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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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发布时间：2017-11-13 19:06 点击：3239

　［摘要］清代吏治腐败特别是贪污之风蔓延的主要原因，从法律视界看，源于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侵盗、贪污犯罪适用于“完赃减等免罪例”。该项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尽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无异为侵贪犯罪提供了“免死牌”，因而也成为贪污盛行的催化剂，是清朝中衰的重要法律诱因。

　　［关键词］吏治腐败；法律诱因；完赃减等例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5-0095-07

　　［收稿日期］2017-08-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治官之法：中国传统行政法律与国家治理”（16JJD820022）

　　［作者简介］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学者论清代惩贪立法，认为它集古代之大成，“组成了一张令贪官污吏望而生畏的法网”，［1］但难以解释清代吏治腐败甚于往代的现象。特别是乾隆帝，“执法未尝不严”，封疆大吏被处死者二十余人，但仍然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趋势，所谓“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2］究其根由，绝非一端，而“完赃减等”定例无疑是重要的法律诱因。［3］该项法律普遍而长期适用于侵盗、贪污等犯罪，事实上在清朝近一个半世纪，停止了历代沿用极久的侵贪死刑罪，成为几千年“刑典中一大关键”。［4］可以说，有清一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乃至“嘉道中衰”，完赃减等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一、清代侵贪罪死刑“门槛”的提高

　　在历代“官刑”法律体系中，无一例外，都把奖廉惩贪作为治官之本，因为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商君书》说听任官吏鱼肉百姓未有不亡者。齐相晏婴称“廉者，政之本也”，汉文帝说“廉吏，政之表也”。康熙帝也称“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尚书吕刑》有“五过之疵”，其中“惟货”，指“行货枉法”；“惟来”，指以财请赇。这是中国古典文献较早对贪污犯罪行为的记载。《晋律》设《违制律》，《唐律》赓续隋律，改为《职制律》，“言职司法制，备在此篇”，确立依法管理国家权力的基本属性。

　　概言之，历代惩贪法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以赃定罪，严治枉法。唐律有“六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三赃”，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监临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5］自唐宋以迄明朝，枉法赃皆有死罪，此即严治贪赃枉法之意。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绞；不枉法者，最高刑罚为加役流。宋律因之。［6］“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7］据学者研究，仅太祖、太宗两朝，官吏因赃罪处死者五十余人。［8］严治赃官，作为祖宗家法，至宋朝中叶，仍严格遵守。故王安石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9］明律将唐宋《职制律》相关“赃罪”条款移出，在《刑律》中专设“受赃”一门；又在《大明律》卷首，列“六赃图”，官吏受财枉法至八十贯而绞。“（明）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祖训所谓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也。”从立法到执法，堪称最严。［10］《明史》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11］

　　为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官吏一涉赃罪，本人不得开复为官，即“永不叙用”，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汉文帝下令，坐赃者不得为吏。汉安帝以后，连同赃吏子孙，禁锢三世。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12］宋太宗时，“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13］犯赃罪者与大逆、谋反等“十恶”一样对待。

　　惩治贪污，主刑之外有附加财产处分。前述载在唐宋《职制律》的“三赃”，赃物皆没官。［14］

　　清初沿袭明律，以“治国安民，首在惩贪”，将明律枉法赃八十贯、绞，改为八十两实绞、监候。而不枉法赃，历代皆无死刑，清初改为至一百二十两实绞、监候。由于不枉法赃“折半科罪”，故二百四十两实绞。乾隆时律学家吴坛认为，“本朝改枉法、不枉法赃罪皆死，所以惩贪也”，［15］实则不然。因为上述“律文”旋即为内容更宽泛、适用更持久的“例文”所取代，而律文实成具文。

　　在惩治侵贪的法律体系中，以上规定皆属“贪污”犯罪，而官吏对国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属于“侵盗”犯罪，历代纳入刑律“贼盗”篇，惩罚比“贪污罪”为宽。唐宋律“监临主守自盗”律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明律改为“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律，惩罚严于“贪污罪”，律文规定：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至四十贯斩。明中叶有所放宽，至二百两处斩。［16］

