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方法推荐：张洪彬的《为权力祈祷》读书笔记

    洪彬原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现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思维活跃，勤奋努力，又得名师指点，功力日增，前程无量。
    其读书认真细致，令人感佩。请CJS成员学习其读书方法，特别是认真阅读之精神。
    其基本做法是：
    1、认真阅读，标明和摘录重要句子；
    2、标注，归纳段落和句子的主旨，并适当地评论；
    3、阅读和摘录完毕后，将相关材料按某种思路进行整理，见摘录之四，一篇书评的轮廓便浮现了。
    利用洪彬的摘录，我算是“读过”了这本书，也知道这是一本不错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该书分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士绅们是如何利用佛教文化及其载体，来巩固和彰显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又是如何获得了那些借由文化来实现的社会资本。全书主题鲜明，视角独特，文字漂亮，在发掘经验事实和资料方面有独到之处，且其问题意识是学者们既熟知又普遍关心的主题。
    期待洪彬不断地这样读书和摘录，而我就适当地偷点懒，读他的摘录。
    这种方法与先前推荐的一种精读方法有所不同。那位先生在《规训与惩罚》第二章笔记中主要是整理论证的思路和要旨。见http://justice.fyfz.cn/blog/justice/index.aspx?blogid=85180。张洪彬：http://huanggua.blog.tianya.cn

                                                                                                                                    ——徐昕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ISBN: 9787214039927   页数: 379   定价: 27.0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1-1

简介

　　在16和17世纪的中国，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广泛地活跃于地方寺院及其捐助活动中。随着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帝国官僚机构需求的增长，许多人被阻挡在传统的儒家仁宦之途之外；但是显而易见的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由于积极卷入佛寺住持的资金筹集工程，士绅的赞助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的公共机构。

　 本书首先讨论了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佛教胜地旅游业的增长，以及慈善捐助的机制和动机，继之又分别考察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作者依据充分的史料，透辟地分析了当时佛教捐助的类型和社会后果。

作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自1986年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并于1997～1999年期间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12本有关亚洲研究著作的作者或主编，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的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以及当代人权问题等。
    其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88），获2000年美国中国研究最高奖项之一“列文森中国研究研究最佳著作奖”(Levenson Prize)，加拿大历史学会每五年评选的最高历史学奖项——Francois-Xavier Garneau medal，获奖辞称“该书是历史学工艺品中之典范”。该书可以和其师孔飞力的巨著《叫魂》相提并论。两书都是用历史故事来串联起对一个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变化的看法，那样一个看法隐藏在叙事背后，彰而不显。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称该书“充满了动感和细节。卜正民把明朝迷人和易变的世界镶嵌在一个清晰的概念和编年框架上，使每位专家以外的人都可以领会”。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摘录（一）/张洪彬

