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合作化时期面对农村的权力运作

　　前言：

　　许多年，许多年以前
　　我说起来便忍不住叹息
　　村中有两条小路，而我——
　　我选择了鲜有足迹的那条，
　　于是便产生了所有差异。

　　时间永远分岔，指向无数的未来。历史过程当中存在一种固有的偏离因素，在时间流的每一个节点上历史总是含糊地指向某一个方向。高尚而自负的理想，带着整整几代人义无返顾地踏上征程，“社会主义”以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的想象力对社会完成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造。而这场改造对于中国的九亿农民来讲是一场漫长的远征。这场远征的起点是“合作化”，高潮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挫败是“三年饥荒”，而后各式各样的“四清”“社教运动”再到“文革”，耗费了农村，也耗费了整个国家。1978年的改革似乎带来了举国一致的欢呼，农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过多的农村人口，特别是缺少规模化的小农经营，使农村在经历半个世纪漫长时光之后，仍然面临发展的瓶颈。“合作化”这个发展模式在现在重又开始出现，其中涉及到产权，制度，激励机制一些列复杂的计算，这个新时代下的农村发展模式正在民间悄悄酝酿。两个“合作化”在理念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即所有制的不同。而所有制的差别将导致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抱着以史为鉴的美好愿望，我们似乎有必要回顾50年代的那场改变了中国农民整个生活的合作化运动。对于合作化大部分研究者对之抱以同情的理解，认为中共以政权的力量勒紧了农民的肚皮，在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困难处境下独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合作化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要 。也有学者认为，合作化是一场强迫农民，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政治运动，有着极差的经济效果 。还有学者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合作化”这个模式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彻底否定。但无论肯定与否定，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在1955年毛泽东犯了急噪冒进的错误，而导致合作化迅速走向失控。对于毛泽东这个转向许多学者研究的角度基本上从历史的过程上进行解释，从而给人一种“应该如此”的假象，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但是如果将“合作化”作为一项政府决策事件来研究，也许会有更大的价值。毛泽东的农民治理方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辩证体系。这里面既有田园诗般的幻想又有共产主义的空想；既有充满温情的教育和诱导又有严厉冷酷的管制与强迫措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硬性原则又有历史遗留的大量统治经验。如此丰富的内容被包罗在一个体系中，这个体系是建国后中国现代化治理的基本模式。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看，任何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可以借鉴的，更加庆幸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当时代的人们更了解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可以对历史中各种混乱因素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未来”，并不是未来才具备各种可能性，历史同样如此。那样努力的结果不是为了论证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只是为了给历史找回一点存在的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一直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存在成为国家松散的基础，“天高皇帝远”的古语道出的是乡村控制力的薄弱，而中国共产党则一举摆脱了这种困境，通过土改，确定了共产党在农村里的权威，通过合作化，则彻底使农村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一个牢不可破的车轮，而这个车轮的摆动则完全受控于党这个方向盘。然而在合作化的推动进程中，这个方向盘的摆副却过于强烈，农村社会在这种巨大的扭力之下，逐渐磨损，打滑，进而偏离方向。在整个过程当中，掌握方向盘的决策者并非对于底下的情况不闻不问，他也在不断地获取信息，但信息的反馈并非完全真实，或者说部分的真实并不能代表整体，更加之这个获取及反馈信息的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合作化进程受阻也就再所难免。本文所要加以研究的是合作化时期决策者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分析信息，进而作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决策，也是对合作化推动原因的一种分析。采用的是现代政治学的理论预设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以“调查研究”为主线索，以毛泽东独特的执政方式为背景，作为一个尝试，希望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历史观。

　　 (一)推动合作化的动因分析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伴随着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出现了产量的提高，同时两极分化也开始出现，最直接的便是东北富农问题的出现，共产党不得不面临一个最直接的尴尬，自己一手消除的地主阶级马上又要死灰复燃，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信仰的政党，是很容易向经典寻求答案的。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资料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它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 。共产党是不会容忍资本主义占领农村的，所以社会主义快车开进农村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现在一般对共产党推进合作化，甚至包括后来的大跃进，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普遍解释，即意识形态决定论。