　　清初沿用明律，但逐渐放宽官员侵盗罪的惩罚，死刑“门槛”也一再提高，并适用于贪污犯罪。康熙十年在律文“四十贯，斩”后加注“杂犯、徒五年”，此即“予以斩之名，实止杂犯也”。［17］二十七年，将死刑门槛提高到三百两。雍正三年，世宗“以三百两即斩之例似乎太严”，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自此作为“正例”相沿不改。这就是晚清律学家薛允升所概括的，清代“监守自盗，律文极严，而例则极宽”。［18］

　　与历朝相比，清代惩治侵贪立法，可谓宽纵，不但极大提高死刑“门槛”，而且，无论是渔利于民的贪污，还是蠹蚀于官的侵盗，都适用于“完赃减等”例，致使清代侵贪犯罪，事实上长期不适用于死刑。

二、“完赃减等”例的普遍适用

　　由于清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特别是例文的历次删并修改，“完赃减等”例定自何年何人、内容包括哪些，又如何由侵盗例比附到“贪污例”，不但《大清律例》多不备载，律学家的著述也语焉不详。乾隆十二年，刑部向乾隆帝进呈说帖，援引“完赃减等”例：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律例载未明晰。

　　刑部说帖所援引的“完赃减等”例，令乾隆帝大惑不解，朱批道：“如是则侵盗之犯，总无正法之理矣。皇考时亦如是办理乎？”他下令“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19］

　　大学士张廷玉、讷亲随即查明，复奏“当日定例之始末”：经查，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对于乾隆帝提出的雍正年间侵盗各案如何处理，是否都适用于“完赃减等”、无一人正法的疑问，张廷玉、讷亲从刑部现存有卷可稽之案，共查出四十起，处理结果大体有六种情况：其中有在监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减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减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库者，有发往军台效力者。山西巡抚苏克济亏空未完四十万两一案，拟入情实未勾，后奉特旨释放。此外俱拟缓决，未经有正法之案。

　　由于“完赃减等”例广泛适用，但定例并无“三年内全完，作何拟罪”的规定，对如此重要缺漏，张廷玉等复奏认为：完赃减等立法本意是给侵盗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宽以时日，俾该犯有所希冀，亏空得以早完，其帑项不清之犯终身瘐死狱中。但因“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为此，张廷玉等提出补充立法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如此立定章程，庶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

　　对张廷玉、讷亲的复奏，乾隆帝显然有不同意见。他在“三年全完”补充立法建议一节朱批道：“此意则全以钱粮为重，而非惩创侵贪之本意矣。肆行侵贪而无忌，未必非因此法作俑。”

　　对于雍正年间侵盗犯人没有一人正法的复奏，乾隆帝也深表怀疑，他朱批说：“皇考执法惩贪，天下所共知，诸臣所深畏，岂有十三年间，未正法一贪官污吏之理？”命另行详查具奏。［20］

　　根据张廷玉、讷亲核查上奏的结论，雍正十三年间，没有官员因侵贪被处死刑。特别是侵贪数额达450万两以上，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奉“特旨释放”。这说明完赃减等例在雍正一朝广泛适用。而无论从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对完赃减等例，实行得更为宽纵。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以近来各省亏空钱粮者不少，原因“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真正因公挪用者不多。及至案发，往往改侵欺为挪移，虽勒限追补，而全完者甚少。故发布上谕，限定三年补完亏空，限满不完，从重治罪。［21］雍正元年据此定例：侵盗钱粮挪移亏空监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监禁严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释放。［22］这远比康熙五十七年“完赃减等”例更为宽纵。由此，“完赃减等”例也被称为“完赃减等”免罪例。

　　同治年间刑部编纂的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大清律例根原》，“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律有“续增现行例”，例文前刑部“谨按”称：“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内，九卿议复承追处分事例，类于此律，谨拟节录于后。”该例文因包括承追侵贪官员赃款处分，故文字颇为烦冗。除与前面所述张廷玉、讷亲查核后上奏内容重复外，起首一句非常重要：“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军、流、徒罪等犯，免罪。”［23］

　　这就是说，“完赃减等”例的全称应该是“完赃减等”免罪例。它主要包括三个义项：第一，“完赃减等”免罪限定三年期限。第二，侵盗犯死罪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二等，处以徒刑；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免罪释放。第三，侵盗犯死罪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一等，处以流刑；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各减一等发落。而在第三年全完，没有具体规定。如果三年仍然不完，采取的是模糊处理，死罪“瘐死狱中”，死罪以下发落。

