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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重读杨联陞日记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12-15 10:23  点击:276

 要问我今年暑假读什么书,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赶写两篇演讲稿太累,所以,暑假里没读什么书,只是重读了过去读过的两部日记。

    

   一

   要问我今年暑假读什么书,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赶写两篇演讲稿太累,所以,暑假里没读什么书,只是重读了过去读过的两部日记。暑假的前半段在哈佛,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杨联陞先生日记(复印本),后半段回国,又开始重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的《顾颉刚日记》。这两部日记都很好看,其中,杨联陞日记2009年就匆匆看过一遍,也零零星星复印过一些断片,但这一次重读,看到感兴趣的段落,还是要用纸把它抄下来,我的记性不好,要抄一遍才记得住。

   我读杨联陞日记,当然是为了了解学术史。不过,往往也被里面一些学界轶闻、名人趣事所吸引。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人也看过,比如余英时先生,不过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不会看那么仔细;王汎森兄也看过,因为日记原件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的是复印本,为什么有这个复印本?据说,是因为杨联陞的学生陆惠风,当过他晚年的助手,原本打算写杨联陞传,所以复印了一份放在哈佛,但后来陆惠风因故离开哈佛,日记的复印件就一直搁在那儿了。后来,陆陆续续也有人看过,但我看的重点是“人”,因为当年剑桥的杨联陞家是个学术大码头,我想看看他那儿来来往往的人,当然主要是学者,通过他们来看看学术史,还有美国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看看学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彼此关系。

   半个暑假在美国,半个暑假在上海。回国以后又再看《顾颉刚日记》,也一样是为了通过顾颉刚了解现代中国的学术史。重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从学术上看,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在深层旨趣上,其带有深刻怀疑性的历史研究,原本有点儿瓦解“中国”同一性历史渊源、同一性文化认同以及同一性中华民族,但他在抗战的时候,为什么又好像放弃了过去的立场,变成了一个极端捍卫“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维护“中国”的同一性完整性,甚至还会撰写献给领袖的九鼎铭文这样一个人呢?另外一个是,我想看看,他的这种观念,到了解放后又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他在民国年间已经进入主流,成为著名学界领袖,那他在解放后是怎么过的?他怎样适应变化的时代环境?这里面当然还有别的故事,有时让人看得很伤感,无论在单位、在学术圈文化圈、在家里,“灵台无计逃神矢”,你看他的家庭生活,日记里面常常出现被“掌掴”、“批颊”……那么,在这种社会、文化、家庭的种种矛盾里,他是如何被改变、被转变的?或者说,他可能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笼子太小,必须得在思想上蜷起身子来做顺民?

    

   二

   关于《顾颉刚日记》,我会另外写一篇读书笔记,这里就主要说杨联陞日记吧。刚才我说,我看这两部日记,原本是把它们当学术史的。不过人之常情,有时候看着看着,也被八卦和轶事吸引,不免留心到教授的生活、彼此的纠葛、他们的情感、各自的趣味等等。记得我当时跟哈佛教授们讲,你们现在生活太“苦”了,被全世界的学者关注,不得不成天飞来飞去,忙得要命。我3月初到哈佛,一个熟悉的教授都见不着,教授们都在全世界各处飞翔,到处演讲,忙于会议。可是,你看杨联陞那个时代,学术没那么全球化国际化,除了上课,教授们没有那么忙碌,杨联陞就总是宅在哈佛,倒是可以天天吃好的玩好的。他也忙于教课,忙于写作,但在日记里看,好像另外有三件事儿,更像是他生活的重心。一是唱戏,我听余英时先生说,唱戏大概是杨先生最顶尖的业余爱好,他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第二是打麻将和下围棋。麻将经常打,围棋下得不错,他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都下过棋,也和日本学者甚至留学生下棋。像1957年他到日本访问,日记里还记载了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名教授下棋。其中,有中国历史教授贝塚茂树(二段)、科学史教授薮内清(初段),而梵文教授足利淳(三段)最强。顺便可以说一下,作为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也有很高的围棋水准,不仅与林海峰、王铭琬等围棋超一流有交往,也和沈君山、金庸这些业余围棋界热心人有很多交往;第三是吃饭,他隔三差五记录自己吃了什么菜,要么是下馆子,要么自己在家做。我感觉,好像杨先生那个时代,波士顿的中国馆子还行,可能比现在好,现在是越来越差了。今年我在波士顿住了五个月,至少在剑桥地区好像没有太高明的中餐馆。而杨先生日记上记的菜,看起来倒是都挺不错的,他那时候常常请客吃饭,来的都是现在想起来就很著名的学者,像高友工来,还会亲自下厨。要是小辈来了,也会做个三明治便餐招待。