　　另外一种现在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合作社，国家向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因为按合作社的帐本进行征税和设定售量定额，远比对付数亿个分散的家庭容易得多。而这就是合作化发起的真正动因。这是西方学者研究合作化采用的一个普遍视角，在国内也有不少人持类似观点。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合作化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使然，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1953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报告说“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幺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但搞统购统销对的还是四亿农民，怎幺解决呢？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400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的问题。

　　在面对“为什幺中国突然选择强迫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诱人的问题时，上面两种分析都有他独立成立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决策采取了较富弹性的「政策」形式，而这些政策不同于法令，具有相当大的可纠错性和含混性，当然也有随意性。而且它的形成大都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换过程。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分析当时的各项政策及评价各项运动时太多的考虑了主席的个人意志，而对其决策过程，决策方式较少关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和发展经历过三次重大争论：1，1950年围绕东北富农问题而涉及由互助组向集体化发展问题的争论。2，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争论。3，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争论。这三次争论都是源于由下而上的调查报告。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共产党所极力推崇的。共产党能够带领数亿农民撞开被旧制度压抑了各种机会的大门，不得不承认她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了解，而中共获得对社会深刻了解的主要渠道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共产党制定各种政策的不二法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推动合作化这项壮丽的事业时，更是借助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所以研究“调查研究”对中共决策的影响将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一把重要钥匙，也是解释合作化发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研究本身是一项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现代政治学所极力倡导的，但在失范的政治状态下，调查研究则会被利用，甚至滥用。这里所谓的失范，指的是毛泽东用自己的小班子来进行调查，进行资料的搜集，从而来对抗他日益不信任的政府文官系统。正如一位毛泽东传记的作者特里尔对毛经常派亲信警卫到基层了解情况的评论：“这是过去皇（帝）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毛的同事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一位工人阶级的领袖竟会这样干。” 这种政治斗争的方法不是毛泽东的首创，这是自汉武帝创立内朝制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模式，是君权对官僚系统的一种反抑制，但是君权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等手段来实现，因为这不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备长久的权力合法性（韦伯 Max Weber 指出：权力体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综合运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结果） 。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明了一种不断在常规官制体系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信任的政治班底，由它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高机密，并且通过它对常规文官系统施以强大的抑制；同时，努力赋予皇帝的这个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规体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胀。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小班子，由汉武帝创立内朝制度开始，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北门学士”、“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和雍正时创立的“军机处”。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传统中寻找到了他治理国家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他还借助了听起来很具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二）独特的权力实践方式——调查研究

　　经过晚清的动荡和近代的变革，农村中的传统士绅已经成为落日余晖，留在农村里的士绅基本上丧失社会整和能力，散落在辽阔版图上的这个巨大群落无人照看，梁漱溟在20年代着手乡村改造运动，国民党通过保甲制度试图获取乡村权力，但最终都因为巨大的组织成本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则以其独特的眼光以两只脚丈量了湖南五个县的村庄，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了漫漫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从此，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至上法宝，屡用不爽。有学者研究指出以1947年土地法大纲为分界，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从非权力式向权力式转变 。简单的来讲，非权力式调查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得制定政策的信息，调查者通过个别，零散的材料归并出有关“类”的内容。比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对斗争中各阶级的情况所做的调查和记录，其目的不是要了解调查所涉及的那几个乡的各阶级在斗争中的表现，而是要推出一个普遍的有关各阶级在斗争中的情况的结论，即：“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 而权力式调查研究则不再是为了获得某种一般的“类”的情况，调查行为本身对调查者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权力式调查研究成为共产党控制乡村的一项制度深刻影响着乡村。两者的差异很明显，前者偏向社会学，后者则是彻底的行政行为。

