过去曾大力支持自己的奥托。奥托早在尼禄时期就加入了伽尔巴一派,何况,他还是伽尔巴的支持者中最能干的:“大部分的士兵都对他抱有好感,尼禄的廷臣们也都倾向于他,因为他和尼禄是一类人物。”[23]但是,伽尔巴却不喜欢奥托,因为他的品行类似尼禄,十分放纵。然而,没有选奥托为继承人,却又没有妥善安排。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奥托的恼羞成怒。在得知自己未能继承皇位之后,奥托的表现是:“他恨伽尔巴,他忌妒披索……他说,暴君总是怀疑和憎恨那被认为是他们继承人的人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受到了年老的皇帝的伤害,而禀性残忍和因长期的放逐而性格变得很坏的年轻皇帝一定会给他以更大的伤害”。[24]而且,塔西佗告诉我们,奥托的品行与心术都很有问题,何况,也毫无公心。结果,奥托抓住伽尔巴立足未稳而披索还尚未立足的之际,既为了自保更为了争夺皇位,开始鼓惑罗马帝国中不满伽尔巴德人们,尤其是近卫军和其他士兵。一时间,民生鼎沸。最终,在伽尔巴出面平息事端的时候,却反而遭受到民众的攻击,而且,士兵们的选择竟然是袖手旁观。这导致了因此伽尔巴在混乱中的被杀。奥托也顺势而为,自立为帝。

问题还不止于此。伽尔巴上任后不久,日耳曼军事叛乱的消息日益频繁地传了过来。元老院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日耳曼军队中一探究竟,并且由伽尔巴自己选择使团的成员。遗憾的是,“伽尔巴缺乏定见,这个缺点实在丢人。他任命了一些人,后来又免掉对他们的任命,而用别的一些人代替他们。”如此犹豫不决,“这个缺点实在丢人”,[25]无疑会大大削弱伽尔巴的无上权威。

再以处理帝国财政问题为例,“尼禄以赠赐的名义浪费掉的钱”很多,因此元老院“决定每个人只能保留尼禄原来赠赐的十分之一,但是尼禄的宠臣们所剩下的钱几乎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浪费别人的钱和浪费自己的钱一个样。”[26]平心而论,追回赏赐,当然不会有错,但是,如此一来,却难免让不少罗马贵族损失惨重。他们心存不满,却不敢对元老院发泄,于是,既然具体事务是由伽尔巴负责,那就不妨找伽尔巴的岔子来出气了。无论如何,相比尼禄丰厚而随意的赏赐,伽尔巴的所作所为无疑显得太无情面。

不过,即便是缺点,伽尔巴也毕竟是功大于过,也毕竟还是一个正面人物。对此,必须看到,塔西佗在《历史》中对于伽尔巴也并非持的批评态度,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塔西佗在《历史》中持明确的批评态度的是罗马的臣民。换言之,塔西佗批判的其实是罗马臣民而不是皇帝伽尔巴本人。这些臣民缺乏长远的政治修养,仅仅凭借个人好恶就对皇帝放肆评价。“人民对什么都要说长道短”,[27] “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以令人作呕的喝彩和毫无意义的热情来阿谀皇帝的传统习惯行事,不管这皇帝是什么人。”[28]而且,“伽尔巴的亲切照顾也助长了他的朋友们的贪心,这些人在春风得意之时贪欲大大滋长起来。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身体虚弱而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物,因此他们虽然做了坏事,却是有恃无恐,并且因而抱有更多的希望。”[29]而且,伽尔巴耶已经发现:“年老正是人们加给我的罪名”。[30]果然,对伽尔巴,他们正是如此去给予恶评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伽尔巴的年纪和他的贪欲作了不利的评论。他的严格在过去曾经受到称许并且得到士兵们的赞扬,但现在这种严格却使他们感到苦恼,因为他们讨厌旧日的纪律。” “伽尔巴身体衰弱,年级也老了。”[31] “在那些已经习惯于尼禄这个年轻皇帝并且按照俗人的见解,以外貌的美丑来比较皇帝的人们中间,伽尔巴的衰年遭到了嗤笑和嘲骂。” [32]“因为伽尔巴已经衰老了”,[33]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塔西佗的《历史》也被译为《罗马帝国晚近纪事》,就类似《编年史》也被译为《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以来编年纪事》。其中,“史”与“纪事”之别,折射的正是塔西佗孜孜以求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对于历史的反思。他在“本书提要”中称:“伽尔巴的宫廷及其统治时期的罪恶”,[34]“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35]处处是逢迎谄媚,抑或诽谤仇视,充满了欺诈、背叛、暴行、屠杀、恐怖,“他们是想动手杀戮、劫掠并搞掉每一个正值的公民。”[36]一切都往往“是在罪行中度过的,罪行中最坏的是人们对于罪行所感到的喜悦。”看来,《历史》[37]一书希望告诫的,是臣民,而不是皇帝。

