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三)

　　F, 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

　　资本与农业的关系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资本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来积累自身的。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依赖的正是几乎无偿的土地资源，是用土地和（黑人）劳动力的投入换资本的过程，它保证了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工业革命又使得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农业革命得以实现，所谓农业革命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是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毁坏上。如果说过去美国农业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1934年5月美国西部发生著名的“沙尘暴”，118就是例子(今天在中国北方出现的沙尘暴是否是同样的历史在东半球的重演呢？)。现在美国农业主要是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储藏的能源来完成对效率的追逐，推动效率的力量正是资本对利润的需求。“只有在发展到大规模使用矿物燃料作为能源的地方才会发生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依靠的主要是煤矿，而美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依靠更多的是土地和石油。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剥夺过程，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切入观察，可以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清醒的体认和警惕，因为农业是最直接面对大自然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农业方式的演变正反映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的历史演变，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自然的和社会的，首先来自于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

　　从资本替代土地方面来看，美国的农业革命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能源集约的农业方法，依赖廉价和不能更新的能源，以能源集约代替人的劳动力，是“一种把不能消费、不能更新的能变为可供消费的食物和纤维的转化系统”，而不再是利用可再生的人力和畜力。传统的农业利用的是数量丰富可以更新的人的劳动力，把可以更新的太阳能转化为有用的能，“当人们把包含在农用燃料和化肥中的能，以及制造农业机械时耗用的能变为食品时，投入这样的能至少要比生产出来的食品的能多出五倍。这就否定了那种骗人的、但经常被援引的说法：一个美国农民能生产除他本身以外还够52人吃的食物，并以此作为生产效力的重要的指示器。”119这个七十年代52人的数字已经被2000年146人的数字所刷新。120这种刷新依靠的是资本取代土地的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它导致土地实际生长率的增加，使得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成为现代大农场的必要条件，农业具有了工业化的特点，而这都是以严重消耗能源为前提的。“农业本来是一个生产能源的经济部门。我们收获的谷物捕捉了太阳能，并已有用的形式储存起来，因而我们能够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躯体，或用它来为我们完成其他一些劳务。然而，我们的农业却成为我们能源储存的主要消耗者。事实上，农业比任何其他单独一项产业消耗的汽油都要多。”121“如果没有了石油，那么美国农业体系里的大田作物生产也就根本不会有了”。根据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的估算，发动美国五百多万台拖拉机化费八十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另一个计算表明：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提供消费者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主要是矿物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消耗的矿物燃料的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122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现在这个比率是只会越来越大。1995年前后，美国的农场主每年购买的主要农用物资有15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180亿美元上下的燃料、润滑剂，240亿美元左右的饲料和种子，约70亿美元的化肥。从实物量上看，农用钢和钢材为700万吨，农用橡胶为19万吨，消耗的电力为400亿度，消耗的石油为8000万吨，是全国耗油量最大的部门；化肥消耗量为2000万吨，占世界消耗量的18%。123把所有这些能量加起来算一算，今天的美国农业每生产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又需要消耗多少矿物能源呢？！美国现在人均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十倍，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废气、废尘，已经危害整个地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中，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占70%以上，美国就占了25%。而位于北纬35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湿热季风气候区和内陆干旱区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温室效应所造成灾害的主要承担者，其受灾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发达国家的20倍以上。124

　　农业能源的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美国在1946年到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加了534%和217%，虽然1968年的玉米单位产量高于四十年代，但是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实际下降了5倍。125更严重的问题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的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亿至5亿磅，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动物群减少，化肥中没有被作物吸收的硝酸盐和杀虫剂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沉积，而地下水是美国全国50%的饮用水、97%的农村人口饮用水、40%的灌溉用水的来源。氮化肥使土壤中含有过多的氮素，其中一大部分会以氨或氧化氮的形式散发到空气里，并极其容易地转化为硝酸盐被雨、雪带回地面，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而汽油机产生的氧化氮也是降水中硝酸盐的主要来源。至于农药对环境的破坏是更加已经罄竹难书的了，然而现代农业却无可挽回地严重依赖农药。土壤问题是另一个严重后果，美国农业部2002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州和地方已经化费了五十年的时间来控制土壤侵蚀，但它依然是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到2001年底，全国的土壤侵蚀面积达到2792·4万公顷，占现有耕地的20%。土壤侵蚀的重要原因是只耕种单一农作物，农业的商业化是导致耕作单一化的原因，只有一个操作员管理的大农场最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因为这种类型的农场都是种植单一作物的。而美国政府价格支持政策正是鼓励这种单一种植的大农场，这就加剧了土壤的荒漠化。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掠夺性利用导致美国每年农业用地有1·5万顷以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土壤流失，流失达到了27亿至21亿吨，经济损失在20亿至80亿美元之间。至今，美国每年受水、风侵蚀的土壤都在30亿吨以上。126