??1.捐赠功德碑并非简单的捐款记录。它所保存的不单是财富，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一块石碑通过记录谁捐赠，就等于宣布了谁能捐赠，谁有希望以捐赠来扬名，谁寻求以捐赠而使他在相关的社会群落中增加声望。因而，他证实了捐赠者和非捐赠者所属的社会结构。
??——P2
??2.本书探讨晚明中国寺院捐赠的社会结构，着重考察地方士绅，他们是那个时代经济上捐赠寺院的主要力量。士绅是晚期帝国中国的精英。他们的正式地位来自在国家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成绩和所取得的功名或头衔。在16世纪，士绅集团既指功名及第者，又包括他们由父系亲属、姻亲关系和社交网络而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圈子，他们在主宰地方事务的范围和权力上大大扩张。为了表达这种权力，他们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公告活动，向佛教寺院捐赠也许是他们宣示权力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类型。
??——P2
??3.本书既非讨论宗教，也不是讨论宗教的内设机构，而是讨论宗教公共机构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一种普遍模式。捐赠——世俗支持者为宗教的活动、人员和机构提供资金——是一种出现在所有宗教中的行为，尽管它的规模随职业宗教人员与生产性劳动分离的程度而有变化。
??——P2
??4.作诗、出书、建寺、赏画、造园、品茶，这些文化活动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态度和乐趣，形成了晚明的文化世界。
??——P3
??5.【本书的基本假设】佛教复兴和士绅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而广泛，不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现象。它是因士绅之支持而形成的产物。……佛教复兴是晚明士绅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反映了晚明士绅的发展。这是本书的基本假设。
??——P3
??6.在晚明，士绅捐赠佛教大寺院不仅应当与他们捐助较小的、私人性质的庵相区分，还应当与村民和街坊邻居通常捐助他们附近的小庙和祠堂相区分。这两种捐助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他们用作各自社交圈的交往中心，然而每一种系统都建立在明代社会结构的不同构成上，各自有不同的目的。规模较小的庙宇和祠堂接受来自范围狭小地区的供养。募集这样的捐助的庙宇会社，目标是满足村社的需要，用作社区组织的场所；它们构成了一个地方领导阶层的区域，置于地方精英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下。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寺院则吸引着来自一个更大地区——常常是全县——的精英的支持。从文化上看，寺院被建构成精英的公共机构，也有义务满足全县士绅的需要，它们与其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倒不如说是一个阶层的中心。
??——P4
??7.本书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和思路，把士绅作为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动员地方境域中的文化和社会，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资源来支撑其统治地位。
??——P13
??8.本书分析士绅捐赠的框架：即儒教与佛教、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国家与地方，以及私与公。
??——P14
??9.【关于儒教与佛教的关系】对大多数捐助寺院的士绅来说，佛教的世界观和儒家的世界观之间不存在什么冲突：不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一种方便的处方能把冲突消解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到这种冲突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冲突。
??——P15
??10.【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对个人来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负担得起教育经费，但爬上科举考试的金字塔后的功成名就却越来越难以实现。……将经济资源转变成正式的政治权利，这条道路成功的可能性实现得太漫长了。……明清时期士绅家族的了连续性，并非绝对是家族资本直接投资于产生收入的资产和市场机会的结果。未经装饰的经济投资不足以创造一个经营所需的使人们拥戴的合法性。它还必须求助于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称的“象征性资本”，即通过投资于像慈善活动和财富来炫示这样花费很大的地方性事业，来积累好的名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象征性资本有助于把他们的统治客观化成在地方观众看来是精英力量的权利；象征性资本也限定地方精英成员资格，从而使某个家族的名望像它的分解不开的成员那样万世流芳。明清士绅通过他们广泛的公益事业工程在象征性资本上有很多投资，这些工程都是把纯粹的经济手段转变成更抽象的权力形式的方法：建设学校，修筑堤坝，疏浚湖泊，竖立牌楼。在晚明，他们还建造和修复佛教寺院。
??——P17-18
??11.【关于国家与地方】国家从上面垄断了政治权力，但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现实是在地方。如果晚明的历史部分地是经济权力坚持自己的利益以抗衡政治权力的历史，那么它也是地方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对抗国家的历史。……晚明地方士绅的成长促使他们的兴趣差不多自然而然从掌握国家级权力转移到支配地方级权力。因为获得功名的人认识到把他们的任职资格转换成正式的政治任命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选择在地方舞台上施展他们要求的权威。……切实地讲，他们追求功名只是因为凭借功名能从地方上获得威望。……国家和地方开始分离。
??——P18
??12.【关于公和私】在晚明，阳明学的左翼泰州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探问公和国家分开的概念，向全盘否定私的内涵的思想挑战。……李贽对私之善的价值勇敢重估，同时设定了公并非简单地是国家利益的领域，相反是人民的普遍的领域。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们都谴责李贽的这种激进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拾起他的思绪，加以发扬，认为国家不能垄断和独占公的领域，公共领域要比国家来得大。……哲学家们的这种讨论并不纯粹是思想领域的阿拉伯图饰，它的出现是由于晚明之际地方士绅的权力扩张的结果。……士绅慷慨捐赠的主要观众是地方社会，不是国家，因为他们的善举积聚着象征性的信用（或象征性资本）；地方士绅只能在地方上使用这种象征性信用，而不是在国家政治体制内使用。既然在一个地方的公共环境中出现了私人的象征性资本的投资（在它们必然产生一些信用的时候），这种投资积累的不断迭进的后果就是把地位上升中的“私人”活动领域重新定义为“公共”领域。
??——P20-21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摘录（二）/张洪彬