                          二

弄清楚了塔西佗本人究竟是怎么说的,再来看一下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从2003年开始,我在讲座与授课中就已经经常提到“塔西佗陷阱”。不过,目前可以查到的公开的正式记载,当然还是那篇出现在网络上的著名演讲记录稿:《潘知常[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转载)》, 具体时间是2007 年 8 月 9 日,由天涯社区转载。其中涉及“塔西佗陷阱”的文字如下:

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同时,同样是在2007年,这段话也出现在我的著作《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的第 25 页。[38]

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陷阱”。因为塔西佗原话中并没有出现“陷阱”二字,“塔西佗陷阱”这一说法,当然也并非由塔西佗本人提出,最早的提出,其实还是在天涯社区转载的,也就是那篇名为《潘知常[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转载)》的我的演讲记录稿,同时还在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之中。而且,在其中我特别强调了“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39]而我在书中提及“帕累托效应”、“卡尔多改进”、“囚徒困境”等等定律之时,则都没有特别标明为“我把它称之为”。因此,“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无疑应当以我在2007年的提出为最早。我本人,也理所应当地被认定为“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提出者和命名者。当然,“一开始,从2008年至2010年的被引次数尚不足10次。当时也尚未被冠以‘西方政治学’、‘定律’的美誉。后来,就逐渐普及开来。中文搜索则有714000条。也有西方学者Hemlock曾经网络搜索了一下,结果发现:Tacitus trap 的英文搜索结果有1690条左右,而且大部分出自中文出版物,可见,‘塔西佗陷阱’被网上与学术界称之为‘一个中国美学教授命名的西方政治学定律’并非偶然。”[40]

具体来说,在提出“塔西佗陷阱”之前,我首先通过引入“边缘情境”的美学概念,指出《三国演义》所描述的一切恰恰与我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直接相关。在该书中,我把“塔西佗陷阱”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称之为:

“乱世”。而把《三国演义》称之为中国人在乱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

那么,何谓“乱世”?