　　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的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以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衰竭的过程。同时高产是以蛋白质下降为代价的，农业中的氮素倒转率表明，一种作物含氮高，其产量就低；产量高，含氮量就低。而各种蛋白质都含氮，所以它被作为玉米蛋白质水平的指标。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是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用鱼蛋白来补救的，它们是用秘鲁近海所捕获的鱼类来生产的，“美国进口的鱼粉，足以消除南美整个大陆不足的蛋白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的高产玉米减少了世界其他地区所享有的鱼蛋白的数量，并导致土壤肥力衰竭。靠大量化肥来保持高产的同时，是土壤的养分失衡和食品的养分不足，使用化肥导致中西部的土壤有机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降低了50%。127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2002年小布什的农业法案，要前所未有地加大对环境生态的投资了，这其实正是美国现代农业对环境生态破坏的证明，也是美国现代农业困境的证明。现代化农业越发达，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就越大，这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2002年美国农业新法规定，到2007年联邦政府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总量为171亿美元，比目前的水平提高了约80%。该法案还第一次把能源作为一项单独的内容，计划投资4·05亿美元来促进和发展可再生能源。128但是，如此修修补补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呢？美国一位农业研究者评述说：“我们面临能源危机，又日益依赖于‘节省劳动’的矿物燃料能源的农业，这是绝对荒谬的，用投入的总能量来衡量，效率是低得令人沮丧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如此“荒谬”的农业方式会主宰整个世界？而中国的农业正在把这种“美国式道路”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姑且不论中国实现的现实条件是否具备（比如能源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或许正是：如此“美国式道路”到底是怎么和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伊甸园的呢？

　　现代农业中的粮食革命放弃培育当地品种，改种少数高产作物，正在把世界置于危险地带。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由于高产杂交品种的排挤，对自然种子资源带来很大影响，很多老种子终止了几千年的遗传连续性，它们借以保持种质互换的很多野生亲缘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种子储存工作并不足以对付遗传损失，它的后果是人类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食物系统的关键性进化环节。作物由于遗传的单一性，极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种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物的多样性资源继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之后，成为被资本掠夺的新的自然资源，“基因是未来的货币”，它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业已完成土地垄断、能源垄断之后发展新的垄断阶段的特点，因此所谓“新经济”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术而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资本在新的阶段攫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术正是为资本掠夺新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支持的，犹如当年的航海术、造船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洋枪洋炮之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今天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无硝烟的基因大战”129,它正在把人类共享的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变成专利的对象，变成私人和企业的产权。而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以美国孟山都（Monsanto）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当年英国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新世纪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盗”，是非常准确的。犹如当年国际法的诞生一样，这种掠夺同样依赖的是“合法”的专利制度，生物和生命开始被专利化。只是这次生物技术领域充当了资本的武器，对基因的垄断替代了西进运动中土地公司对土地的垄断，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把农业工业化之后，现在轮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业化、私人化和垄断化了。这场对自然资源掠夺的新的世界“战争”已经和将要给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农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在美国创造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从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30倍。130现在，美国国内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已经占了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达120亿美元。131其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政府针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的局势，一方面主导关贸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降低和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以解决美国农产品占领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引导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世界农业强国和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1991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进商品化”的方针政策，并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美国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医药公司因此转向生物技术领域，并成为商业性开发利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利用20年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保护，通过技术垄断来获得高额利润。目前，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向世界扩散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美国国家农业转基因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垄断农业生物技术企业与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结合，形成转基因农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的一体化和网络化。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美国的生产和贸易不断扩大，与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粮食农业与粮食的流通主导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转基因技术因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在80年代后半期，为了加速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特别进行了税制改革，使风险投资税率从49% 降低到2%。132如此这般，农业岂是农业自身的问题？农业又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然而，迄今为止，转基因技术食品到底是否会对人类产生怎样负面的影响，是谁也不敢保证的。生物技术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的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术行业的目标其实是利润，目前的生物技术类行业的投资已经达几十亿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业价值的转基因开发，而不是去投资研究转基因的危害，这些投资都受到严格的专利法的保护。“现在还很难预料将一种转基因生物放到一个生物物理环境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这种生物一旦被释放，它的生长、进化和对其他生物的干扰与影响就无法控制。问题是搞错了就不能退回来，因为转基因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133转基因食品潜在危害包括：食物内所产生的新毒素和过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损害健康的影响； 应用在农作物上的化学药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剂的杂草会产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种障碍； 农作物的生物多样化的损失；生态平衡的干扰。134完全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是在用人类的命运和上帝打赌。问题是，我们是否就这样心甘情愿被押在这个叫做“全球化”的赌台上呢？