??13.【士绅社会的概念】前述四点紧张关系反映了在这个时期，地方上出现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士绅社会。这个士绅社会是晚明历史时期的独特产物。士绅社会在空间上显现为一个特定的领域（具有儒家的、政治的、国家取向的和公共的特征）和个人与家族的私人领域（与佛教的、经济的、地方的和私人关怀有密切关系）之间。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这个精英集团背后也许在较小县邑有几十个家族，在较大县邑则有几百个家族支撑。这个精英集团享有未获得功名的精英得不到的特权，尽管存在着文化的机制可以有选择地使那些形式上没有资格的人进入士绅社会。士绅主宰着地方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地方行政官的监督。他们拥有了一种公共的表现和声音。
??——P21
??14.【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这是一种表达和协调私人利益的政治上沟通的公共领域——出现在早期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基础上以取代封建君主的统治。这种公共领域的最初形式，他称之为“公共权威的领域”或者“国家统治的公共领域”，它是新出现的取代土地分封的领主旧制度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的领地政府。随着君主权威变得越来越非人格化和官僚化，以及市场活动的经济领域的日益增大，这种绝对排外性的公共权威领域受到削弱。在君主权威下面出现了一种更有包容性的公共领域，这是由中产阶级渴求表达市场经济利益以对抗来自集权主义者政府的干涉所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提到这种公共领域的第二种形式便是“批评的公共领域”或“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他表述的是与国家公共领域无关，但是承担对公共关怀事务的发言和表决的权利的私人的集合。最终这种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进入了政治领域。随着中产阶级公共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国家统治公共领域被利用理性的私人公共领域占用，并被确立为一种公共权威的批评领域。”19世纪中产阶级在宪法国家规定的合法权利下取得成功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最终取代君主和宫廷的公共领域。
??——P22
??【批注】批评的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就是“迫使公共权威在公共舆论面前合法化”。
??15.【士绅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在20世纪头十年的地方自治运动之前，中国的公共领域很少是批评性的。）因此，笔者宁愿用“士绅社会”而不用“公共领域”来说明晚明士绅生活的环境。士绅社会这个概念的意指既包括士绅的公益事业（国家统治的公共领域），又包括他们在国家监督之外所追求的社会文化活动。此外，这个概念还意指要靠考虑晚明士绅活动的排他性原则。原则上说，欧洲的批评性公共领域，宣称它向所有人开放，而士绅社会既排除非精英，又排除参与竞争的非士绅精英。
??——P24
??16.【士绅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类同处】A.皆依赖于商业的发展和私有市场的出现。……因此，经济（和总体上的地方社会生活）与政治权威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作为结果，国家的行为必须公开讨论，尽管这种讨论的公开性是不同程度的。
??B.公共领域的核心动力——私人作为一名公众彼此相关——在士绅社会中是存在的。地方士绅由于没有担任公职，故而是私人的身份，但是士绅社会是公共的。
??——P25
??17.【士绅社会概念的四个方面】第一，士绅社会是由在国家的科举制度领域中因其成功业绩而获得名望的个人及其家族组成。
??第二，士绅社会由这些有功名、有声望的个人及其家族的社会互动所构成。士绅社会利用大量手段为这种互动提供条件。（衣着、字画收藏、分享、送礼、修建公共设施、寺院雅集都是互动的媒介。）
??第三，士绅社会的公共性质，是在它的公益事业为士绅提供机会“宣扬”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性的地方精英的价值和荣誉这个意义上说的。
??第四，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和互动，士绅社会变成士绅讨论地方利害问题的公共的场所。“公共舆论”尽管表现为犹豫的和不完全的方式，但正在涌现。
??晚明的地方士绅正在推动进入一个仍在建构之下、还未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的领域——士绅社会——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来自公共权威的自治意义提供根据。
??——P25-26
??18.明清时期的佛教机构既不是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有其自身权利的国家组织。相反，它是一种社会机构，不受任何特别的政治权力结盟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依赖于已经确立的权力体制。晚明士绅的佛寺捐赠之所以蔚然成风，看中的正是这种独立性。
??——P30