　　雍正三年颁行《大清律集解》时，把以上康熙五十三年的“完赃减等”免罪例整体纳入附例中。这也是雍正一朝，没有官员因侵贪犯罪处以死刑的原因。而雍正时期全面适用该项法律，有其特殊的背景，即雍正初年亏空数额巨大，远远超过了康熙时定例的八百万两，全国当在二千万之巨。为此设立专门机构——会考府。而总理事务大臣允祥密奏，户部亏空达259万两，江南初步核查亏空是320万两，后来达到800万两，监押待审的官员有数百名之多，而前述山西卸任巡抚苏克济侵贪数目高达450万两。如此巨额亏空，至少一大部分为官员侵盗。因侵盗罪重，挪移罪轻，前者在刑律，后者在户律。为堵塞涉案官员以侵盗为挪移，雍正三年定例：勒限一年，令其先完挪移之项，后完侵欺之项。若完挪移数内完足侵欺之数，其余侵欺挪移之数委属力不能限内全完者，暂停正法，仍再勒限监追。［24］至雍正四年八月，全国各省赔补亏空仍没有完成，雍正帝再发谕旨，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

　　同时，雍正五年对《户律》“挪移出纳”律进行修改，也制定了“完赃减等”例，内容更为宽纵：挪移二万两以上者，虽属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监候。统限一年，果能尽数全完，俱免罪。若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二等发落。二年限满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一等发落。若三年限满不能全完者，除完过若干之外，照现在未完之数治罪。［25］

　　自康熙末年至雍正一朝，为赔补巨额亏空，将侵盗犯死罪另定“完赃减等”免罪例，有当时特殊的背景。“完赃减等”免罪例又是如何比附援引到纯属贪污的犯罪中？刑部在《大清律例根原》“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完赃减等正例后，有“臣等谨按”一节称：侵盗、挪移等赃，原专指亏空钱粮而言，因有“等赃”二字，遂将枉法婪赃各项，俱照此例减免。［26］如此说来，惩治贪污的枉法等罪，是通过“比附”操作，适用于“完赃减等”免罪例的。

　　乾隆四年二月初二日，刑部尚书尹继善奏称：自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奏定，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限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改徒，军流徒罪等犯免罪等语。定例之初原为侵挪仓库钱粮，例应追赔，其犯罪本由亏帑，是以限内完帑尚可从宽。乃因例有等赃二字，历来奉行者遂谓一切赃私包举其内，于是贪官污吏皆得照依限全完之例，无不附会援引，概从减免矣。

　　侵盗、贪污等罪皆适用于“完赃减等”例，也带来情理法的背离，因为非因赃入罪之案，皆照本律问拟，无从减免，而律文治罪较例文为重，“是无赃者反不若有赃之得计，于法于情均未平允。”［27］此项例文的广泛适用，特别是比附适用于贪污犯罪，无异于纵容官吏的贪污行为，对吏治影响甚大。故乾隆初即有停止之议，乾隆中最终停止。

三、“完赃减等”例的短暂废止

　　乾隆继位之初，即不断有官员奏请修改乃至废止“完赃减等”例。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直隶按察使多纶上《请将完赃减等免罪之例再为分别更定以遏贪风以砺廉隅事》一折，他首先指出：康熙五十三年定例，所以独设宽大之条，系专指侵盗挪移仓库钱粮者而言，其犯枉法、不枉法赃者原不在内，嗣缘贪污官吏巧于夤缘，就例内等赃字样，即为牵扯援引，亦于限内完赃，分别减等、免罪矣。其次，他痛心疾首地指陈，正是因为有“完赃减等”免罪例，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驱使官吏“做贪官”：贪官污吏，若不明正典刑，不唯无以清民怨而伸国纪，抑且此等贪污之人，无不善于弥缝，是以有犯即败者十无四五，不败者则公然满载而归，已败者不过将所婪之赃照数吐还，即可免其罪戾。法属空悬，彼何乐而不为贪官污吏耶？况既已利欲熏心，势必无时无事不以肥己为怀，计其一任之内所婪之赃，必不止一人一事，即或遇明察上司，抉其私弊，亦未必能一无遗漏，尽皆发露，已发露者不过缴完原赃，便可逍遥法外，未发露者仍得安然享用，彼又何乐而不为贪官污吏耶？最后，他提出“完赃减免之例，似应亟为分别”：除犯侵盗挪移仓库钱粮者，仍照旧例遵行外，其有犯枉法不枉法赃罪，应拟绞拟军流徒者，概不准“完赃减等”免罪。多伦明确提出，贪污犯罪应停止适用“完赃减等”免罪例。时乾隆帝刚继位，他命多伦将此项建议告之直隶总督李卫，“若伊以为可行，令其具题”。［28］此事也就没了下文。