　　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立法在食品上必须标注出是否含有转基因成份，中国在2002年3月20日也开始宣布实行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但迟迟没有被真正实行，就是标注出来又能怎么样？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证呢？美国有钱人热衷于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传统的“有机食品”生产体系却正在被美国的现代农业体系所摧毁，这是怎样荒诞的一个悖论! 总要有人吃转基因食品，否则，美国生产出来的那些巨量农产品给谁消费呢？目前，不知不觉进入中国人食物链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了2000万吨，摆在中国人餐桌前三位的转基因食品分别是：大豆、玉米、油菜。转基因食品对于中国人已经“防不胜防”。135中国(香港)绿色和平组织从1999年9月24日起，分7个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近60个著名食品品牌进行采样并检测，结果发现：16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份，主要是跨国企业。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怎样的秘密呢？为了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两次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最高层谈及大豆问题。上海APEC峰会期间，他又与中国领导人就转基因产品问题进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办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这些利用转基因技术赚取厚利的公司的态度是：“一日未能证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是年，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专家说，中国政府制订相关法规的智囊团也成了美国农业部游说甚至收买的对象。美国农业部甚至提出，为这些专家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为此，中国农业部颁布的190号公告《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公告》一再被推迟正式执行，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受到严重挑战。这其中，农业科学家的作用也颇为可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积极反对标识制度，认为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质疑者指出他除了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担任深圳科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基地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大高科董事长，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术有关，而且陈章良的转基因西红柿，甜椒，矮牵牛花都已经投入商业化生产。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钱迎倩认为：“在转基因标识问题上，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科学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术给扼杀了，而是看到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方面存在有这么大的风险，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决不应该拿人们的生命安全冒险，而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险。”136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现代农业饲养的所有肉牛、猪、鸡等每天的食物中都有各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添加剂，包括各种抗生素和激素，为的是提高产肉、蛋的效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连发生，疯牛病和二恶英污染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食品安全已经和正在成为人类面对的新的危机。

　　以上是资本替代土地导致的后果。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力到底能否使社会获益呢？正是它导致了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这种取代劳动的资本是一种使已经出现的贫困更加贫困化的力量！”137。1996年美国政府的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其中黑人占多数，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38传统的农业社区不复存在，被排斥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需要食品、工业品和工作机会，这就导致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也就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所以，美国的农业研究者早就已经提出：“与迫使人们汇集到城市的项目相反，我们的经济需要能使他们更均匀地分布在农村中的项目。”139——这个警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重要的。

　　“需要对农场经营效率的新定义，一种不包括最少的劳动、最高产量和最大利，而包括其他成份的定义。无论怎样，资产负债表上必包括哪些大农场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必须反映我们社会中粮食生产者的稳定和独立。这里的要害是要认真地问一问：是否我们能继续把农业当成田间的工厂来经营？在这种工厂里，经济规模成了唯一的标准……；并且要指出这一事实：无论生产和经济状况多么好，现代农业走在了生态和社会分裂的前面。”140

　　十九个世纪美国西进运动，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土著印第安人被作为野蛮人而遭排斥和屠杀，美国则获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对世界上最富有石油资源的地区进行了“野蛮文明”和“无赖国家”的指控与战争，这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战略。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控制世界能源，美国的中东外交策略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给了我们重要和不该忽略的读解路径。二十一世纪的“基因大战”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性下，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对大自然的新的一轮垄断正在进行。以殖民主义为开端的现代化过程在对“他者”的塑造历史中，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到能源、基因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史，这个历史也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史，它的核心就是启蒙与科学。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正是因为美国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而崩溃，只能依靠石油等矿物资源的出口赚得外汇来换取美国的进口粮食，这样，美国其实是用粮食为手段得到全世界蕴藏的石油和矿物资源，——人类不可再生的资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农业极为重要。从现代化的逻辑看，美国为了保持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必然要控制世界上的石油资源与价格，方法就是两个：一是粮食，二是战争。这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为什么必然是一种国家与资本相结合的世界霸权的原因。有目共睹，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具有好战性，在战争的原因中，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农业、资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本身正是孕育战争的原因。

　　七十年代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农业专家就已经指出：

　　“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的集约农业技术，以及‘绿色革命’农业所要求的农业技术，不会给世界粮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要让全世界40亿人口吃饱而采用现代化集约农业的话，一天得花掉相当于12亿加仑的燃料。如果石油是唯一的矿物燃料，如果全部石油都用在集约农业上来让全世界吃饱，那么全世界已知的石油储量只够维持29年！”141

　　美国农业不是世界农业的榜样，而是相反，它摧毁了全世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并努力杜绝世界其他地区对它效仿的可能性，从而把全世界农业驱赶上了对于人类注定没有前途的不归路。走能源集约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对于能源短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能源有限的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而即便不考虑能源的因素，中国也无法走资本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因为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不足以吸引资本的牟利本性，市场化道路无法解决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投入问题，而没有资本是绝然无所谓现代农业的。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现实。

　　“不少的生物学家和农业权威对未来担忧，因为他们预见：到不了本世纪末就会出现抵销农业受益的环境破坏。他们中有些人不安地感觉到我们正在目睹着农业上重演‘泰坦’号巨轮初航沉船的悲剧，只不过这次的旅客多达几十亿人。”142