在我看来,《三国演义》所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而“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则是由此而引发的严峻问题。例如,其中的“合久必分”,就是《三国演义》所面对的“乱世”,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瞩目的“乱世”。它竟然持续了整整394年。当然,其间也曾经“分久必合”,但是,按照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统计,却仅仅只有十几年,也就是所谓的“三国归晋”。而且,钱穆先生专门用了“离心势力的成长”的概括,来提示我们去关注一个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事实:“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興,并不在此”,“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是因为“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韵因此,钱穆先生把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概括为:“离心势力的成长”。[41]那么,何以如此?与长期以来的不是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就是把责任推给昏庸皇帝不同,在我看来,历史的真相就是:坠入了我所谓的“塔西佗陷阱”。至于当时的皇帝乃至朝廷,则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行,更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必然一步步地走进“乱世”。所谓“怎么都不对”、“怎么都不信”,所谓“是日何时丧?予与汝皆亡”。于是,“塔西佗陷阱”,也就是零和博弈,也就必然到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无论怎样努力,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最终的结果都早已命中注定,也都必然是:归零!亦即都无法阻止当时社会形态逐渐走向崩溃,无法阻止在乱世之中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洗牌,以及一次又一次地重蹈“乱世”的覆辙。[42]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提出“塔西佗陷阱”之时,就在同一本书里,我还剖析了《三国演义》之外的另外一个文本,这就是:《水浒传》。“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人心向背”、“利益共同体”,则是我所提出的诸多相关概念。在我看来,司法公正、教育平等、政治清廉、住房福利、医疗保障等等,都是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须为所有的公民无偿提供的,是所谓的公共产品。但是,倘若“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倘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无处可寻,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怎么都不行”。因为,值此之际,整个社会就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了,而是一个“黑洞”:“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43]如此一来,在"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其实也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治世”只是偶然,“乱世”则是必然。即便是做好事,也会导致失败。

而在宋朝,情况恰恰如此,我们看到,当时不只皇帝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而且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想要获得足够的资源就要通过权力进行掠夺。于是每个人都拼命想要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于是,不仅仅是皇权,而且政府官员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将自己的掠夺欲望附加在皇权之上,欺上瞒下,假借皇权的威势趁机进行贪污腐败,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此一来,就由皇帝一人的掠夺扩展到了所有人的掠夺。于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也就成为所谓的横征暴敛的根本特征。然而,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或许还可以控制,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则根本无从控制。最终的结果,也就必然是:坠入“塔西佗陷阱”。

然而,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严格而言,其实都是我在该书中所做的两个典型例证的具体剖析。推而广之,则我必须说,“塔西佗陷阱”,是我借助这样两个具体历史事实所提出的一种历史规律、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从空间的角度,“塔西佗陷阱”在世界的诸多角落应该都可以见到,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尽管没有提出“塔西佗陷阱”这类的术语,但是却也洞见了同样的历史事实:“中央政府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44] “它的排他性会让关切公共事务而受阻的民众对政府充满了指责和批评。”“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45]“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46]也就是说,倘若当时的法国社会是所有人的社会,而且这所有人如果都参与了管理,那么当然也就无话可说,可是,倘若一切人都被排斥在外,事事都无法参与,那么,不论是如何好心地去办事,结果还是会落得被无情挑剔、私下抱怨,“老不信”就是这样在当时的法国形成的。为此,托克维尔甚至强调:“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最为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仅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圈子中,社会公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同此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所有共同的感情,所有相互的需求,所有和睦相处的必要,所有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将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本来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相互之间彼此孤立;人们本来就彼此冷若冰霜,专制制度现在把他们冻结成冰。”[47]

而在其他国家,我们也不难看到类似的现象:例如17世纪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因为想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因此不惜三次解散议会,以致最终导致了英国革命。再如,作为“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国,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之后,几年中也轮换了五届政府,但是,每届政府上台后,却都是毫无例外地大搞“家天下”,都是把权力揽在自己手里,结果自然也就是“怎么都不行”。还有美国著名的“麦克马丁案件”、法国1875年爆出的“钻石项链丑闻”……都如此。

其次,再从时间的角度看,“塔西佗陷阱”也可以在世界的诸多阶段见到。以中国为例,2132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犹如一部部的“拆迁”史、一部部的零和博弈史。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哀江南》所“哀”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惨痛现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为什么总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又为什么总是“放悲声唱到老”?总之总是在鬼打墙似的循环中绕圈子。更不要说,根据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的权威统计:在古代中国,尽管确实出现过短暂的所谓“盛世”,但是,更多的却是改朝换代、家破人亡。严格说,统一的时间只有81年,占全部传统社会的4%;宽泛说,统一的时间也只不过是950年,占全部传统社会的45%。那么,剩余的96%或者55%的时间是什么?当然就是乱世。而导致“乱世”的原因,则当然是“塔西佗陷阱”。再如秦王朝打天下整整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它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却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这当然就是乱世,而导致“乱世”的原因,则仍旧是“塔西佗陷阱”。必须看到,商鞅变法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全都输得一干二净,就是零和博弈。而在秦王朝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历代的王朝都寿命不长。夏、商都是五百年左右,周朝更是长达八百年,但是从秦王朝之后,王朝的寿命却都明显变短,平均下来,也就百年而已。