　　乾隆四年，刑部尚书尹继善以其“职任司寇，有明刑弼教之责”，上《请酌定完赃减免之例以肃吏治以昭国法事》一折，极言“完赃减等”不可适用于贪污犯罪：夫设法原以惩贪，非徒以完赃为重也。贪赃之徒，受财作弊，贼害民生，实于政教有关，非止亏空钱粮可比，一经败露，断宜明正其罪，以彰止辟之义，乃因照数完赃，而重罪者仅充城旦，军流以下丝毫无罪，何以止贪风而彰国法？自有完赃减免之例，彼于受财之始，即怀侥免之心，婪赃坏法，无所不为，偶遇一事发觉，完纳原赃便可无事。因完赃减免之例行之已久，尹继善奏请嗣后除侵盗挪移亏空钱粮之犯仍照旧例办理外，对贪污犯罪，限制适用完赃减等例：若因事受财、贪婪入己、枉法不枉法及律载以准枉法不枉法论等赃，果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一等改流，流罪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如限内不完，死罪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各照原拟发落，应追赃物照例追赔。乾隆帝令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29］经大学士等议复，采纳尹继善所奏，将“枉法各赃，只许减等，不许全免除，将分别减等之处，另入受赃例款。”［30］至此，“完赃减等”免罪例修改为，完赃只减等，不免罪。［31］而侵盗犯罪，仍适用“完赃减等”免罪例。乾隆八年，因侵盗钱粮入己一千两以下，判徒五年。后限内完赃，浙江巡抚常安奏请“例得免罪”，并咨明刑部。乾隆帝朱批“知道了”。［32］

　　此时，贪污案件频发，皆做减等处理，侵贪之风蔓延。乾隆六年九月，订立将贪污犯罪情节重者发往军台效力的专项法律，以部分取代完赃减等例。乾隆帝特别说明：定例文武官员犯侵贪等罪者，于限内完赃，俱减等发落。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减等，便可结案。此辈既属贪官，除参款外，必有未尽败露之赃私，完赃之后，仍得饱其囊槖，殊不足以惩儆。著尚书讷亲、来保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各案人员，实系贪婪入己、情罪较重者，秉公查明，分别奏闻，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黩货营私者之戒。嗣后官员有犯侵贪等案者，亦照此办理。［33］此即《大清律例》“徒流迁徒地方”第37条例文。薛允升称：官犯发往军台効力，始于乾隆六年，尚书讷钦（亲）等钦遵谕旨奏准，原系专指侵贪之案，完赃后减为徒流者而言。［34］侵贪犯罪发往军台效力，虽是完赃减等例的变通，但毕竟比原例为重。现存档案可见，陆续有侵贪官犯发往军台，如广西原思恩府知府刘廷锡因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拟斩，于一年限内完赃，按新定之例发往军台效力。但从执行层面看，仍然宽纵。乾隆七年，广西巡抚杨锡绂援引刘廷锡之案，将奉旨拟入情实的侵贪斩犯饶鸣镐，以“完赃减等”，奏请发往军台。乾隆帝览奏，大为不满，朱批说：“此奏甚属不合。汝身为巡抚，试思此奏，为奖廉乎？为教贪乎？”并说：“汝心思不可问矣。朕将留心看汝矣。”［35］

　　地方大吏对侵贪案件习以为常，除处理上趋向宽纵外，更是一再拖延，不以为意。乾隆十二年二月，因地方题奏侵贪案件，拖至一年以上未题复者多达十几案，乾隆帝认为“殊非国家立法惩贪之意，谕各该督抚将以上各案即速审明定拟题覆，务必入于今年秋审案内。”［36］数月后，刑部核拟直隶参革涿州知州张德荣亏空一案时，奏称张德荣例应拟斩，但亏空银两尚未追完，应请缓决。乾隆帝表示反对，指出：此等亏空案件若因其未完，即请缓决，是未完者转得邀缓决之恩，而全完者反抵于法，则侵欺之犯唯以拖欠帑项为幸免之计，谁复将亏空之项完补？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37］他正告朝中大臣：因侵贪之案率入缓决，以致人不畏法，侵贪之风日炽。为此下令修改例文。随即修改为：侵贪人犯若以身试法，赃私累累，至监追二限已满，侵蚀未完尚在一千两以上，及贪婪未完尚在八十两以上者，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38］