??19.笔者研究佛教机构在士绅社会里的角色，受到以下认识的指导，即寺院某种程度上被认作是士绅力求扩大的私人领域（私/我），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出去的公共领域（公/官）。……倘若没有这种认知，士绅捐赠的浪潮可能从来不会出现。
??——P30
??20.抽象地说，当士绅消极抵制国家公共权威的统治时，寺院提供了士绅能表达他们精英领导权身份的一个场所。正因为如此，佛教寺院变成晚明士绅社会一个整合的元素。
??——P31
??
??21.从晚明文化背景的一方面看，理学理念期待士绅的诸项事情是：他们应当尊崇儒家的思想学说，接受帝国的政治权力组织，忠诚于国家的利益，并坚持国家取向的公共价值超越于道德上可疑的私人生活价值。这是国家所希望的士绅形象。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展示着一套不同的取向：信奉佛教，追求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权力，把地方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倾向于一个扩大的私人领域，阻止国家对公共权威的独裁。这里是由国家构想的一个镜像世界。
??——P312
??22．如果士绅不愿意从现有的教育课程里受业或者不愿意将官僚政治服务视作最高的成就，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政治困境使其难以找到出路而且因为精英生活的社会环境正在变化。在文官职务中能得到立足之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而为了升迁就相应地越来越需要依赖昂贵的和分化的保护者-被保护者的网络和宗党关系，这……是根源于商业化的人口统计和商业经济的影响。
??——P314
??23.在明中叶，地方精英发现他们有相对自由的手来积聚土地。……（这）推进了地方士绅的成长，使他们积累了实质性的收入，同时使地方的耕种者处于一种依赖的关系。商业化加强了土地所有权的有利可图，并且供养了一个致力于赢得功名的越来越富裕的精英阶层。
??——P315
??24．从正德年间以来士绅权力的增强，需要解读成与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环境有关，在这种商业化环境里那行能统治地方农耕商品交换和地方上社会劳动的人，比一个世纪前的祖先更加能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P315
??25.在16-17世纪，士绅信奉佛教是与“隐退”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佛教绘制一个替代的世界——不仅是信仰的世界，而且是行动的世界：一个联合事业的世界，通过这个世界，精英的身份或地位可用不依赖于国家传达下来的定义的高度文化的术语来塑造。佛教为精神的洞明和练达提供了机会——在社会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佛教的意义上的“功德”——胜过那书面考试的技能或那出于濒临毁灭的官僚政治中的行为。社会正在向国家权力挑战，而佛教提供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境域。
??——P316
??26.晚明寺院的捐赠取决于16世纪的繁荣的地方经济，但是这并没有解释士绅为什么选择寺院作为他们的捐赠目标。……佛教赋予捐赠一种理性和伦理，不管人们选择怎样诠释它们。……这里的悖论是士绅之参与佛教捐赠——东邻改革者往往对之激烈批评——其实致力于与东林党人参与地方社会需要的同样的目标，这就是赋予士绅法律上代表地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权力。士绅捐赠佛教寺院只不过是以一种较间接的方式利用国家坚持其自身所应有的权力。
??——P317
??27.在晚明，寺院的捐赠变得有重大意义，那是因为它为士绅的自治组织提供了一个地方的论坛。它提供了一个在其中士绅可将地位转变成权力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寺院捐赠受到佛教慈悲和无执的概念所体现的慈善的思想形态和隐退（出世）理想的指导。但是这种选择最终由以下认识所决定，即权力不能直接地从帝制的国家获取，而只能在暗中操作。通过隐退到寺院的领域，士绅宣布自己是一个统一的、高雅的精英阶级，其权力不从国家获得而是从他们自己的行为中获取。他们的共同的慈善事业，即私人性个体的工作定位在公共的境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能替代国家的公共权威。这种境域不可能是儒家的境域；佛教之高尚的隐退和无私的慈悲承诺更适合于建造士绅自我组织的一个基础。
??——P320
??27.从这个视角看，士绅的捐赠也许被视为一种积极行动的事业，意在创造一种联合的矩阵，通过这种联合的矩阵，他们能既面对国家又面对精英圈外的人协调共同的关怀和表达他们共同的身份。这种捐赠的共同承担把士绅凝聚在一个非正规的领导框架之中。
??——P320
??28.他们发现上升到进入公共服务的顶峰的坡度之陡峭，断然放弃私人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姿态，何况大多数人从未接近过公共服务。相反，他们在个人和家庭事务的私人领域与地方官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生活。正如李贽在他本人的生活中那样，这个中间地带形成于佛教寺院的境域之中。在这里，士绅能聚会，并宣扬一种共同的身份，因此重新定义公共利益与地方精英的共同体相关，而不与国家相关。
??——P320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摘录（三）/张洪彬