　　现代化打破了地球上的土壤、水源、空气、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亿万年进化的平衡过程，这个破坏已经显示出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恶兆，是否还有更大的破坏在后面呢？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本是属于全体人类的，但是今天的资本已经和正在把它们垄断为资本增值的源泉，人类是否已经因此而上了一艘名叫“泰坦”的巨轮而无法回头了？目前，我们的确不得而知。然而，我们知道的是,“美国式”道路绝不是世界和人类的福音，它无法拯救中国凋敝与危机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相反，它正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

　　三， “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

　　在韦伯的时代里，韦伯对德国农业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韦伯形象。当时，英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消失，英国的地主并不务农，只是出租土地，佃农都是企业家和资本家。而美国，可以称得上是“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美国的“农夫”已经是十足的企业家。但是对于欧洲“农业发展已达饱和状态的古老文明国家”，韦伯清楚地看到农村的危机：“资本主义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既是一种淘汰（selection），也是一种掠夺（depredation）。大量无住址的小自耕农面对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击；即使位列自耕农之上的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143而且“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已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144德国当时的情况是，西部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对于东普鲁士来说，由于土地与贵族的关系，土地的附加值高，地价飞涨，拥有土地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农村土地的价格飞涨，以至于购买农村土地往往是亏本的投资（au fonds perdu）、是向上层社会阶层攀爬的入场费（entree）。”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农村社会是一个包括贵族的等级社会，当它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就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人大概很难了解农村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尤其难以了解农村问题对德国，甚至对德国政治的重要性。如果一位美国人在研究欧洲时，忽略了欧洲的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145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研究中国问题，如果忽略了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呢？我以为是的。

　　在韦伯论证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和实现的手段时，有三点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一是对民族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强调，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146因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147警惕既得利益者用民族利益做抵押来获得他们当前的物质利益，今天的我们回顾韦伯关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问题上的这种警告，也许是不无意义的，所以，当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时， 他强调不是某人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所以他反对用社会政策取代政治、用经济的权利关系取代法律、用文化经济史取代政治史，反对所谓“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技术性方式，也就是说民 族国家的利益在他看来是最高的政治，经济要以政治为归宿，“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148而政治的归宿是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别在当“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的时候，他抨击了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加入经济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阵营。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政治来抵御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反对用全球经济化下形成的经济利益来置换民族利益。

　　二是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的关联。韦伯强调海外扩张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所系，“尚记得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临刻不容缓的新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市民阶层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沿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幺！”149他指责德国的“市民阶级”软弱，是“政治侏儒”，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政治不成熟，他关心德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强权”，而“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150 世界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关系由此建立，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因为那样就没有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而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进行。“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当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空间供他们驰骋。”151

　　三是对国家种族主义的立场申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开始，就是讨论东部人口的流动问题，特别是日耳曼的农民从优质土地的大庄园里流出的问题，“贫困落后”的“劣等民族”斯拉夫民族（波兰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低，所以纷纷作为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到德国东部，使东部容克大庄园主受惠，因为可以降低工资、住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以维护日耳曼民族的利益为目的要驱逐外来劳工，关闭东部边界，另一派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的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也就是保护容克贵族的利益。而韦伯的立场是：“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是低等文明向高级文明的挑战，从而反对容克地主对德国政治的操控152。为了保护一个以日耳曼民族为唯一主体的国家，韦伯呼吁国家的干涉，呼吁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成熟”起来以拯救民族的危机。这起码提醒我们，人口的迁移并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可以解释的。

　　作为欧洲“后发”国家的德国在艰难地朝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历史状况下，韦伯的上述立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立场呢？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与德国作为欧洲“后发”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建立和理解?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演讲的最后，韦伯不无沉痛地做了这样的表述：

　　“我只能说，是天命（Destiny），赐给德国人一段数千年的历史，赋予德国人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逼使我们在一个战云密布的世界里，用武器维持我古国文明的光辉。是天命，把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153

　　黄仁宇认为正是德国的资本主义拥戴容克的俾斯麦上马154。德国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帝国的需求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铁与血”的历程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第二帝国的俾斯麦和第三帝国的希特勒在德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这种强权与黩武的历史角色是历史偶然的选择，还是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正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最终拥护，决定了希特勒的历史命运。在大萧条的年代里，德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率最高，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达44%以上。而当其它国家失业率仍然徘徊不前时，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却成为唯一解决失业问题的西方国家。155 这说明的是什么？它是否说明对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需求其实正是内在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之中的呢？一个军事扩张的高度集权的民族国家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和锻造，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情。

