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是让知识分子感到很亲和的地方。我去的那一天，下了一点雨，空气很湿润。街上的行人不多，神态也很安详，没有东京那种逼仄、拥杂的气息。我此行的目的，是访问著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以了解久闻其名却不知其详的“共同研究”。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可以追溯至一九二九年，最初是东方文化学院的京都研究所(一九三八年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同样的研究所，东京还有一处，据说是今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这一研究所，与一九三四年成立的德意志文化研究所(一九四六年改为西洋文化研究所)、一九三九年成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一度鼎足而立。到了一九四九年，战败的日本将其合并，成为今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先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西洋文化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分别成为其东方部、西洋部、日本部，现有二十个研究部门，定有教授二十余人、助教授(相当于中国副教授)二十余人，助手二十余人，大约每一部门有教授、助教授、助手各一人。现任所长是山本有造教授。

由于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接待我的是“现代中国”部门的狭间直树教授。他最出名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排比、解读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以探求文献纸面背后的意义。许多史学家相当熟悉的史料，经他的解读后，另开出生面来。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一项“共同研究”——“中国共产主义与日本”。在此项“共同研究”之前，他曾主持的共同研究项目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二十年代的中国”、“梁启超”等。每一个共同研究项目大约三年，结束后另辟新题。另一名主持“文化交涉史”的森时彦教授，其工作方向也与中国近代史有关，他主持的“共同研究”为“中国现代化的动态结构”，此前的项目是“中国近代的城市与农村”。

　　 作为一项专门的研究，三年的时间稍显不足。我正打算就此询问狭间教授，再仔细一看其具体课题，马上明白了。虽说三年就要完成一项课题，但每一项课题之间的关联十分紧密，狭间教授近二十年的研究，实际上围绕一个主题，即二十世纪最初几个年代的中国政治及其相关的文化。相比之下，那些“共同研究”的课题反而像是这一大主题下的子题目。典型的日本式的研究是不厌其细的，他们似乎很少去碰一些大题目，也很少去写大文章；他们总是在做小题目，力图从小题目中生长出大的意义来。如果只是去看某教授的一篇文章，似乎只是就事论事，但若将其全部文章总合起来，立即可见其不小的企图心。日本的中国学教授，就我所见而言，很少去写中国式的那种专著，往往只是集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出一部论文集。而这本论文集一定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而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成了这一主题下的具体篇章。

　　 座谈会由狭间教授主持，参加者为其“共同研究”班的成员。那一天，因不算“共同研究”班的正式活动，人员来得不齐，大约有八九人，也有从邻近的城市乘火车赶来的。来访的是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奇生和我。

　　 据主人们介绍，“共同研究”的形式，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当时研究西洋学的桑原武夫教授开设了“卢梭思想”的共同研究班，与此同时，研究日本学的柏贤教授也开设了“日本近代化”的共同研究班。如果再寻根追源，可以上溯至三十年代，当时的东方文化学院的学者们就举行共同读书会，一些学者同读一部书，相互讨论，共同切磋，以求知识的正确。读的第一部书是《尚书》，接着是《汉书·律历志》……

　　 “共同研究”班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名教授或助教授主持，任班长。目前该所的助手也可以开设。参加者为京都及关西地区的有兴趣的研究者。每周或每两周活动一次，时间约为两三个小时。每次由一名班员做专题的报告，大约一小时，然后进行集体讨论。有时也请外地或国外学者做报告。到该共同研究班结束之时，三年中共有几十次乃至百余次的报告，班长择其中有分量的报告编集成书，作为该班的共同研究报告出版。班长是该共同研究报告的主编。

如仅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此一形式与我们的“合作研究”相似。一项研究课题，一人做主编，许多人来承担，各自完成其中的一部分，然后由主编来统稿，形成一部著作。这种方法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效果却是越来越差。其中的种种偏误和弊端，学界深悉，也不用我来多言。而“共同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注重的是研究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结果。我在其研究室看到了当年“五四运动”共同研究班的档案，大约有十几盒，每一盒中都有几份当时的报告及相关史料。在这些报告中，我也看到了熟悉的中国学者的名字和现在已经成长的日本学者的名字。严格地说，这些报告的水平有高有低，有一些只是初入门。仔细地想起来，这种“共同研究”像一个长时间的专题学术讨论会。