   读他的日记,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也看到好多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比如章太炎的儿子章子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据他说,是兴趣广博而肤浅;又比如日记里面还记有老舍和曹禺在美东的情况,如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哈佛曾经有演讲,据说曹禺有英国风格,而老舍讲得清晰,但喉音太重,有些资料也许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没有用到过。最好玩儿的人,据我看是何炳棣,杨联陞日记里面记了他好多事情,比如他曾为当选中研院院士紧张活动,比如他得到研究奖章后的炫耀,比如他邀请杨联陞去芝加哥大学任教时那段“煮酒论英雄”故事,读来都很有趣。何先生做人,那倒真是豪气干云,绝不扭捏小气,杨联陞记了这么一件小事情,1964年6月何炳棣到Cambridge来,住在一个老太太家,“房租每日三元,(何)自增为四元”,然后自豪地向杨联陞夸耀说,芝加哥大学为他特别“加薪四千五”,这真是个活脱脱的何炳棣!另外,里面也有不少当年访问哈佛的朋友的轶事,我曾经跟邢义田、葛剑雄讲,在杨先生日记里,都有你们的名字,也记得有你们的议论。比如1976年邢义田兄与杨联陞关于罗马钱币和汉五铢钱的谈话,1986年葛剑雄与杨联陞谈陈寅恪诗和统一分裂问题等等,看日记就是这些特别好玩。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是大家熟知的公案,就是赵俪生曾经撰文抱怨,他到美国访问不顺,曾电话求助于老同学杨联陞,但杨联陞却很冷淡。是否这种冷淡有政治歧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周一良先生曾经为杨联陞解释,说杨联陞处在病中,根本不知道电话那一头是什么人。这是真的,因为1987年4月9日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不知所云之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福华),不能啖外国饭,旅馆75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NY,想退款回去,想去Washington),(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此间某是地主,令一女士照应不得力)”,旁边批了四个字“爱莫能助”。显然,他根本没想起这位老同学来,特别是过了若干天,他的夫人在日记里记下一笔,说他“言语开始不清楚”,人也站不起来,只好由他的儿子把他送到医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学术状况,特别是华裔学者在西方学界的活动和处境。因为杨联陞家在当时美国华裔学者中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大码头,里面提到好多好多人,前辈学者像胡适、洪业、赵元任,同辈学者像刘子健、何炳棣、高友工、蒋彝,到访哈佛的学者如李济、钱穆、牟润孙,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佐伯富,学生一辈如张光直、余英时、林毓生、张春树、陈启云、萧启庆、杜维明、张灏。读者可能老想听一些“隐私”,也许更想看一些“八卦”,不过,我可不想多谈这方面的事儿,更关心的,应该是与东西方有关东亚和中国学术史,身在异国的华裔学者的家国情感,还有西方中国学界学术变化背后的思想背景等话题。

    

   三

   毕竟身在他乡,虽然也有“夫子”,但看来华裔学者心情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儿压抑,这从杨联陞的诗里看得最清楚。1963年7月他过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四十九岁初度》,里面有两句“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两年后的7月,他又有一首绝句《感时》,说到“书生海外终何补,未耀圆颅鬓已霜”。虽然生活安定,免于国内反右、饥荒、四清和“文革”的一波又一波折腾,但是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下。不光是他,萧公权也一样,1976年2月杨联陞的日记里面,有年近八十的萧公权寄来一首七律《兀坐》,最后两句是“结伴还乡天倘许,今生已矣卜他生”。杨联陞读后,不禁潸然泪下,日记里说,他拿起电话向余英时先生谈及此事,不禁再一次老泪纵横。