　　德国现代化道路是容克地主利用政治力量把自己转换为资本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普鲁士道路。一直到二战后西德大力推进的“农业结构政策”，都还是站在大土地主的利益立场上的。1969年颁布的《市场结构法》就规定，加入“生产者共同体”的农业合作组织只能是10-500公顷的农户，10公顷以下的农户被明文规定排斥在外。二战后西德的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在国家强烈的干预和调节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包括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价格渠道为农业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资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按每一劳动力平均计算的固定资产占有额，西德农业部门已经超过了工业部门，西德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一直相当于它得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银行金融机构给农民的贷款由国家承担部分利息。当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由政府按干预价格进行收购，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从中获益最多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公司、大农场主、富农—资本主义农场。156并且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参与和促进农——工综合体的形成与发育，以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良性交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战后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大量被排斥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得农户的总数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的富农-资本主义大农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促进下获得发展，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预农业部门的，与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而言，农业部门是各国政府最花钱的部门。157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了的农业作为一个世界市场中的存在，其实已经决定了它是无法靠农业部门自身的“市场”化道路来实现的，现代技术和资本投入都是必须来自农业部门之外的。在民族农业无法与全球市场相抵抗的情况下，国家的干涉和强力的投入是唯一的道路，无论它是以“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的形式出现。而一旦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模式得以实现，已经决定其它试图实现后发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法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了，而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正是国家力量的强弱较量，造成了今天全球农产品市场实际上成了美国与欧盟的农产品倾销地，而第三世界农民和农业则全面破产。

　　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天然地与国家是相对抗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完全可以联手起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批判的，德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狭隘本质”，不能达到在某一个历史的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阶级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而是相反，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阶级的利益，——也许我们正可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韦伯对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吁求与强调。在此，我们认同和支持秦晖/卞悟先生对中国“普鲁士”寡头政治道路的批判，对改革过程的不公平的揭发与批判：“掌勺者私占大锅饭” “中国出现了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这里，他的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互为表里并不是只体现在“普鲁士”的道路上，也同样会体现在“美国式”道路上。因此他的两条道路的区分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寡头政治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天然地具有民主性，正如它并不天然地排斥国家（应该正相反）。而中国的土地贵族，在三十年代的农业危机中早已经灰飞烟灭，携款到上海的租借地当寓公了。所以早已不是封建主义的天然首长，而是各种国际、国内资本和各种政治投机的“赢利经纪人”在与国家进行权力的寻租，如果今天有资本对土地感兴趣，并不是它要发展中国的大庄园农业经济，而一定是房地产的土地批租。卞悟先生没有发现他批判的其实都是城市改革中的“普鲁士道路”吗？而今天中国的农业的问题是，即便是想走“普鲁士”道路都走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世界市场（西方的“普鲁士”们早已经瓜分完毕），甚至没有了国内民族市场，而没有市场是无法实现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中国坚硬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作为参照。日本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光辉典范，但是在我们有必要去检讨这种日本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有效性和“普适性”的时候，我们首先不应该忘记的正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的侵略。这种侵略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之间该建立怎样的关联呢？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即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转型期，政府不愿接受外界的投资，而是靠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从而导致农民负担酷烈，土地税成为政府的国家资本，而地租则供应了资本家的私人资本。“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158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而真正繁荣起来的，1914年至1920年，对外贸易增加近四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它还通过接管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和中国山东半岛上的特权而直接进入世界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瓜分，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一动机后来成为二战中入侵满州，继而入侵整个亚洲的臭名昭著的行动。

　　日本对内，其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以掠夺和剥削农业进行资本高度积累的。二战前，经济权力是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财阀手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大企业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的五分之一。而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因极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贫困不堪，他们中间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以上的土地。159这种军国主义与权贵主义的结合应该是典型的“普鲁士”道路的特征。

　　二战后，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农民解放指令》下，“要打碎几个世纪以来，在封建的强权政治下，把日本农民当作奴隶的经济桎梏”，日本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把地主持有的土地从最初的5町步减到一町步，一町步约99·2公亩。这样，从252万户地主手里收买了178万町步耕地，给了420万户农民。因为当时正是通货膨胀时期，而收买与卖出都以1946年的价格为基准，所以，土地改革近似于土地的无偿分配，从而使农民从沉重的地租中解放出来，使战前占农户总数70%的佃农在土改后成为自耕农。这种土地改革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1862年的“宅地法”案的。土改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政治上，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至今仍然是保守党的稳固地盘。经济上，成为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的来源。日本米价在1950年以前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但由于土地已属于自己，日本农民在极低的米价下，仍然尽量增加单位产量，使得总产量超过了战前，其动力正是土地改革。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将材料、资金重点投入阻碍日本经济整体发展的工业部门，政府出资制定了差价补偿金制度来弥补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上的差额，而为了确保劳动者对粮食的需求，就必须保持低米价来维持低工资，以此来恢复骨干工业，这就是所谓“倾斜式生产方式”的物价体系。新物价体系将资本生产的基础物质定价为1934-1938年标准的60倍，而其中工资控制在25·8倍，这是靠低米价来保持低工资的，1950年，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打算废除“粮食管理法”，以削减为高价进口的米在国内低价销售而支付的价差补助金，让国内米价向国际米价靠近，但这一做法被道奇顾问反对，因为米价上涨，工资也会因此上涨，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时间定会大幅度地延迟。160 正是依靠低米价带来的低工资，日本的资本主义为在战后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1964年）开始起飞奠定了基础。