这当然也都是程度不同的乱世,而导致“乱世”的原因,则仍旧是“塔西佗陷阱”。例如黄仁宇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就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本来,在这一年里中国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也不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黄仁宇却发现:即便是在这一年所发生的种种细微末节的琐事,却也偏偏可以一滴水而见大海,映射出大明帝国崩溃的前兆。这一年,海瑞在努力工作、戚继光在奋勇作战、努尔哈赤在悄悄崛起……

然而,历史却犹如黑洞,在挟裹着大明王朝走向不可避免的覆灭,而且,还是怎么去做好事都不行,都无法挽救。更不要说,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是如何的风气云涌。例如,清初的两百多年,即便是查一下《清实录》,也不难发现,其中所记载的农民起义竟然在300次以上,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在一次以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什么竟然频频揭竿而起?其中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起步于“老不信”。

至于“塔西佗陷阱”背后的内在奥秘以及内在奥秘的形成,我在2007年提出这一定律的时候也已经有过清楚的阐释与说明。

在我看来,“塔西佗陷阱”的出现,与社会公权的萎缩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其公共权力机制的运转也必须是正常的,例如,其中至少必须坚守两项标准:第一个: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同时带来的不能是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的被损害。这是第一项标准——“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第二个,少数人一旦率先富裕起来,倘若同时带来的是多数人的穷下去,则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给多数人以补偿。这就是第二项标准——“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我们知道,西方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特拉耶就认为:一个国家的产生,标志应该是从区分私权和公权并用公权保护私权、用公权为民众提供服务开始。但是,“塔西佗陷阱”的出现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

首先是权力中心。如前所述,本来健康的社会必须是从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加以保护起步。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是“国”而不能是变相的“家”,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是它的必然职责。而且,公共产品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保障。但是,假如“国”变成了“家”,而且是“家天下”,权力落入私人之手。并且,所有的人都是 “升官”意在“发财”,“争权”就为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结果,就会导致权力支配一切,也会导致公平正义的消失。结果,对人治的信任也就超过了对于公平正义的信任。由此,当然也就会“国”将不“国”。

例如古代中国。司马迁说得很清楚,在古代中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48]明朝的大学者黄宗羲更说得非常清楚: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尤其是周秦之变,从大秦帝国开始,中国从一个小共同体转向了一个大共同体。所谓的政治权利其实都是皇帝一人的专权,因此也体现为纵向的一竿子插到底。从顶层到社会最底层,都是皇帝直接控制了每一个人。由此一来,财富的吸取能力无疑前所未有的得以空前提高(君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就是一个例证),但是由于完全缺乏制衡,也就难免导致形形色色的肆意胡为,横向之间也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的途径,更缺乏协商合作空间,而且,如此这般的社会又极易失控,失控的结果,当然就是瞬间崩溃。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被超越了。官逼民反,于是,民不得不反。

例如,我们所看到的“春秋无义战”,就是一个例子。本来,古代中国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着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但是,后来这个周王室的中央权威却一朝失效,但是各国之间却缺乏沟通协作,由此也就只能天下大乱,所谓“春秋无义战”。再看周秦之变。其中的关键是从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本来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下。据统计,当时的天下有1800国,每国平均不过也就1300人。但是,大秦王朝却强行使之天下一统。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帝国,却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调70万人去修始皇陵,再调70万人去修阿房宫,还可以调50万人去戌五岭,这在周天子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董仲舒说,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可见大秦帝国的老百姓面对的“苛政猛如虎”已经凶猛到了何种不可想象的地步。值此之际,老百姓又怎么可能不成为“老不信”?