??29. 【士绅社会为什么不发生在宋代】在晚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进行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比南宋变得越来越两极化。
??——P324
??30.【士绅社会为什么不发生在清代】（清代，）在维护强大官僚的这个世纪，理论上讲地方士绅由于其地方管理工作而可能享有的不论什么样的自治，在实际上都受到国家细心谨慎的抑制。国家唯恐失掉它的霸权。
??这种统治霸权直到它后来被动摇时才得以减弱。尽管在18世纪末叶产生了较小的危机，但重大的转折点是国家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由于不能聚集起充足的军事资源，清朝政府不得不委权于地方官员施行镇压造反者的责任。地方精英的军事化打破了国家掌握地方行政的进程，首先是防御功能，然后是税收，都滑落到地方行政者手里。在19世纪末，这种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构都找到了直接的表述——表述成推动自治的观念而进入精英的政治议程。……晚明士绅社会的镜像世界于是在晚清的宪政运动中得到遥远的反映。
??——P327
??31.【晚明士绅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批评性的公共领域】权力和金钱正是士绅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东西。夺走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快乐和捐赠就不可能。取消科举制度，赋予他们身份和权力的框架就消失了。国家总是站在士绅悄悄隐退的边缘；士绅社会依然是不可避免地和它抵制着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从国家的彻底分离会使他们无所适从，正如他们所发现的那样。
??——P328
??32. 【晚明士绅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批评性的公共领域】他们的处境是两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所竭力反抗的国家的权威，他们就不可能坚持要求作为精英的合法性；然而只要他们依然依赖于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要求建立霸权。
??——P328
??33.【士绅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批评性的公共领域】一旦国家和社会已经决定性地分离开来，那襁褓中的民族国家并没有为士绅精英留下空间——精英已经懂得以国家为代价扩大它的权力，而同时期望从政治领域中永久性地排除其他的社会角色。除了士绅自身的死亡，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供他们抵拒。与革命势力组织人民去竞争对国家的控制相比，旧秩序的精英们发现他们偷走的小小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被推向一边，让位于新的社会。士绅社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P328
??34.【捐赠的方式】P158
??
??为什么要捐赠？
??35.【捐赠与回报】（行如主持认为）中间阶层的捐赠者寻求超自然的酬报，而低级阶层的捐赠者渴求获得象征的资本以引起他们周围人的关注。他的评估也许对中间阶层的捐赠者太过宽大……
??——P185
??36.【性别与捐赠】捐赠者尽管承认捐赠是一种寻常的行为，但把动机归因于家庭内部女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饰性的说法。……这种解释使男性捐赠者得意维持他作为一个政治上正确的儒家的公共身份，而使他本人远离令人置疑的佛教信仰的领域。
??——P187
??37. 【宗亲关系与捐赠】以宗亲为基础的捐赠常常根植于为宗族祖先提供祈祷的宗教礼仪的实际需要。
??——P190
??38.【宗亲关系与捐赠】无论以何种形式，隶属于小坟寺的土地仍然在施主家族的监管之下，并且，若主持不能保留完整无缺的捐地，不能维持建筑物的整修，或者不能持续为家族提供祭祀服务，那么这个家族就有权干预该机构的事务。
??——P191
??39.【宗教性的吸引力】因果报应；梦
??——P194
??40.【社会性的吸引力】建寺或修寺有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因为僧人四处流浪和乞讨以及民间教派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
??——P199
??41.【文化性的吸引力】确立士绅文化的价值，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提供美妙的自然景观，有助于风水，有助于增加该地区文化成就的声誉，为举办学术会议提供场所，这些都能诱惑着士绅做出捐赠。
??——P204
??42.【社会的网络】确保架通鸿沟的唯一有效的防范是私人关系。在反复讲说了捐赠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列举了这些捐赠理由之后，成功的募捐人仍然得利用他与潜在的捐赠者的私人关系，以及利用捐赠者自身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吸引人们赞辅他的工程。
??——P209
??43.【宣扬士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讲，每个精英都必须使自己引起公众的注意以便维持和强化其统治地位。公共的名声既可用来确认自己精英的身份（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又可用来向精英圈外的那些人展示它（一种排外的行为）。在16世纪末的中国，寺院的捐赠提供给士绅的恰恰就是这种使身份公开化从而引起公众注意的机会。
??——P212
??44. 【宣扬士绅的身份】（寺院的捐赠）是一个人向其他精英成员显示其宗教和艺术才能，并表示与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人社会存在举例的一次机会。晚明士绅需要一个他们能公共交往，并被整个社会看成代表了社会最高利益的活动场所。寺院的捐赠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P213
??45.【与商人的慈善捐赠的对比】1700年之前，商人似乎没有广泛地参与佛教机构的捐赠。……士绅在某种程度上把寺院世界理想化，认为它抱持了与世俗喧扰的日常生活的隔离。他们的文化生活的建构对应于并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差别的意识。商人应当远离那士绅隐退而既作为参观者又作为施主并以精英生活的特有姿态而置身于此的地方。因此，发现商人在晚明地方士绅中的更大捐赠项目中阙如，就不足为奇了。士绅理念所表现的社会结构把他们从寺院的捐赠中排除出去了。
??——P217
??46．寺院的捐赠为士绅提供了一种机会，一方面使他们在一种公共的环境中互相交往，另一方面又宣扬他们作为享有地方社会特权的精英的共同身份。总的说来，在向佛教寺院的捐赠中，晚明士绅显示了他们自身是地方社会的最高层次的精英。这种身份符合古代关于士在商人之上的社会等级观念，因此不可能仅仅取决于财富，即使大多数捐赠关系都是建立在财富的转移之上。也得用拒绝向哪些在士绅文化领域之外的人开放的理想来表达。总之，这些理想都极其厌恶商业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原来就是如此！
??——P217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摘录（四）/张洪彬

