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从1993年开始，我逐步进入有关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1995年1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知识产权法。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美国的专利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版权法和商标法，以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步领悟到，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和学术研究，全球范围内共有三个国家或者地区居于领先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样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领悟到，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和学术研究上领先全球，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的创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我曾经朦胧地想，在结束了美国的学习和研究之后，一定要前往欧洲和日本，学习和研究那里的知识产权制度。

1997年1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开始了全新的有关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美国知识产权法上。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前往欧洲学习和研究的机会。终于，我于2001年2月再次跨出国门，前往德国慕尼黑，担任“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我系统研究了欧盟层面上的商标制度、版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成员国落实的情形。基于此前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我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加以比较，并且发现了二者的一系列重大区别。例如，同样是对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提供保护，英美法系侧重于作品的利用，因而形成了“版权法”。而欧洲大陆国家则是侧重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以及作者享有的权利，因而有了“作者法”。除此之外，在有关发明、商标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上，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通过两大法系的比较，我对于知识产权的制度和学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德国回来以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日本，从事有关日本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到了2006年10月，作为“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Japan）的特邀研究员，我终于抵达东京，开始了有关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在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我每日都沉浸在有关日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献中。一方面，我常常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日本与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比较，寻求三者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也常常会将日本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制度，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系。将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多维度的比较，显然是一件我从来没有预想过的事情。然而，这种比较研究，又是富有学术成效的。

那时，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位于千代田区的皇宫附近，而我暂住的寓所则在江东区的门前仲町。在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我每天都要花费两个小时左右，与东京的上班族一道，挤在地铁车厢里，往返于研究所和寓所。上下地铁和转乘地铁时，很多人都是小跑前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东京人的匆匆节奏。与之相应，我的阅读和研究也在紧张的节奏中进行着。到了周末，则可以稍加放松，或者游荡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或者徘徊于寺庙和博物馆，或者漫步于大大小小的公园，以感受异国的情调。稍加筹划，还可以在一天内往返，游览镰仓、江户川、横滨等地，探寻古代日本的遗迹。年底的时候，还曾经几经周转，到达富士山下，在寒风中目睹了这座神山的全貌。

日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匾、招幌、路标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对于这种多元文化的完美阐释。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随处可见的汉字，显示了唐宋时代的汉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其次看到的是日本人自创的平假名，与中国的方块字结合在一起使用，显示了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再其次则是一些表示罗马文字的片假名，那是近代日本为了接纳欧美文化而创设的注音体系。细加注意又会发现，有些广告、牌匾、招幌和路标上，还直接使用了英文，甚至使用英文字母标注汉字和平假名的发音。显然，这又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大体说来，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英文的混合使用，显示了日本文化是一种复合的和多元的文化。

在我看来，日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是一种混合文化，体现了欧洲大陆、日本本土和美国的要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引进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曾经徘徊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经过了一番犹豫，最终选择了以欧洲大陆法系，尤其是以德国法律为蓝本，制定自己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与日本的民事法律制度来自于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是一致的。然而，日本在接受欧洲大陆知识产权制度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本土因素，使之发生了一些“变异”。例如，起源于法国的对于作品提供保护的法律，其含义是“作者权法”，即自然人作者创作作品，进而享有权利。然而日本在接受“作者权”制度时，却使用了“著作权”的术语，让人误以为是关于“著作”的权利，而非关于“作者”的权利。又如，欧洲大陆国家设立“专利商标局”，受理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申请，进而做出申请人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或者商标注册的决定。然而，对于这样的专利和商标审查部门，日本却使用了“特许厅”的名称，其含义显然是说，有关专利和商标的权利都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特许”。