再看一下古代的中国社会,我在前面说到了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但是,十分奇怪的是很少有农民与地主为仇。例如,在《水浒传》里我们就看不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更不要说尖锐矛盾了。在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反映的都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意味着:真正危害传统社会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以及它的帮凶——地方各级官吏。中国从来都是“官逼民反”,何尝见过“主逼佃反”?历代农民军屠杀的也主要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员和贵族,而不是普通地主。原因何在?也正是在于“官(吏)”是权力中心、权力拥有者的毛细血管。古代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无疑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才会出现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但是也同时会出现一竿子插到底的财富剥夺。在这当中,“官(吏)”是帮凶,也是剥夺者。当官,没有人是为了挣那份微薄的工资,而是为了能够获得寻租的机会。因此,在完成最高统治者交下的税收任务的同时,难免会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有学者统计,中途被各级官吏贪污掉的,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最高统治者交下的税收任务的20倍,甚至有学者统计 已经是超出了最高统治者交下的税收任务的95%。黄仁宇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病就是不能在数目资产管理上清清楚楚。征收究竟是多少,永远都是地方官的一笔烂帐,就是针对的这种情况。“三年淸知府,十万雪花银”,更是道破了其中的暗道机关。更不要说,还有学者统计,某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该县的额定编制却只有70人,也就是说,实际人数竟然是规定编制的一百倍。可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也只好对管理层的贪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次,是囚徒困境。公权力的丧失,必然的结果,就是全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向高度的利己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既然是权力支配一切,最终也就一定导致所有人对于所有人的不信任。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曾经不禁感慨:“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因此,他甚至悲怆之极,发出惊天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朝杀而暮犯”,其实就是所有人对于所有人的不信任的必然结果。《红楼梦》中的探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75回)探春:“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71回) 而且,我们还不难看到的,是其中出现的从“愤恨”到“怨恨”(舍勒)的心态演变。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利”,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没有“权利”,“怨恨”自然也就油然而生。而且,“愤恨”其实倒也并不奇怪,何况也是可以通过社会正义去转移、释放与化解的。可是,一旦无从化解,那也就只能走向“怨恨”了。在这个意义上,“怨恨”堪称“报复冲动”,它的特征则是时间的滞后与延宕,所谓“事后诸葛亮”,所谓“不高兴”、“老不信”。由此,一旦再辅之以社会羞辱,那也就必然走向“怨恨式的社会批评”。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在被社会羞辱(社会本来是不应该羞辱所有人的,而应该给所有人以尊重),那么,所有人也就调过脸来去羞辱这个社会。当此之际,所有的人不论被动抑或主动,也就势必进入所谓的“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好人或者坏人都已经无法区别,因为都已经被推入了残酷无情的“利益最大化”的血腥绞肉机。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所有人的都必须不择手段、也都必须先下手为强,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担心对方不择手段、担心对方先下手为强。但是,对方不择手段和先下手为强又是因为什么呢?恰恰却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

第三,则是高成本运行。开始是权利中心,继之是囚徒困境,随之而来的,无疑就是全社会的高成本运行,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低回报。可是,正常社会赢得的却是低成本运行与最高回报。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据学者统计,中国花了3千万两,而英国只花了1千2百万两,可见,其中就存在着骗取军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军费都被直接贪污了。可是,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又是多少呢?3千9百万两。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军费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70%以上,显然,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下去的。再想一想《红楼梦》中探春的感叹:“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第71回),应该也就一切都昭然若揭了。