??

    晚明士绅对寺院的捐赠
??
??1.为什么是晚明？
??在明中叶，地方精英发现他们有相对自由的手来积聚土地。……（这）推进了地方士绅的成长，使他们积累了实质性的收入，同时使地方的耕种者处于一种依赖的关系。商业化加强了土地所有权的有利可图，并且供养了一个致力于赢得功名的越来越富裕的精英阶层。
??——P315
??从正德年间以来士绅权力的增强，需要解读成与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环境有关，在这种商业化环境里那行能统治地方农耕商品交换和地方上社会劳动的人，比一个世纪前的祖先更加能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P315
??在晚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进行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比南宋变得越来越两极化。
??——P324
??【士绅社会为什么不发生在宋代】在晚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进行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比南宋变得越来越两极化。
??——P324
??【士绅社会为什么不发生在清代】（清代，）在维护强大官僚的这个世纪，理论上讲地方士绅由于其地方管理工作而可能享有的不论什么样的自治，在实际上都受到国家细心谨慎的抑制。国家唯恐失掉它的霸权。
??这种统治霸权直到它后来被动摇时才得以减弱。尽管在18世纪末叶产生了较小的危机，但重大的转折点是国家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由于不能聚集起充足的军事资源，清朝政府不得不委权于地方官员施行镇压造反者的责任。地方精英的军事化打破了国家掌握地方行政的进程，首先是防御功能，然后是税收，都滑落到地方行政者手里。在19世纪末，这种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构都找到了直接的表述——表述成推动自治的观念而进入精英的政治议程。……晚明士绅社会的镜像世界于是在晚清的宪政运动中得到遥远的反映。
??——P327
??
??2.为什么是士绅？
??他们发现上升到进入公共服务的顶峰的坡度之陡峭，断然放弃私人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姿态，何况大多数人从未接近过公共服务。相反，他们在个人和家庭事务的私人领域与地方官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生活。正如李贽在他本人的生活中那样，这个中间地带形成于佛教寺院的境域之中。在这里，士绅能聚会，并宣扬一种共同的身份，因此重新定义公共利益与地方精英的共同体相关，而不与国家相关。
??——P320
??
??3.为什么是佛寺？
??明清时期的佛教机构既不是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有其自身权利的国家组织。相反，它是一种社会机构，不受任何特别的政治权力结盟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依赖于已经确立的权力体制。晚明士绅的佛寺捐赠之所以蔚然成风，看中的正是这种独立性。
??——P30
??笔者研究佛教机构在士绅社会里的角色，受到以下认识的指导，即寺院某种程度上被认作是士绅力求扩大的私人领域（私/我），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出去的公共领域（公/官）。……倘若没有这种认知，士绅捐赠的浪潮可能从来不会出现。
??——P30
??抽象地说，当士绅消极抵制国家公共权威的统治时，寺院提供了士绅能表达他们精英领导权身份的一个场所。正因为如此，佛教寺院变成晚明士绅社会一个整合的元素。
??——P31
??在16-17世纪，士绅信奉佛教是与“隐退”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佛教绘制一个替代的世界——不仅是信仰的世界，而且是行动的世界：一个联合事业的世界，通过这个世界，精英的身份或地位可用不依赖于国家传达下来的定义的高度文化的术语来塑造。佛教为精神的洞明和练达提供了机会——在社会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佛教的意义上的“功德”——胜过那书面考试的技能或那出于濒临毁灭的官僚政治中的行为。社会正在向国家权力挑战，而佛教提供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境域。
??——P316
??晚明寺院的捐赠取决于16世纪的繁荣的地方经济，但是这并没有解释士绅为什么选择寺院作为他们的捐赠目标。……佛教赋予捐赠一种理性和伦理，不管人们选择怎样诠释它们。……这里的悖论是士绅之参与佛教捐赠——东邻改革者往往对之激烈批评——其实致力于与东林党人参与地方社会需要的同样的目标，这就是赋予士绅法律上代表地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权力。士绅捐赠佛教寺院只不过是以一种较间接的方式利用国家坚持其自身所应有的权力。
??……在晚明，寺院的捐赠变得有重大意义，那是因为它为士绅的自治组织提供了一个地方的论坛。它提供了一个在其中士绅可将地位转变成权力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寺院捐赠受到佛教慈悲和无执的概念所体现的慈善的思想形态和隐退（出世）理想的指导。但是这种选择最终由以下认识所决定，即权力不能直接地从帝制的国家获取，而只能在暗中操作。通过隐退到寺院的领域，士绅宣布自己是一个统一的、高雅的精英阶级，其权力不从国家获得而是从他们自己的行为中获取。他们的共同的慈善事业，即私人性个体的工作定位在公共的境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能替代国家的公共权威。这种境域不可能是儒家的境域；佛教之高尚的隐退和无私的慈悲承诺更适合于建造士绅自我组织的一个基础。
