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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果然不同凡响”——忆何炳棣先生

管理员 发表于: 2018-03-28 12:49  点击:169

   “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

   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参考消息》的,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但我还是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

   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那是1986年春,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按照电话中的预约,我尽早到达,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如果来晚了,车会停得很远,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我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其他方面,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他告诉我,当年来美国留学,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写的也是《晋书·食货志》,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他表示,如果我有此打算,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虽有些意外,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我说我已经41岁了,历史地理还刚入门,外语基础也不够,“如果我年轻10岁,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在写《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时,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也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查阅了相关论著。

   第二天下午,何先生又约我去办公室,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他也问了我先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情况,以及《图集》一些体例。何先生说:“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原始史料的书一本不能缺,后人写的书要选择。”结束后,何先生留我晚餐,由他开车去中国城餐馆。途中我想起包里还有一本带来送给他的书,边说边从包里取书。何先生误以为要送他礼物,立时不悦:“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我最不欢喜人家送礼。”不等我解释,他将车驶至路边停下,说:“既然这样,今天的饭不吃了,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我赶快将书取出,放到何先生面前,他才转怒为喜,“很好,这本书我要的”。在他经常光顾的中餐馆,何先生点了一道溜鱼片,劝我多吃。“这里的鱼很新鲜,没有刺,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

   期间他带我参观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接待的是马泰来。何先生特别让我看了方志部,他说:“这些年芝大收的方志很多,虽然有些只能靠复印,但在北美大概是最全的,比国内一般机构都收得多。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

   临行前一天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府上去。知道我住在艾恺家,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他的寓所是一幢两层小楼,地下室很大,是他的书房。大厅里挂着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画,我们在画前留影。何师母得知我来自上海,说:“上海好,他一直说想去上海。”我得知何先生当年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就建议他将上海包括在内,到时请他到复旦大学作个报告,他欣然同意,并说:“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你老师。”我又提出想翻译他的书,在国内出版。他说:“我的书可不好翻,你先试试吧。”我问费正清的序是否照译,还提到春节时在孔飞力家见过费先生。何先生说:“他可是一直对我求全责备的。”“不过他也不得不肯定我的成果,只是在序中写得有点勉强。”他同意我保留这篇序言。我向何先生保证,译稿一定会送他审阅,联系好出版社后一定会征得他同意。何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他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中国会馆史论》送给我,他说:“你可以看看我对张光直的批评。外界对张的评价很高,可能只是对他的考古学。涉及到环境变迁,他的结论是错的,他其他方面的知识有限。而我的论文曾征求过国际顶级生物学家、地学家的意见,他们都给我很高评价。你比较一下,高下立见。”

   告辞时何先生坚持要送我回去,说那一带晚上不安全。我下车后,何先生还停着车,说要看我进门后才放心离开。前几年与艾恺教授在微博上聊天,他提及往事,戏称“何先生从未光临过寒舍,葛教授好大的面子”。

   “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当年8月,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回校后,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一方面外事纪律严,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先报市外办批准,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另一方面接待隆重,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招待参观游览。好在何先生名气大,一向被当作“爱国美籍华人”,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连具体题目都没有,外办并未像通常那样要求报学术报告的内容。

   10月间,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到上海的次日我陪他们去无锡游览,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全天活动都很顺利。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持市外办介绍信,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只能推迟一班。在候车室等待时,何先生很不耐烦,我十分惶恐,师母却说:“不要睬他,他就是这种脾气。”

   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说:“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已经座无虚席,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历史系、经济系、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气氛相当热烈。何先生报告后,多位师生提问,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会议结束时,何先生兴致不减,说:“毕竟是复旦大学!”

   晚年的何先生性情依旧,对多数人他只是在学术、学问上批评,但有时也会涉及人事人品。他在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即尔湾,从何先生自译)分校二次退休后,全力研究思想史。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问,但没有毕生的积累不行。他发表了一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告诉我:“这可是一篇重要论文,其他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懂《红楼梦》,知道魏同贤先生是红学专家,就问他是否看过何先生的论文。魏先生说:“果然不同凡响,红学界的人很佩服。”

   杨振宁先生请他去香港作讲座,他很满意,以后又应邀去清华作讲座。在上海他曾与我谈及香港之行,他说:“现在我与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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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日期:201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