　　但是真正导致日本工业化得以起飞的却不是这些政策，而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由于生产美国急需的军备物资，使得日本得以在1970年时，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工业强国。在朝鲜战争之前，日本由于出口不兴旺，存在着经常性的外汇不足问题，而如果不进口以铁矿石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生产出口产品，所以日本总是用削减粮食进口的办法将省下的外汇用以进口生产资料。正是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导致对军需品的需求为先导，日本开始大幅度增加出口，到了60年代后半期，已经有了经常性的外汇剩余。而美国在二战后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的六年里共援助日本约20亿美元。161考察日本现代化的发家史，是无法抹杀这些冷战和热战因素的。

　　国内方面，压低米价，维持低工资水平，把耕地转为工业用地，动员和集中农村和农业中的资源来发展工业，推动了出口立国型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由此进入高速增长期。都市开始扩大，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工业大量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1958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每年从农业吸收80万人左右，导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以下。农业人口普遍老龄化，农业变成没有年轻人的农业。而在农户的收入中，农业收入只占收入总额的18%，兼业收入则达到了60%，所谓兼业就是指日本的制造商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报酬和廉价工业用地，在农村建立转承包零件的工厂，这就使农村出现大量的兼从事非农业的农户。162 这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的是日本的农业其实是一种放弃性的农业。它的粮食自给率在1960年是80%，现在则只有30% ，163 形成严重依赖进口的态势。它看上去与中国的“民工潮”是相反的表现，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农业的衰败。

　　不应该忽略的是，日本粮食自给率的下降过程正是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相伴随的。日本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是，除了大米之外，所有的农产品的进口限制都改为征收关税，也即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化，其实是进口的自由化，其结果导致现在的日本在农林水产方面所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其中农产品占10%，林产品占20%，水产品占30%。而对于加入WTO之后的日本来说，减少发展国内农业补助金，关税化后的农产品进口应不低于历史基准年的进口实绩，都属于进口国的现行义务。164所以现在日本要改变粮食自给率低的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正来自于国际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的焦虑正由此产生，如果发生世界性粮食短缺现象的话，像日本这样的粮食依赖进口国马上就会发生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根据农业协定，粮食出口国并没有非出口的义务，如果本国粮食不足，传统的出口国根据协定是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政策为经济制裁手段的，美国的粮食禁运就是著名的例证。“以非农业的产业政策为主体而形成的战后日本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瓦解了农业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构筑起出口立国型经济体系的”。165日本农业的困境正是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今天，日本农民收入的65%来自政府的补贴，这其实与美国和欧盟的农民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即便有政府每年巨大的农业补贴，也很难改变日本农业萎缩的命运。1960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仅有9·8%，到1990年更下降为1·7%166。中国的农业自由市场理论家说，正是保护了没有效率的小农户生产，使得日本农业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粮食生产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的粮食生产当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日本虽然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上是强国，但农业却仍然不能自立，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167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日本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大米基本自足也会垮掉（日本的大米是禁止进入期货市场的）。1961年日本通过《土地基本法》，希望通过引导大规模经营，大量形成专营农业即可维持生活的自立经营者。如果自立经营可以成功，那么不仅农业生产率可以提高，日本农业也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为此，日本采用了用零关税的方式大量进口国内外成本差价大的饲料、玉米、麦、大豆，来扩大和满足因城市化发展而导致的对肉、乳制品、蔬菜 、水果等需求的增长，对这些农产品采取了由自立经营者进行有选择扩大生产的政策，但结果是，饲料、麦、作为植物油原料的大豆等进口急增，选择性扩大政策却成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的原因。168 在日本农业的“美国式道路”的失败中，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与农业的萎缩是有因果关系的，日本工业品的贸易顺差是以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为代价的，正是外国的农产品挤掉了日本自己的农业；更不用说日本的资本主义积累是以压榨农业为起点的。这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日本作为亚洲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特征，这对于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农业来说，是重要的警醒！因为我们的局面更加严峻，无战争财，工业与农业之间已经脱节，工业化完全不足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所以，这条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将充满惊涛骇浪。