　　乾隆十二年定例，是对完赃减等例的限制性解释，把原来无限期监追缩短为二限即两年。两年后的秋审，乾隆帝把云南官犯戴朝冠、刘樵，广西官犯朱红，三名侵贪官犯正法。刘樵是湖南武陵人，时任永昌知府，因任古州同知期间，修固古州城，在三年保固期内完全坍塌，又查出抽收税银，共侵贪达一万两以上，案发后令其子刘天任携带七千两偿还私债、捐官，其中仅在户部捐纳知县，即用银3840两。乾隆称，刘樵以国帑视为己物，父亲亏空，令子捐官，情罪非寻常可比，令入于乾隆十四年秋审情实。官犯戴朝冠，直取库银，付原籍置产，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朱红任广西河池州知州，三年限期后，仍有未完之赃8645两，巡抚舒辂援引“完赃减等”，将其拟入缓决，乾隆帝异常震怒，将舒辂革职，将朱红拟入情实勾决。乾隆帝明发谕旨说：朕因各省侵贪案件渐多，特于乾隆十二年颁发谕旨，令限满即入情实册内候勾。朕之本意，不特为止侵盗，实乃以惩贪婪。此等在人不处极刑，使其肥身家而长子孙，将明罚敕法之谓何？国家又何庸虚设此罪名，以启怠玩为也？乾隆帝担心勾决之明降谕旨“传播甚速，或于部文未到之先，该犯预知正法之信，辄于监内自尽，该地方官以监毙呈报，是该犯仍不能明正典刑，侵贪之员无所惩儆”，传谕该省督抚，务须慎密。尽管以上三案只是众多侵贪案中的冰山一角，但乾隆帝仍然没有彻底停止完赃减等例的打算，表示“权不改勒限之例。若后来侵贪者复多，必照此旨办理。”［39］当年十月，刑部查出各省秋审缓决官犯共十八案。乾隆帝得报非常愤慨，不无痛心地说：夫缓决本章，一省即可盈尺。向来办理秋朝审案，每遇官犯，辄事宽纵，但于一次混入缓决，即为成案，断不复改，谓之老缓。果尔，则国法所行，唯在闾里小民以及盗贼之辈，而官犯仅止虚受罪名，幸全首领，是岂国家制刑之意哉？！［40］他随即发布长篇谕旨，表示侵贪犯罪如果得不到严惩，必然对吏治造成重大影响：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近来秋朝审官犯册内，唯侵贪者常多。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锧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唯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捍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命将此谕旨刊刻颁发，令内外文职衙门，入于交盘册内，永远传示，各宜凛遵。［41］

　　乾隆十四年处决三位侵贪官犯，尽管对官员有所震慑，但并没有出现乾隆帝所期待的“旋转之机”。侵贪之风继续蔓延。最终促使乾隆帝停止“完赃减等”例的，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的两件侵贪大案。二十二年九月，原任湖南布政使杨灏侵盗三千余两，湖南巡抚蒋炳以其限内完赃，秋审时将其拟入缓决。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谳时，也以杨灏限内完赃，归入缓决。乾隆帝阅秋审册时，不胜骇然，手战愤栗，将杨灏改为斩立决，巡抚蒋炳交部严加治罪，三法司交部从重严加议处，参与秋审的九卿科道，一并交部议处。［42］杨灏正法后，蒋炳被革职、籍没。处理此案后，乾隆帝命嗣后以各省行刑之日为断，官吏犯侵贪之罪，情实予勾者，即行刑之日已过，亦著行刑；其在行刑以后审结者，入下年册内新事，刑部粘签声明。一年后，兵部奏原任贵西道员钮嗣昌，前因侵亏镇远府库项仓储入己一万余两，为掩饰罪行，在毕节等地向矿场勒派，又在大定府等地提解平粜谷价二千六百余两，经审理问拟斩候，因限内完赃，减等发往军台效力。今坐台期满，为此上奏。乾隆帝以限内完赃，减等发往军台效力，此虽向例，但完赃减等之例，实属未协。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43］