　　非权力式调查有无限的归并类的倾向，最容易受主观意识的影响。毛泽东运用这种调查得心应手，符合他唯意志论的性格特点。各种非权力式调查可以让毛泽东归并出无限壮丽的类，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建国以前，毛泽东亲历亲为过数次非权力式调查。建国后，调查报告成为毛泽东了解各地建设的主要渠道，合作化运动便在一篇篇调查报告的上递中拉开序幕。

　　（三）决策合作化

　　1950年7月初，中共山西省委组织了以山西省府农业厅厅长武光汤，省委办公室郭忠为首的考察组，到武乡县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考察，写了一篇《老区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报告认为要解决互助组消沉涣散的问题，必须使互助增加新的内容，并能够有效地增加生产。同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同样观点的《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可以说，这两个报告客观地反映了该地区的“三农”现状以及出现的新问题。但是在刘少奇授意下的华北局于1951年3、4月间派政策研究室农林科长史林琪带领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平顺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截然相反，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不知情的。刘少奇“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多种场合严厉批评，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至少是不够慎重的。” 但是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大事报告是无法越过毛主席的视线的。随后，毛主席找到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在合作化运动的开端，党内就开始出现了分歧。这种对政策实施的分歧产生不仅源于两者意识上的差别，也源于信息来源渠道的差异。但至少在这个阶段，分歧的发生更多缘于前者。毕竟此时的信息来源是同路的。

　　1951年9月，著名的“中共中央小白楼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会议结束后不久，毛主席转发了东北局高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在1951年冬到1952年春，合作化宣传攻势开始。毛主席怀着对农民强烈的关爱开始着手推进合作化这项壮丽的事业。

　　1953年2月15日中央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将草案删去。1953年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邓子恢担任部长，毛泽东另外安排了陈伯达担任副部长。在这之后到浙江问题这个阶段，主席是放手让邓子恢和各地去干的，他平静地在背后观望。基本上相信他们的工作。但是1955年主席加紧了对合作化的控制，开始改变他对合作化的控制方法，他开始动用他自己认为可靠的小班子来收集信息，用他一贯坚持的调查研究来重新定义合作化的进程。

　　主席的小班子这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圈子，不如后期那幺明显，此时由于主席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精力旺盛，所以他的小班子的工作是帮助他收集信息，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小班子包括他的私人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等，还有他的警卫，著名的八三四一部队，还有就是他信赖的地方大员——柯庆施等。这个小班子对主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955年，这是合作化发生巨大转折的一年。

　　早在这一年初，毛主席南下杭州的时候，沿途叫他的警卫赵桂来等同志回家做调查，主要是让他们了解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以及在生产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卫士长李银桥也回到河北省安平县老家了解农村情况。他带着主席对调查研究的指示找了自己所在村的支书李陪学。李陪学面对老乡没有遮遮掩掩，道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觉得搞合作社开始还不错，能够根据老百姓的意愿。但后来就太有点简单化了。他刻划了一个场景：区里下来了干部，命令全村的人站到场院里，他在面前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继续搞你的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我们搞合作化！”结果，无论想不想单干都只有站到这边来参加合作化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个场景便是三月五日毛主席批转给林铁同志（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那封信的主要内容。主席展开类的联想以后，认为“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有，很值得注意” ，农村出现的紧张局面让主席深感焦虑。在签发了《紧急指示》以后，主席约邓子恢谈话告诉他“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 1953年10月15日以来，一直严厉批评纠正急躁冒进的毛泽东，此时把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放到如此之慢，任何人都没有想到，邓子恢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他如数家珍地掰着指头给毛泽东算帐，认为可以达到50%以上 。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认为粮食征购已经达到界限，征购任务是900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就这样，一封卫士带回的信让主席作了减慢合作化进程的战术调整。“停、缩、发”方针提出，全国开始大规模整顿合作社。

　　由于浙江大规模地实行了合作化整顿收缩，主席心里开始出现波动。4月下旬，主席决定亲自去南方考察。沿途他看见了麦子长得半人深，从而得出农民生产并不消极的结论。同时在这个时候，主席信赖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主席汇报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 这个情况又给主席提供了进行类的联想的空间：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有。“发谣风”成为主席的口头蝉。