而最后,当然就是零和博弈,也就是“塔西佗陷阱”的出现,也就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进入的“双输”、“全输”的结局,以及全社会的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的出现。这样一种困局,我们可以以中国传统的瓷器来作为例证。无可质疑,瓷器的美丽足以震撼世界,也是中国的骄傲。但是,瓷器的“易碎”也同样令人震惊。人们都记得:《绿野仙踪》中就有一个“脆弱的瓷器之城”。其中的人物多萝西曾经感叹:“它们实在太脆弱了”。那么,瓷器为什么会如此?我注意到:有分子物理学家分析说:瓷器的硬度其实不比钢铁差,但是,它的分子结合却很弱。因此,它也就很“脆”。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塔西佗陷阱”的根本奥秘。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塔西佗陷阱”看似与塔西佗相关,但是,却其实也不然。“塔西佗陷阱”固然借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但是,却是古为今用,因为,从塔西佗的原话中是推论不出“塔西佗陷阱”的。显而易见,“塔西佗陷阱”是我从塔西佗的原话中提炼、总结出来的。

而且,应该看到,我在2007年引用塔西佗的原话的时候,就不是简单地引用原话,而是服务于我所提出的“塔西佗陷阱”的。而且,2007年我就已经为我所提出的“塔西佗陷阱”下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这个定义,是我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之前下的。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第一,假如它的政府是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而不是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第二,假如它的“皇帝”、“官员”以及“所有人”都“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而从不考虑共同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无疑,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它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第二个定义,则是在引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之后才下的,我指出:所谓“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任何政府一旦“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必须强调,这个定义,其实已经与塔西佗的那句话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就是在十年后的今天,它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

因此,从上述的两个定义看,我似乎是在批判古代中国的专制制度,而并没有涉及当代世界。无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专制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的今天,“塔西佗陷阱”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我是在借助《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文本来讨论“塔西佗陷阱”。也因此,2017年,我在南京的中山陵永慕庐的讲座中,在十年后第一次做了关于 “塔西佗陷阱”的公开讲座,在讲座中,我为“塔西佗陷阱”下了第三个定义:“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样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样夙兴夜寐,最后都仍然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49]随后,我又在我的论文《“塔西佗陷阱”四题》中引用了这个定义。[50]

 当然,我已经一再指出:“塔西佗陷阱”在当代的中国并不会必然出现,而只禀赋着警醒意义。而这“警醒”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讨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始终都在强调的都是公权力的问题,以及公权力基础上的人心向背的问题。也因此,尽管我过去主要着眼的是虽然“塔西佗陷阱”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现象的分析、反思和总结,但是却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一层面,也没有简单停留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层面,而是将它扩展到公权力这个层面。因此,“塔西佗陷阱”的定律才对古今中西都可以适用,从而也就大大扩展了它的适用范围,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适性。

换言之,任何公权必须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因此,人心向背才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塔西陀陷阱”!

十分重要的是,重温一下总书记对于“塔西陀陷阱”的阐释,同样也可以看到对于公权力的问题以及公权力基础上的人心向背的的关注:

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51]

遗憾的是,局限于对塔西佗原话的理解,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们对“塔西陀陷阱”的关注都仅仅在于公信力,而偏偏遗漏了公权力的丧失才导致公信力的丧失这一关键。“公信力”的缺失,只是“塔西佗陷阱”的表现,或者说是表面现象,它只是公权力“失去人心”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公信力是一个可以被公关的东西,但是,“公权力”就不同了,因此,“公权力的丧失”才是关键。如果忽视了公权力的问题以及公权力基础上的人心向背,而只停留于“公信力”的层面去理解“塔西佗陷阱”,则会导致对于“塔西佗仙境”的理解出现偏差。

当然,出现如此的误解,也不是毫无缘由。

必须注意到的是,我所提出的“塔西佗陷阱”固然借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但是,却毕竟已经与塔西佗的原话差距甚大。

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说“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的原话之间毫无关系。因为这当然不是事实。“塔西佗陷阱”之所以要提及塔西佗,其实就是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承认。