   那个时代的美国学界,哪怕是东亚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其实多数也是很压抑的,像何炳棣那样的人毕竟少。后来刘子健、杨联陞精神出毛病,恐怕就和这种压抑的心境有一定关系。日记里面,杨联陞自己记录下来的病中困境,简直不忍卒读。说起来,他还算是顺利的,但也不免受气和怄气,毕竟人在边缘。比如,他日记里有时写到费正清,说他用欺骗手段弄卢芳的书,“而卢芳不之信,虽五尺童子,亦不可欺也”(1948年),有时又写到费正清这个人很厉害,耍权威而且有手腕,为了抬高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渠学力过于赖肖尔”(1955年);其实,费正清虽然居高临下,但对杨联陞还算照顾和关爱,只是美国主流学者习惯性的傲慢,让习惯于谦退的华人学者,多少有些受不了。杨联陞曾经与哈燕社副社长Baxter谈起费正清对HJAS(《哈佛亚洲学报》)有“甚不客气之讽刺”,不禁写道,“此人有时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犹如此,虽本性难移,亦是气量不足”。相比起来,像黄仁宇那样,处处受压制,连教职都成问题,自然心里会更不舒畅。当然话说回来,跟那个时代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在美国,教授生活还是很优越的。杨联陞的日记里面记载,1950年他作为助教授,薪水已经是五千美元;到1958年,杨联陞当了正教授,那年,哈佛的正教授是一万二千到两万美元,副教授是八千到一万一千美元,助教授是六千五百到七千五百美元,讲师也有五千五百美元。而1963年,何炳棣向杨联陞不无炫耀地吹牛时,“自报年薪一万四”,那个年代年薪一万四千美元,应当说还是很丰厚的。

   我更感兴趣的,当然是杨联陞和他周围学者的学术研究。其实,杨联陞不止是一个博学的汉学家,也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只是强调他“汉学家”的一面,其实并不完全对。像1966年他对何炳棣AAS会上发表有关清代汉化文章的看法,其实就意识到了他“过于强调清朝之重视儒教”的问题,也注意到何有关清帝崇儒的史料疏漏,毕竟他有关清史的立场,不像何那么有固执的民族立场。读他的日记,我常常很感慨,其实,杨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当被动。他要上课,上课还特别认真;他又是个自负博学的人,不得不每个领域发言。因为戴密微说他是“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费正清也抬举他,要做“第一人”就得什么都懂,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个领域的专门学问。所以,他在写完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做过特别完整的专题研究,总是今天写这个书评,明天写那个书评,今天为了一个人的问题查资料,明天为了另一个人的问题查文献,或者忙于种种杂务。我曾经仔细看他日记里面提到的书目,当他写《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那一段时间,他会集中阅读有关道教的文献,为了助力赵元任编字典,也会多看有关语文语法的著作,但相当多的时间里,他的阅读好像非常凌乱。虽然,这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的习惯,也为此赢得“通人”之称,但毕竟害得他专门著述较少。是幸或不幸?我也不知道。所以,晚年的杨联陞对自己一生学问有这样的评语,“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1987年9月10日)这“沟通”二字,与后来人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和他自己所说“接触面广可备顾问”刚好吻合。

    

   四

   我2009年时就读过杨联陞日记,不过,那一次在哈佛只待了一个月,而且是最后一个多星期,才请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把它调出来。日记有四十四本,有的地方字迹清楚,有的地方字迹潦草,还有一些地方是杨联陞夫人缪宛君的笔迹,或许是补充,或许是患病时夫人的代笔。当时,我看到有趣的地方,只是匆忙记录,后来还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读书》上。这一次去的时间长,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专门看日记,可以看得比较仔细。比如看到日记里记谁家住在哪里,有具体地址的,我就会出门去看一看,偶尔也会拍个照。我看过余英时先生当年读研究生时住的房子,张光直先生刚刚任职哈佛的住处,也看过杨联陞当年的旧宅(已经拆掉),还有钱穆先生到美国时住的Mellon St十号卫挺生旧居,其实都很近。Cambridge真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地方,三步之内必有芳草。我在Harvard Street住的房子后门出去,隔壁十米远的Trobridge街上,就是陈寅恪1920年住过的旧宅。这些房子,有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也没有拆,剑桥镇上能找到许多有意思的故居。我跟余先生一次聊天,告诉他我在杨联陞日记里看到了他当年住的地址,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他去翻箱倒柜找旧书,果然有一本书后面就是记着这个地址。