　　在考察日本农业问题时，一位日本农业专家预言道：

　　“作为需求方，可以预言，以中国为首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将重蹈日本覆辙，农产品趋向依赖进口。事实上，曾为农产品出口国的中国已经开始转为纯进口国。”169（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我们当然惟愿他的预言不会实现。然而事实却似乎有相反的证明。同样是严峻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本人均耕地不到七分，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现在则是同样出现的农地不断被城市转用与蚕食，而与此同时大量耕地则被抛荒。日本的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曾为日本战后解决全国饥荒和汲取资本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由美国占领者所主持的改革，导致了严格限定将农地转用于农地以外的用途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农地的转用许可制度，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农业保护政策，起到了防止以资本为目的而获取农地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制度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农政当局认为农地转用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其政策开始由原先确保农地的总量转为确保优质农地。于是，农地的转用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55年农地转用为5000公顷，进入第一次经济高速期后，1959年增至11000公顷，1961年更倍增至22000公顷。第二次经济高速期时，1967年的转用高达38000公顷，1973年达到68000公顷的顶峰。随着经济进入低潮，1987年转用跌至26000公顷的底部，到泡沫经济时期的1991年又升为36000公顷，泡沫崩溃后增长再度迟缓，1993年为31000公顷，这种经济增长与土地转用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说明的是什么呢？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包括转用在内的农地毁坏面积日益增加，八十年代中期，农地减少的面积在35000公顷之内，到1995年又恢复为50000公顷左右，其中转用为21000公顷，而弃耕为25000公顷，弃耕面积已经超过转用面积。在转用之外，耕地被抛荒成为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自1960年起，日本的农地面积在30年间差不多减少了100万公顷。日本的研究专家指出，若无土地转让许可制度，日本农地恐怕会减少得更多。170这与中国在九十年代出现的越演越烈的土地抛荒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其实，这都是农业凋敝的表现。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日本农业凋敝的速度会更快而已，而不是我们中国一些农业专家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完全凭市场而“自立”，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市场，市场并不能外在于权力而自主存在，特别是国家权力，而日本的情况是，即便有国家权力的保护，也抵挡不了更强势的资本与国家结合的跨国力量。今天，中国的市场理论专家们总是唱着批评日本保护农业的老调，这其实是在取消日本农业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我们都明白这种调子是意在弦外的。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他们不是比我们更明白什么是自由市场理论吗？他们是否缺乏我们聪明的自由市场理论专家的点拨呢？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取消土地转用制度呢？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取消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呢？是它们的资本主义不够完善，从而有待完善？还是这种保护主义本身就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中的呢？

　　已经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业研究专家为全球化下的中国农业提出了一个美好的解决方案，樊纲教授就认为开放粮食市场，可以在国际分工的大架构之下解决中国的粮食供需衔接问题，党国英先生认为：

　　"从近两年的观察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路径之下，中国无疑会大大增加粮食的进口，具体数量在这里不好预测，但肯定会超过粮食（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最大的1995年约200亿公斤的水平。这个方案的好处不胜枚举：它很可能使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使中国成为遵守国际惯例的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分工相衔接，使中国充分享受到比较优势产生的贸易利益，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它将使大批中国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解脱出来，逐步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也将因为耕种数量相对较多、肥力相对较高的土地而大规模采用现代耕作方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推动全社会的现代化；……"171

　　如此“好处不胜枚举”的市场化道路：“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走粮食市场国际化的道路。这是历史趋势”，不仅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应该输出到日本去，它何必逆历史而动为大米的自给率与美国苦苦谈判，世界大同也可以早日到来。

　　日本农业发展的道路到底是属于“普鲁士道路”还是属于“美国式道路”？其实，用什么名称去命名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日本的现代化会以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开端？为什么战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努力复制“美国式道路”却最终失败？这一切对于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来说，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日本农业发展道路给我们最重要的警醒是，其实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早已经无法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剥离开来讨论了。今天，在缺乏强大的国家保护和强盛的工业反哺的情况下，更在WTO的世界贸易框架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将会给中国的农业，乃至整个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笼罩下，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找不到未来可以乐观的任何理由。

　　2003年9月修订于上海

　　【注释】

　　
1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2 秦晖《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 --〈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问题与主义”网站。
3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5页。
4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第17页。
5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6 《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7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7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389-391页。
8 同上，第392页。
9 同上，第393页。
10 同上，第240页。
11 同上，第242页。
12 同上，第243页。
13 同上，第251页。
14 同上，第219页。
15 同上，第241页。
16 参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著，第308页，三联书店，1997年。
17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179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8 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3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9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182—183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0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4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1 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68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2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29—231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4 参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5页，第401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5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36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 参见《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42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27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84—8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56—258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9 同上，第264—265页。
30 转引自《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37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1 见《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76—277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2 同上，第279页。
33 同上，第245—246页。
34 同上，第267—269页。
35 同上，第259页。
36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第612—613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7 同上，第614页。
38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55-256页。
39 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1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0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41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41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98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42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7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09页。
44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5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 同上，第379页。
46 转引自《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26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7 关于大陆与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转换，见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中的详细阐述，《视界》第8辑，李陀、陈燕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8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9页，（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9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视界》第8缉，李陀、陈燕谷主编，第1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0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7—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1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2 列宁的历史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的复杂关系，见汪晖在《亚洲想象的谱系》中的相关阐述，《视 界》第8缉，李陀、陈燕谷主编，第1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3 《社会民主党在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4 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5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398—39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56 同上，第383—384页。
57 同上，第397页。
58 同上，第406—409页。《苏联四个时期的农业体制改革》，孙振远编，第11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59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40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0 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详细内容，参见《欧洲共产主义土地政策》第二章“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及其后果”，（西德）卡尔—尤金·瓦德钦 著，林伟萌等译，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
61 参见《美国农业的又一次革命》，第35页，（美）莱尔·P·舒尔兹等著，王启美等编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
62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562—56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63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634—63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64 同上，第694—698页。
65 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31页始，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参见列宁对“右派和十月党人”观点的引用：“‘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见《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67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6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3—1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69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第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70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96页，三联书店，1997年。
71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08—111页，第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2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18—119页，第125—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3 同上，第10页。
74 P·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
陈淑华等译，第13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75 B· 巴格第克安《黑人的迁徙》，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
淑华等译，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76 详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59—1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7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6—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72—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22—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79 同上，第24—34页。
80 同上，第34—41页。
81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9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82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56—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该节以下材料如无说明，均引自该书。