如前所述,塔西佗的原话并不是针对皇帝的,而是针对臣民的,这无疑与“塔西佗陷阱”的的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百姓截然相反。但是,“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的原话却仍旧有着根本的关联。

在我看来,这根本的关联,首先体现在都强调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不论是塔西佗的原话,还是“塔西佗陷阱”,都是对于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的关注,。在政府与百姓之间,一旦处于对立关系,那么,无论政府作出何种行为,这种对立关系都将无法得到缓和。因此,在塔西佗原话与“塔西佗陷阱”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不论是“塔西佗陷阱”中涉及的政府还是塔西佗原话涉及的“皇帝”,只要离开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就必然会陷入“狼来了”的困境之中,老百姓也就必然会“老不信”。这意味着:国无论东西,地无非南北,任何政府都必须注重聆听百姓的心声,都必须让人民满意,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塔西佗的原话与“塔西佗陷阱”就都是在这个角度去警醒政府的。这无疑极大提升了人民在决策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这根本的关联,还体现在都意在警示当政者。我已经指出,就塔西陀的原话而言,其实是同情“皇帝”的,不过,这“同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于“皇帝”的一种警示。因为两次处决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伽尔巴皇帝惨遭失败。但是,塔西佗所表达的却并不是对伽尔巴皇帝的憎恶,而是对他的事后“警示”,其中的悲天悯人之心昭然若揭。而“塔西佗陷阱”的指向则是清清楚楚,始终都完全是指向对于政府的警示的。在总结了“三国”与“宋朝”的教训之后,它总结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世界的政府提出了殷切的警示:一旦政府脱离了人民,一旦政府走向了“权力中心”,就必然在百姓心目中失去起码的信任威望。政府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则也都会被贴上“假话”和“坏事”的标签,也都会导致“老百姓”成为“老不信”。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强调:“塔西佗陷阱”并不是简单地对于塔西佗原话的引述, 塔西佗的原话和“塔西佗陷阱”之间的区别,在于“现象”与“定律”的提升,一种人生的感叹,被深化为一个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的定律。这类似于著名的“马太效应”定律。“马太效应”出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寓言,但是学术界却把“马太效应”的提出与命名归功于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这是因为莫顿是在揭示科学史上“资源和声望越来越集中于知名科学家”这一规律时,参考《马太福音》的原话,并从中提炼出这一规律。马太福音中的原话和“马太效应”,也就是“现象”和“规律”的区别。而塔西佗原话和“塔西佗陷阱”之间的区别,也同样是“现象”与“规律”的区别。同时,“塔西佗的原话和‘塔西佗陷阱’之间的区别,也是‘词语’和‘话语’之间的区别。塔西佗的原话是一种感想,只是词语,而‘塔西佗陷阱’是一种话语。作为词语,塔西佗的原话可以表达不同内涵,它所指向的意涵并不稳定。而“塔西佗陷阱”却是一种话语,并且因为它已经有了某种理论的支撑,也已经成为体现某种价值观念的关键词。因此,作为“定律”和“话语”的“塔西佗陷阱”,它所具有的概括力、影响力、传播力,都是作为“现象”和“词语”的塔西佗原话所根本不具备的。

具体来说,塔西佗原话与“塔西佗陷阱”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是立论前提不同。塔西佗的原话侧重的是主观好恶,是一种主观态度,人们是否欢迎、喜欢政府,被放在了首位,但是,政府行为的善或者恶,却偏偏被忽略不计了。然而,如此一来,却也完全有可能出于主观好恶甚至主观片面乃至主观偏激,不论是非,不论对错,而与客观实际差之甚远,对于政府的评价,无疑也很难称得上公平,更很难称得上公正了。而我所提出的“塔西佗陷阱”则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政府公权力的缺失也全然以事实为依据,政府行为的是否脱离人民,也全然以事实为依据。 显然,较之塔西佗的原话,“塔西佗陷阱”的立论前提截然不同。如果无视立论前提的截然不同,误以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塔西佗的原话引申出我所谓“塔西佗陷阱”, 在逻辑上实在并不恰当,也并无可能。