   杨联陞写日记,不像胡适,甚至不像顾颉刚,大概确实是没有打算公开给别人看的意思,所以,内容比较凌乱并且琐碎,里面有一些私密的东西,如果公开,显然会得罪很多人。如果一开始就是打算给人看的日记,或者准备流芳百世的日记,肯定会记重要的事情,会比较有条理。但杨先生日记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写,写下来的也记得非常乱。对他自己的记载,也并没有爱惜形象的意思,比如在他精神出问题以后,一些日记是他太太帮他写的。她会写,你要挺住啊,你要活下去,要相信上帝,学生们都希望你活下去。这些话,显然不是留给他人和后人看的。杨先生几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捆绑还戴镣铐,接受过电击治疗,真是很痛苦,他也记下来。从很早起,日记里就常记,自己梦见了什么,有时候会写“梦中不安”,有时候会写“身上发抖”,有时又写“不能自制”,有时甚至还会写“我要死了!”1958年,他还写了遗嘱,安排遗产分配,让贾德纳、任之恭、刘子健等人为监护人,写完后交给他最信任的贾德纳,可是刚刚转脸,就后悔大哭,再要求贾德纳把遗嘱撕掉。真是非常非常可怜。当然,《顾颉刚日记》大概初衷也不是给人看的,因为他常常记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大便正常与否,还会记挨了老婆几个耳光之类的事,也记载了一些爱慕谭慕愚之类的私人感情事情。不过,我总觉得,顾颉刚写日记时,多少会考虑到一点儿将来有人看(不然不会后来重新补记和批注),他的这个意识要比杨联陞强得多。因为顾颉刚是自期为学界领袖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料,要进入历史的,比起杨联陞来,他的日记就比较郑重。

   正因为杨联陞日记不那么郑重,所以反而有一些记录可能更有意思。随便摘一段1948年的杨联陞日记,“聂筱珊(崇岐)来谈,涉及陈援庵、洪煨莲、顾颉刚、张维华诸事,对翁独健略示不满。又说前辈不合,往往由后辈传话欠小心,乃至有意鼓煽。又主张学者要立品,如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绝食请愿,有沽名钓誉之嫌。于余嘉锡之当选院士,亦有微词。又闻,辅仁因有二院士,曾开琼林宴云。”最后这句说的是1948年第一次选院士的事,这里面也许就有一些学术史的线索。又比如,之前我们不清楚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是怎么流出去的,流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油印本,现在看杨联陞日记就知道了。余英时曾把“友联盗印的陈寅恪谈再生缘”借给了杨先生,而这个友联盗印本,就是余先生出的钱。他的日记里,这样的记载特别多,当然,私人日记中很多是不宜发表的。比如,现在很有名的某国际学者,曾经给HJAS投稿,是一篇清代文献的译注,但杨联陞一阅之后,便大为恼怒,指出其“多浅薄处”、“注释尤差”等等。这些话都有。

    

   五

   1965年,即将回哈佛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写了一首七绝给杨联陞,其中后两句说,“如来升座天花坠,便是迦叶解笑时。”虽然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客气和赞扬,不过作为老师,博学多识的杨联陞,确实常能给人很好的教诲和建议,即使在日记中,也常常能读到一些益人神智的见解。

   有一段话,我想不妨说给读者听。1967年8月,他和余英时先生谈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都觉得王国维用功不过二十年,但“出手即高”,为什么?杨联陞日记里面记载,余英时先生说了一句话,是“似高手下棋无废子”,杨联陞大为赞赏,说“此喻甚佳”,因为这点出了王国维学术上“用力得当”。这些话就好像度人金针,教你怎么做学问。所以,有时我会跟人讲,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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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转引日期: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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