　　 参加“共同研究”班的人，并无一定的资格限制。据称，大约四分之一来自本研究所，大多来自本校各学部，也有不少来自外校(很可能就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从六七十岁的老教授至入学未久的研究生都有；各人所研习的专业只是相近，并不完全吻合，有的甚至毫不相干。狭间教授目前主持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日本”班，年长的为已近七十的花园大学的小野信尔教授，中年的有京都产业大学的江田宪治助教授等，年轻的有正在读研究生的癙田豪、章玉林、孙路易诸君。参加者并不能从“共同研究”班中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除了学问的增进。即便是京都大学的研究生，也不属人文科学研究所，而分属各学部，各有其导师(人文科学研究所不培养学生)。参加该班，对其学位获得并无任何帮助。参加者也是来去自由，不一定须开班时加入，而是随时即可，由于工作变化或兴趣转移，亦可随时走人。他们是一批热爱学术的人，为了知识的切磋与交流，走到一起来了。

　　 作为中国学者，我一直在想，若在北京有一个诸如此类的“共同研究”班，能存在多久？几个月或者几年，大约还不成问题……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已有五十年的历史！

　　 参加“共同研究”班的班员，都要在班上做报告，题目由本人决定，准备时间一至三个月不等，也有准备半年一年的。在报告前的一两周，向各位发出报告的概要及其相关资料，以便他人在其报告时可以提出质疑。读学位的研究生，报告往往是其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恰也可在正式答辩前听听不同意见。根据我在国内研究所和大学的经验，不同研究兴趣的人，很难讨论到一起去，于是向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回答是，“用耳朵来学习”可以开发自己的思路，并称此也是京都大学的传统；作为一名外行提出的问题往往会更有意义；正是不同甚至不相干的题目可以拓宽视野等等。一个问题引出了一串回答。

　　 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财力，在国内这一问题显得最为突出。当我就此提问时，得到的答复为：研究所每年给十七万日元(约一点二万人民币)，当然这点钱在物价非凡的日本，只是不湿衣裳的毛毛雨，还不够支付复印费；然狭间的“现代中国”部门被认为是“实验”的学科(为什么称“实验”及怎样“实验”，我也弄不懂)，可以得到相当于理科研究的支持，每年文部省等可以给大约一百六十万日元的资助。这笔钱用于复印、购书、邀请学者讲学，而最主要的是出书。在日本，学术著作的出版一般都给补贴，一部三四百页的书，常常要一两百万日元的补贴；不过这种补贴很容易找到，对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几乎不是问题。

“共同研究”的题目既是由主持人提出，当然是其兴趣所在，但主持毕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相当严重地影响其个人的研究，许多许多的工作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我向狭间教授问及其个人的感觉。他笑了，“主持‘共同研究’是本研究所每一个教授的义务”，“一个题目有更多的人来做，不是更好吗？”他对自己主持不断出版的“共同研究”报告很看重，尽管里面他自己的论文所占篇幅很小。他是一个勤奋的人。日本的学者家中太小，放不下书，大多在办公室做研究。我在东京星期六星期日给他打电话，都在办公室，其中有一次是圣诞节晚上，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告诉我，他在办公室！而那段忙碌的时间里，他正在编辑修改关于梁启超的“共同研究”报告。如果仔细核算成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二十多个“共同研究”班，吸引了五百多名研究者来做共同研究，人力增加了多少倍？岂不是大大的划算？当然，这也需要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心襟。

　　 学术研究有理论的，有考证的。阐说学理的目标是存此一说。考证事实的目标是惟此一说。一般地说来，实证的题目很难引起讨论。当我向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所得到的众多答复却让我不太能明白。后来，我走在京都的大街小巷时，有了一种感觉，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是几乎无人理解，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京都大学的访问仅是短短的一天，却是我访问日本最有收获的一天。当我在六个多月后的今天，终于提笔来介绍“共同研究”时，那天的全部活动清晰地按原有的时间刻度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展现在我的眼前。实际上，无论是注重史料注重考证，还是学人相互交手过招琢磨切磋，都非日本的土产而源于中国的传统。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与主人们一起吃日本菜喝日本酒，在微醺的时候，我说了一句，“礼失求诸野”。

本文原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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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日期：2018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