　　5月17日，中央在杭州召开15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有省委书记在汇报中反映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很大不满，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这使得主席更加认定农工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是不真实的。他开始改变原先他自己认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内涵，否定“坚决收缩”的方针，他说：“合作社问题，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主席开始要有新的动作，但在此时，在他心里他对农村局势的把握仍然是不确定的。他知道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必须下去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派谁去调查，农工部显然是不行了，目前唯一信任的只有身边那些淳朴的小青年——自己的警卫。这些人来自最基层的农村，又来自全国各地，派去做调查再合适不过。

　　5月的时候，主席第一次接见一中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毛主席）全体同志，他向他们讲了党的历史，讲了一中队三项任务，特别是调查工作。讲了调查内容，工作方法和要求等，讲的很细，很具体，很明确，并亲笔写了《出差守则》 五条。接着一中队分期分批回各省探家搞调查工作。7月这批队员纷纷归队，主席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随后，主席认定中国农村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

　　从1951年到1955年上半年，大部分研究者都肯定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是正确的。合作化实现增产也是全党的共识。但恰恰是在主席对运动倾注了最多的关注，包括自己亲自外出考察，包括派派身边的人外出调查等，继而掀起合作化高潮的这个阶段却遭到了最大的否定。问题出在哪，是因为主席不该全面介入，是主席的意志太强，还是因为主席所依赖的这个系统有问题，一般都认为主席过强的唯意志论倾向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是在主席的决定出来以后，犹如一道“圣旨”非人力可抗拒，但我在这里要加以关注的是在这道“圣旨”下达前的各种信息对决策者的影响。毛泽东用他所信任的小班子来进行政策分析，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政治学上，政策分析被描述为艺术，诡计，妥协，争论和说服，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分析者的技术，判断和知觉性，虽然这个小班子里的人进行的只是最基本的资料收集，但他们的调查报告却是一个很有偏向性的东西。调查报告的写法是一个很有技巧性的东西，戏剧化的写法会是人们偏爱的表达工具，因为它让分析者置身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能让愚钝的分析家焕发生机。这些分析者在调查报告中无疑会更多陈述他个体的目标愿望，或者模糊调查群体的目标愿望，客观性大打折扣。何况主席这时候依赖的这个“调查组”基本上是由半文盲的农家子弟组成，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他们的调查报告给主席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大农村一幅幅生动的图象，而且还有他们对于农村局势带有某种片面性的看法，这一切又恰恰与农工部提供的全局性的观点不一样。因为以农工部为主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后盾的政府文官系统的政策分析基本上是在为合作化寻求一种经济上可行，技术上可能和伦理、政治上可接受的政策，是调和、妥协的产物。但是主席已经开始不信任这个文官系统，开始用自己的小班子来寻求突破。对这些警卫的调查报告作一个简单的文本分析，就不难看出主席突然对农村问题的视角的改变是深受其影响的。

　　《调查报告》 中质朴的历史观

　　《调查报告》的作者们即那些出身农民的警卫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带有一种质朴的历史观：毛主席的合作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农民的救世良药。他们的报告受限于他们作为农民的身份，他们的认识和厉害关系局限于他们的农村及附近地区的事情。他们反映了自己村庄在合作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但在报告中论述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时，其矛头不约而同地指向干部身上，而不是指向“合作化”这个方向性的问题。这是由他们的历史观以及知识结构决定的。同时，阅读报告的人无形之中也强化了这种历史观。

　　《调查报告》的叙事策略

　　虽然调查者来自全国各地，又下往全国各地，但在上述历史观指导下，在文本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这个策略是一种质朴的无师自通。在此不妨将其部分节录于下：

　　A：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群众普遍反映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战士胡全德一九五五年关于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 ）

　　B：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卖了，而有些区乡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李好学一九五五年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 ）

　　C：我们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成立的。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许多去年有顾虑的社员今年纷纷要求入社。（叶谣于五五年六月关于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朔水村的调查报告 ）

　　D：我们村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经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真正的苦 。