近年来，美国对于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按照欧洲大陆的专利制度，已经授予的专利权，要想宣告无效，应当由专利复审部门进行审查和作出决定。而依据英美的专利制度，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权，属于推定有效。至于这项权利是否真实有效，则由法院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予以判定。在专利无效宣告的问题上，日本一直遵行欧洲大陆的传统，由特许厅的“审判部”做出是否有效的决定。然而到了2004年，日本国会修订《专利法》，允许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针对对方当事人做出涉案专利权是否有效的判决，进而就相关的侵权纠纷做出判决。这显然是受了美国专利制度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深入了解日本知识产权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十世纪初叶，起源于欧洲大陆的知识产权制度，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深受日本相关法律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沿袭欧洲大陆的传统，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接受欧洲大陆知识产权制度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异”，也几乎原封不动地“输入”到了中国。例如，我国对于作品提供保护的法律，使用了“著作权法”而非“作者权法”的名称。又如，按照我国《专利法》，专利复审委员会履行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职责。再如，按照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专利的获得和商标的注册，都属于公权力机关的“授权”，以至于“私权公授”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我时常在想，如果能够系统清理来自于日本的“变异”，可能会让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7年3月，我结束了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工作。这样，当初设想的学习和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知识产权法的计划，也算是得以实现了。不过，学习和研究这三大法律体系，似乎还应当有相应的论著出版，才算是结出了“果实”。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于2003年出版了《美国知识产权法》，并于2014年出版了修订版。从德国回来以后，我与几位同事合作，于2000年出版了《欧盟知识产权法》。按照这样的思路，从日本回来以后，也应当撰写和出版一部《日本知识产权法》。我私下里以为，在完成了这三部论著之后，不仅可以让自己站在美欧日的高度上，审视我国和全球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学说，而且可以带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些人，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

2014年6月，在完成了《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的写作之后，我开始了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准备工作。在一开始，打算模仿美国有关知识产权法的教科书，撰写一部以典型案例为中心的专著。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成若干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配以一到三个典型案例，在案例之前说明或者阐释有关的法律规则，在案例之后详细评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法院对于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然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感到以这样的方式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日本法院的相关判决，往往会以大量的篇幅陈述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院对于相关事实和证据的评判。此外，日本法院的相关判决，通常不会对于案件所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做出归纳，然后逐一讨论和得出结论。至少在这两个方面，日本的典型案例，明显不同于美国和欧盟法院的判决。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曾经尝试以这种方式阐释日本知识产权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放弃了以典型案例为中心的撰写方式之后，我又回到了以往写作《美国知识产权法》和《欧盟知识产权法》的方式。这就是分门别类，详细论述日本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则，然后列举一些典型案例，说明相关的法律问题。为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日本知识产权法》，我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闫文军教授、重庆大学的陈爱华教授，以及东京大学先端技术研究中心的古谷真帆研究员，加入了写作团队。其中的闫文军教授，曾经于2004年至2005年，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从事有关专利制度的研究工作。其中的陈爱华教授，曾经在名古屋大学从事有关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工作，并且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其中的古谷真帆研究员，一直在日本从事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工作，同时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样，我们的这个写作团队，也算是有了较强的日本学术背景。

对于我来说，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的挑战之一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专业为中国历史，曾经选修过日本语的课程。记得一年的课程结束之后，已经可以粗略阅读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后来在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专业为中国法制史，又跟随一些同窗选修了一年的日本语课程，但似乎进步不大。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工作时，曾经考虑过重新学习日本语，阅读有关的日文文献。但同样收效甚微。到了2014年开始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的时候，则只能硬着头皮，阅读有关日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献，包括相关的典型案例。

仍然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关于日本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有重庆工商大学杨和义教授翻译的《日本知识产权法》，另有日本官方的英译文本。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以日文的条文为基础，参照相关条文的中译和英译，力求准确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以引文的方式加以使用。然而关于那些典型案例，则是既没有中文译本，也没有英文译本。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只能反复阅读日本语的原文，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法院的判决和推理。与此相应，对于典型案例的写作，通常都以自己的理解而加以叙述，而不敢采用引文的方式。这与此前的《美国知识产权法》和《欧盟知识产权法》不同。

关于日本知识产权法的典型案例，我们主要参考了由中山信弘教授领衔主编的《著作权案例百选》（2009年第四版和2016年第五版）《专利案例百选》（2012年第四版）和《商标、外观设计和不正当竞争案例百选》（2007年第一版）。一般认为，这个“百选”系列选入的案例，都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典型案例，足以说明相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问题。当然，这几本典型案例编选，虽然名为“百选”，但每一个“百选”所收入的典型案例，都超过了一百，甚至达到了117个。在此基础之上，几位作者还依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使用了另外一些典型案例。这样，推算下来，《日本知识产权法》一书所使用的典型案例，大约有400个之多。

自2014年开始，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日本知识产权法》。这样，我预计之中的关于美国、欧盟、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三部曲，也就得以完成了。然而，无论是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经营模式的不断更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于既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挑战。而知识产权制度则必须应对挑战，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层面上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还会对《美国知识产权法》《欧盟知识产权法》和《日本知识产权法》做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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