第二,是提出语境不同。塔西陀原话只是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所做的“两次处决”后的某种主观感慨。与政治规律或者哲理无涉,仅仅是对伽尔巴皇帝不受欢迎的事实陈述,何况,即便是在这陈述中,塔西佗讽刺和批判的也不是皇帝,而是罗马的那些自私自利而且从不为国家着想的臣民。而且,塔西佗在《历史》中对伽尔巴的评价也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还原, 而充其量只是塔西佗本人的一种看法。“塔西佗陷阱”则不同,已经远远不是某种主观感慨,其中,还加进了公权力、基于公权力的人心向背、“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利益共同体”等等,更加进了对于历史与社会的大量实证剖析,使之奠基于对于古今中外的众多国家、民族、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 由此,才使得两千年前的塔西佗的原话在当代能够起死回生,不但进入了我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野、进入国家的战略决策,不但成为一种国家政治话语,而且成为当代中国的“热词”。 无疑,诸如此类的一切,都是塔西佗的原话本身根本无法体现的。

总之,从塔西佗的原话与“塔西佗陷阱”的比较可知,事实上,塔西佗的原话恰恰与“塔西佗陷阱”的思路相反。从表面看,塔西佗写的是伽尔巴皇帝不受罗马帝国人民爱戴的史实,然而,究其本意,塔西佗矛头所指的,却是罗马人民,而不是皇帝本身,至于公权力、基于公权力的人心向背、“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

“利益共同体”等等,则更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塔西佗所要陈述的,也许只是:倘若百姓缺乏政治素质方面的培养与熏陶,事事都只知道凭借一己之喜怒好恶趣判断,则国家的发展就难免会深受其害。甚至,暴政与内乱也就指日可待了。无疑,这并非我所提出的“塔西佗陷阱”的本义。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次洞察,是看待古代历史兴亡规律的一种新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古典著作中的优秀资源,将其他文明的思想内容提炼出来服务于当代世界的未来发展道路。总之,对国家历史兴亡的理性总结, 即人心向背,才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当人心和公权力丧失时,无论政府怎么努力,无论如何夙兴夜寐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公权力的丧失,必将导致权力中心,进而社会公平正义沦丧。公权萎缩切断了社会的发展机遇,提高了社会的发展成本。同时,暴力的通道被敞开,暴力成为获利成本最低的手段,成为在那个时代的唯一生存的通道。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都在为了自己的私利,相互倾轧和剥夺,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整个国家陷入自杀自灭的死循环。于是,“塔西佗陷阱”才会成为令人瞩目的所谓陷阱!

  也因此,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韩文秀先生才会给“塔西佗陷阱”以高度评价:“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52]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也评价说:“确实是一个真问题”。[53]

然而,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认为提出的“确实是一个真问题”,那么,“有其道理”在何处?又“真”在何处?外界众说纷纭,其实,倘若依我自己之见,则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领导者怎么努力,怎么拼博,倘若丧失了公权力,则会必然落入陷阱!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也未尝明确总结过的一种现象。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说懒惰的领导者会导致坏的结果,可是,勤勉的领导者就一定会导致好的结果吗?过去以为,其中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塔西佗陷阱”却揭示了:未必如此!并且,还很可能会怎么都不行!倘若丧失了公权力,勤勉的领导者不但仍旧会挨骂,而且,即便是勤勉的政权本身也仍旧会在骂声中倒下!毕竟,尽管老百姓也许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自己被管辖的政府,但是,他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究竟否应当认同自己的政府。

这一切,无疑都是塔西佗的原话所不具备的,因此,当然也就恰恰是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之时的“首创”与“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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