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诚 译

仁井田陞是中国法律史的一位主要权威。他的早期著作《唐令拾遗》（东京，1933）是对唐代民法和行政法花了很大力量进行的重构，《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1937）是对唐代和宋代的法律文书的严谨研究成果。两者都是宏大的著作，前者有861 页，后者则有 856 页。这部关于中国身份法历史的著作篇幅更长，并且保持了同样的高标准。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其他七章研究管理宗族、亲族、家庭（户籍）、婚姻、父母和子女、监护以及奴仆和称为“部曲”的半自由属从的法律。 

包括的时期从汉朝到明朝，但重点在唐、宋两朝。本书结构明确，写作严谨。资料广泛征引自各种历史和文学著作，包括若干稀见版本和古老文书。 

本书所讨论的法律问题大多关于大家族、大户。这很自然，因为大家族是传统中国的特征。不过，中国历史上的大户并不总拥有相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例如，将六朝和唐代的大户与后来的大户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重要的差别。前者构成“门阀”，或可称之为中世纪贵族。后者则产生了“士大夫”，或可称之为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世纪贵族所包括的大户成员，有的世代位居高官。这种家庭的成员，即使作为生涯的起点，也会拒绝接受某些低级的职位。他们维持着家庭的经典学术传统，并以表现在“家训”中的自己家庭的行为准则而自豪。按照常规，中世纪贵族拥有巨额财产，而这些财产大多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驱使着奴仆和包括“部曲”在内的各种半自由的属从。通过与同等阶级的人通婚以及仅与同类人交往，中世纪贵族结成紧密的集团。按照某当时人的说法，他们的地位与平民相比是天地之差。没有这个集团的承认，即使皇帝也无法将一位平民提拔成贵族。 

与此相反，自大约唐代后期开始，统治阶级开始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他们中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成功候选者。他们的经典学识和行政能力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可。他们并非总是来自富裕和有势力的家庭，不过经常属于中上阶层。功名和官位给予他们荣耀、财富和种种特权，例如靠皇帝恩典将子女推上官位以及减免赋役。 

这一统治集团的招募基础是相当宽的，因为科举考试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开放的。为在强烈的竞争面前保持优越的地位，这些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特别关注家庭和家族的团结。他们保存和刊印宗谱，建立族祠供奉祖先，指定福利田和祭祀田，并记录在宗谱中。这种做法从宋通行至清。 

考虑到中世纪贵族和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仁井的讨论更有意义。例如，在六朝时期也保存宗谱，不仅大户，而且政府也这样做。它们主要用作家庭地位的记录，在任命官员和安排婚姻时就要查阅这种记录。而另一方面，宋朝及其后的宗谱则主要为保存关于族系和公共财产的资料。另一个例子是，管理部曲的法律在唐代很重要，在宋朝就微不足道，而从元代以后就完全从法令中消失了。这或许表明，这个半自由的从属阶层，也随着他们的主人，即中世纪贵族，而逐渐消失了。 

本书引用的汉语文本有数百节之多。引文都加了标点，偶尔还做了翻译或释义。总体上，作者对汉语的掌握是出色的，只有少数地方有些错误。例如，在第 557—558页，他讨论了 5世纪时的一桩婚姻，一方是高等家庭，而另一方则地位可疑，于是贵族里就有人称之为骇人听闻。在讨论中，作者把人名“满璋之”误当作“满璋”了。第 118—119页，他引用了《燕翼诒谋录》（序作于1227年）中的一段，说的是浙江一个裘姓家庭，由于已经共同生活了19代，在相当于1011年的中国农历年底（实际上是1012年）受到了皇帝的旌表。原文说，从受旌表那年到此文写作之年已经过去了236（应为216？）年。作者把这二百多年误认为十九世同住的时期了。这些失误是次要的，并不影响本书作为有关题材的宏大著作而具有的巨大价值。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1卷第3期，1952年5月） 

文章来源： 杨联陞：《汉学书评》， 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243-245页。

转引日期：201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