??——P320
??
??4.为什么要捐赠？
??从这个视角看，士绅的捐赠也许被视为一种积极行动的事业，意在创造一种联合的矩阵，通过这种联合的矩阵，他们能既面对国家又面对精英圈外的人协调共同的关怀和表达他们共同的身份。这种捐赠的共同承担把士绅凝聚在一个非正规的领导框架之中。
??——P320
??.中间阶层的捐赠者寻求超自然的酬报，而低级阶层的捐赠者渴求获得象征的资本以引起他们周围人的关注。
??——P185
??【宣扬士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讲，每个精英都必须使自己引起公众的注意以便维持和强化其统治地位。公共的名声既可用来确认自己精英的身份（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又可用来向精英圈外的那些人展示它（一种排外的行为）。在16世纪末的中国，寺院的捐赠提供给士绅的恰恰就是这种使身份公开化从而引起公众注意的机会。
??——P212
【捐赠与回报】（行如主持认为）中间阶层的捐赠者寻求超自然的酬报，而低级阶层的捐赠者渴求获得象征的资本以引起他们周围人的关注。他的评估也许对中间阶层的捐赠者太过宽大……
——P185
【性别与捐赠】捐赠者尽管承认捐赠是一种寻常的行为，但把动机归因于家庭内部女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饰性的说法。……这种解释使男性捐赠者得意维持他作为一个政治上正确的儒家的公共身份，而使他本人远离令人置疑的佛教信仰的领域。
——P187
【宗亲关系与捐赠】以宗亲为基础的捐赠常常根植于为宗族祖先提供祈祷的宗教礼仪的实际需要。
——P190
【宗亲关系与捐赠】无论以何种形式，隶属于小坟寺的土地仍然在施主家族的监管之下，并且，若主持不能保留完整无缺的捐地，不能维持建筑物的整修，或者不能持续为家族提供祭祀服务，那么这个家族就有权干预该机构的事务。
——P191
【宗教性的吸引力】因果报应；梦
——P194
【社会性的吸引力】建寺或修寺有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因为僧人四处流浪和乞讨以及民间教派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
——P199
【文化性的吸引力】确立士绅文化的价值，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提供美妙的自然景观，有助于风水，有助于增加该地区文化成就的声誉，为举办学术会议提供场所，这些都能诱惑着士绅做出捐赠。
——P204
【社会的网络】确保架通鸿沟的唯一有效的防范是私人关系。在反复讲说了捐赠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列举了这些捐赠理由之后，成功的募捐人仍然得利用他与潜在的捐赠者的私人关系，以及利用捐赠者自身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吸引人们赞辅他的工程。
——P209
【宣扬士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讲，每个精英都必须使自己引起公众的注意以便维持和强化其统治地位。公共的名声既可用来确认自己精英的身份（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又可用来向精英圈外的那些人展示它（一种排外的行为）。在16世纪末的中国，寺院的捐赠提供给士绅的恰恰就是这种使身份公开化从而引起公众注意的机会。
——P212
【宣扬士绅的身份】（寺院的捐赠）是一个人向其他精英成员显示其宗教和艺术才能，并表示与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人社会存在举例的一次机会。晚明士绅需要一个他们能公共交往，并被整个社会看成代表了社会最高利益的活动场所。寺院的捐赠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P213
【与商人的慈善捐赠的对比】1700年之前，商人似乎没有广泛地参与佛教机构的捐赠。……士绅在某种程度上把寺院世界理想化，认为它抱持了与世俗喧扰的日常生活的隔离。他们的文化生活的建构对应于并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差别的意识。商人应当远离那士绅隐退而既作为参观者又作为施主并以精英生活的特有姿态而置身于此的地方。因此，发现商人在晚明地方士绅中的更大捐赠项目中阙如，就不足为奇了。士绅理念所表现的社会结构把他们从寺院的捐赠中排除出去了。
——P217
寺院的捐赠为士绅提供了一种机会，一方面使他们在一种公共的环境中互相交往，另一方面又宣扬他们作为享有地方社会特权的精英的共同身份。总的说来，在向佛教寺院的捐赠中，晚明士绅显示了他们自身是地方社会的最高层次的精英。这种身份符合古代关于士在商人之上的社会等级观念，因此不可能仅仅取决于财富，即使大多数捐赠关系都是建立在财富的转移之上。也得用拒绝向哪些在士绅文化领域之外的人开放的理想来表达。总之，这些理想都极其厌恶商业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原来就是如此！
——P217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序言／1