83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3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84 同上，第141页。
85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张友伦著，第9—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6 P·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
陈淑华等译，第13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87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8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序二·美中两国应在相互借鉴中应对挑战》，格里高力·维克（Gregory Veeck），《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89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63—26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90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1 参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78—47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2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51页，第2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3 同上，第287-288页。
94 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8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5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6 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8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7 《美国新农业法不提“自由贸易”》， 王振华，《经济参考报》， 2002年5月10日 。《布什称新的农业法将“为美国农民提供真正的保护”》，席雪莲，《京华时报》 ，2002年5月15日。
98 详见 张光《美国的农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见“世纪中国”网站。
99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1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0 李尚仁《美国农产品价廉物美的原因》，台湾 幼狮文化网站，www.youth.com.tw。
101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2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2 李尚仁《美国农产品价廉物美的原因》，台湾 幼狮文化网站，www.youth.com.tw。
103 《安南呼吁重视贫困国家农村持续发展》，记者刘军，《光明日报》2003年7月1日。
104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8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5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50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06 参见《美国1985年农业立法的背景材料》（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汇编），第11页，以及其他相关部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外国农业经济研究室译，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编印，1985年6月。
107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18页，第171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08 W·歌德斯卡密特《两个城镇的故事》，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00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09 R·麦利尔《农工联合企业与农村环境的恶化》，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27—228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0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7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1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70—181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2 J·佛洛拉，R·D罗得菲尔德《农业技术变革的性质、规模及其后果》，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3 R·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4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4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6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5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6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7 同上，第412页。
118 它席卷美国本土280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的大陆，卷走了大平原地带3亿吨的表层肥沃土壤，6000万公顷的耕地受到危害，把密西西比河4亿吨的土壤冲进了墨西哥湾。
119 J·佛洛拉，R·D·罗得菲尔德《农业技术变革的性质、规模及其后果》，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
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0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1 M·佩雷尔曼《农业与石油》，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49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2 W·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4—9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3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1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4 《发展中国家何以灾害频频》，《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7月15日，记者任海军、钱铮。
125 W·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4—9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6 参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12—32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7 M·佩雷尔曼《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50—51
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8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12—41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9 详见《新世纪的圈地运动：生命专利》，施彭翔、卢思聘、林燕梅，《视界》第七辑，李陀、陈燕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0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35—136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1 见《欧美‘转基因之争”僵持不下》，新华社记者田帆，《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7月8日。
132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36—137页，第159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3 见《遗传工程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赋予其特别性质。——但是，转基因作物的负作用不容忽视》，友全，《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年11月1日。
134 《转基因食品——想说爱你不容易》，范青生，中国食品技术网，www.cnfoodtech.com 。
135 《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 i时代》周报2003年8月8日，记者陈茂生、管登峰。
136 见《转基因食品恐慌调查》，《商务周刊》2003年1期，记者王晓玲、文晔。
137 R·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38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34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9 R·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0 R·麦利尔《农工联合企业与农村环境的恶化》，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30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1 W·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2 J·托德《一项温和的建议：科学为人民》，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06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3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6页，甘阳选编，
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4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0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5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2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6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3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7 同上，第92页。
148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9 同上，第103—104页。
150 同上，第106页。
151 同上，第93页。
152 同上，第87页。
153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40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4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50页，三联书店，1997年。
155 见《极端的年代》（上），（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第1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6 见《西德的农业现代化》，裘元伦编著，第44—45页，农业出版社，1980年。
157 同上，第160页。

158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31页，三联书店，1997年。
159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12页，（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0 《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总结和农业改组战略》，作者：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木尾井功，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3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1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805页，（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2 《处于转折时期的日本农业金融》，作者：日本农业研究所佐伯尚美，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6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3 《日本的粮食问题》，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土屈口健治，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7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4 同上，第83页。
165 同上，第84页。
166 《日本的粮食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作者：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孙自铎，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90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7 同上，第89页。
168 《日本的粮食问题》，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土屈口健治，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81—82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9 同上，第84页。
170 《日本的农业与城市的关系》，作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田代洋一，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283—28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1 党国英《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农友·学者文库》 网站。

　　（原载《视界》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