　　至此，沿用四十余年的侵盗犯罪“完赃减等”例，停止使用。终乾隆朝，尽管有臣僚奏请恢复“完赃减等”例，但乾隆帝不为浮议所动。［44］

　　如前所述，“完赃减等”例是专为侵盗犯罪而制定的法律，“受赃”等贪污犯罪虽然一直比附适用于这一法律，但并没有载入《大清律例》“受赃”门。侵盗犯罪停止该项法律后，如果在“受赃”等贪污犯罪中不明文停止，无异纵容贪污行为。有鉴于此，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陕西按察使阿永阿上《奏为犯赃之吏应不准完赃减等敬陈管见事》一折，他指出：为吏莫重廉平，而论法最严贪纵，是以犯赃之吏赃止一两，俱永不叙用。而枉法赃律载：八十两实犯绞监候，以其罪无可逭也，乃自定有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而贪墨之人遂得幸免显戮，各以完赃减等结案。现今侵盗亏空既已肃清，此辈计图肥己，不敢取于上，将必取于下，遇事婪赃，不一而足。及至事犯被参，而与者受者、说事过钱之人，皆图避重就轻，认赃必少，易于全完，其未破者不知凡几，一经减等结案，仍得拥其厚赀，满载而归，肥身家而庇子孙，彼且自视以为得计。苟非严立之防，其何以惩贪婪而肃吏治也？从前枉法赃与侵亏入己者，定有完赃减等之条，原系推类而及，今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既不准减等，则枉法赃全完减等之例，似应一例停止。乾隆帝令该部议奏。［45］刑部议复，一如阿永阿所请。至此，贪污犯罪也停止“完赃减等”例。［46］

四、“完赃减等”例的恢复

　　 “完赃减等”例停止后，乾隆一再纠正地方大吏徇庇侵贪犯罪的做法，对援引该项法律的官员予以严厉处分。［47］乾隆一朝，因侵贪而立案的多达三十多起，其中正法或赐令自尽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六位。而府县官员，受到正法的更多。仅甘肃冒赈案，执行斩决的州县官就有五十六犯。［48］以上受到严厉惩处的侵贪犯罪，多数发生在停止“完赃减等”例之后。说明侵贪犯罪大多受到严厉惩罚。薛福成说：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49］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侵贪之风蔓延的趋势。

　　当然，法律上停止“完赃减等”例，并不意味着吏治会从根本上好转，除权力需要有效监督等制度完备外，执法的严格与否与此关系重大。乾隆帝晚年，极力粉饰太平，不乐见贪赃大吏被处以极刑。乾隆六十年的闽浙总督伍拉纳侵贪案，是他归政前处理的最后一桩大案。他不无检讨地说：“此皆因朕数年来率从宽典，以致竟有如此婪赃害民之督抚。朕先当自责。”［50］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51］乾隆去世后，编修洪亮吉奏称“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52］章学诚也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迄于嘉庆三年而往，贪墨大吏，日甚一日。［53］

　　令人不解的是，乾隆帝去世不久，在修改侵贪法律时，嘉庆帝将乾隆二十三年新定“侵亏完赃不准减等”例删除，并新定条例，于嘉庆七年入律，事实上完全恢复了“完赃减等”旧例，并有“三年限外不完，永远监禁。全完者奏明请旨照二年全完减罪一等之例”［54］，比康熙五十三年例更为宽纵。对此，薛允升批评说：有完赃免罪之法，则四十两以下之案，无有不完赃者矣。监守自盗例，以侵欺之罪为轻，而以帑项为重也。乾隆年间，官犯以侵贪正法者不少。此例定后，绝无此等案件，而户律虚出通关各条例，俱有名无实，亦刑典中一大关键也。［55］嘉庆以还，档案中又频现完赃减等之案，而引用该项法律时，又有扩大解释的趋向。嘉庆十八年，署福州府平潭同知徐涛侵吞洋盗金条等物，赃至一千两以上，按监守自盗律拟斩监候。次年，因徐涛在一年内完赃，福建督抚上奏“核与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之例相符”，“请于斩罪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56］而书吏侵吞仓库钱粮，也适用于完赃减等。

　　这就是说，分别于乾隆二十三、二十五年停止的侵盗、贪污犯罪“完赃减等”例，于嘉庆七年完全恢复。自此，因侵贪犯罪而受到正法者，“绝无此等案件”。侵贪之风亦如脱缰之马，无所束缚。清代吏治愈不可问，“嘉道中衰”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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