导论

寺院捐赠和士绅：问题／1
土绅研究史学／4
佛教与士绅／14
士绅社会和公共领域／21
佛教寺院的变动着的社会环境／26

第一篇佛教的文化

第一章 张岱的激情生涯／41
第二章 函盖相合，冰炭不容：融通佛教／56
佛教与理学的关系／58
理学家的吸纳／64
理学家的回应／72
融通／80
第三章 一杯新茗听经时：士绅文化中的佛教／92
评估佛教在士绅社会中的出现／94
佛教的修持和礼仪／97
居士会社的组织／103
旅游观光与文化追求／107
士绅利用寺院空间／112
士绅变成僧侣／117

第二篇寺院的捐赠

第四章 鼎湖山的捐赠者／137
第五章 士绅怎样捐赠寺院／157
钱财的捐赠／158
土地的捐让／162
士绅对寺院事务的监督／168
文学的赞辅／172
捐赠的历时性趋势／176
第六章 士绅为何捐赠寺院／184
从性别看捐赠／186
从宗亲关系看捐赠／189
宗教性的吸引力／194
社会性的吸引力／199
文化性的吸引力／204
社会的网络／209
宣扬士绅的身份／211
与商人的慈善捐赠的对比／213

第三篇捐赠的地方个案研究

第七章 小县里士绅的捐赠：山东诸城县／227
诸城的环境和社会结构／228
诸城士绅／235
诸城的宗教机构／237
诸城的寺院捐赠／240
第八章 大县里士绅的捐赠：浙江鄞县(宁波)／249
鄞县的环境和社会结构／249
鄞县的宗教机构／252
鄞县的大寺院／254
鄞县士绅／261
佛教和鄞县土绅／263
鄞县的寺院捐赠／267
第九章 捐赠与知县：湖北当阳县／279
佛教捐赠与国家／281
当阳的环境和社会结构／284
当阳的宗教机构／288
佛教和当阳士绅／290
玉泉寺的捐赠／293
士绅捐赠与知县／298

结论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312
晚明隐世的理想／313
佛教和晚明士绅／317
晚明与晚宋／321
晚明与晚清／324

参考文献／331
索 引／356
附图表
表1 光明寺的地方士绅施主／241
表2 鄞县精英士族的捐赠活动(1500—1644)／269
表3 17世纪玉泉寺的士绅捐赠／294
地图1 诸城县／230
地图2 鄞县／250
地图3 当阳县／285
图1.1 20世纪30年代的普陀岛前寺／49
图1.2 20世纪30年代的普陀岛后寺／49
图2--7 朝圣之路：通向天童寺／132—134
图8 阿育王寺舍利塔／197
图9 20世纪30年代的阿育王寺／198
图10 玉泉寺／280
译后记／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