　　E：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些农民想不通，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王文礼关于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王连屯村的调查报告 ）

　　这些报告的的叙事特点在于：

　　（1） 他们大多反映了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除了C）
　　（2） 都清晰地将矛头指向干部身上，把问题归结到干部的办事不利上面（E中虽然提到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快过急的现象，但最后还是说“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但是在C中提到了合作社的成功，其原因自然而然归结到合作社的优越性，而干部却不见了身影。总结出来就是合作社发展的好，那是因为合作社本身就好，合作社出现问题则是因为干部办事不利。
　　（3）反映了农村出现的紧张局面，但忽略了农民对合作化的整体感受。D中反映中农叫假苦，突出了调查者的阶级倾向，掩盖了其它阶层的声音。

　　《调查报告》传达的文本效果

　　这样的叙事特点作为一个政策分析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材料给主席本人输出了一种很强的文本效果：农民们除了那些中农大多数对于合作化是没有异议的，当主席在C报告上有力地写下“合作社很好”的时候，这些调查显然给主席精神为之一振，而存在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下面官员的办事不利和中农阶层的暗中反对。而这两个问题正好与柯庆施反映的情况不谋而合。

　　于是“小脚女人”终于抵挡不住“大海的怒涛”，主席在55年7月31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开篇就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矛头直接指向“那些干部”，然后又说“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可以）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这样的行文结构颇有“擒贼先擒王”“打一个压一片”的感觉，也是对上面分析的调查报告的直接反映。几句话已经对下面的官员有极强的震慑力，他们开始争着改造自己。

　　接着主席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进一步强化了上面提到的“历史观”。

　　然后强调了“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对调查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回应。

　　而后是对农村各个阶级的社会主义热情自信的估价，以及对合作化进一步发展的部署，其中不乏许多正确的认识与指导。有学者指出，这篇报告讲话的论点和比喻形式同将近30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惊人的相似 。

　　但这个报告的关键不仅在于主席加快了合作化的步伐，而还在于他采用了新的控制方法。因为主席这次讲话不是向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而是直接向当时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发表讲话。陈毅说毛泽东的讲话“解决了过去三年的争论”，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是越过了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全党呼吁，这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8月初，各地方大员已经将主席的报告传达到下面。而戏剧性的是到了十月上旬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决策 。

　　在一九五五年的最后四个月，主席在忙一件事。他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该书收入的一百七十六份材料中的一百零四份写了按语。其中有三篇（即第二十六、三十、三十一）是九月写成的，其它都是十二月写的或在九月拟就、十二月修改而成的。毛泽东还改拟或加拟了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标题。而这些材料是通过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等帮助收集的，。这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是主席在后来认为自己在建国后做过的两次调查研究之一，引以为傲。

　　结语：关于“政策分析”和“调查研究”的延伸思考

　　合作化作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尝试，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模式，对它的评价无法用正确与错误来区分，它涵盖了太多利与弊，得与失，你和我之间的利益计算。政治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对于决策者来说是一件艰苦而又卓绝的工作。而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外铄型”的发展道路，现代化过程不是从“脚”开始，而是从“头”开始，决策过程中有一种先天的从“观念开始”的倾向。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在将中国农民推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努力避免这种主观倾向，他试图将“政策分析”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然而在长期与人斗的惯性支配下，使主席有一种不轻信于人的性格特点，各种因素混合作用下，主席在合作化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执政风格和决策策略。他依托自己身边亲信的小班子来搞调查研究，来为自己的政策提供“分析”的材料，进而通过自己的班子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这种“君王式”的统治方式杂糅了传统的“统治艺术”和现代的“调查研究”。作为本文的重点是在分析后者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来讨论这个问题时，由于在上面笼罩着主席顽强的个人意志，所以很难分清究竟是主席影响了“调查研究”还是“调查研究”影响了主席的决策。同时，“调查研究”是一项难之又难的工作：调查什么，这是调查者的预设；如何进入调查现场以及如何使调查现场如其所是的哪个样子呈现自身，这是调查方法与艺术；如何理解调查所获得的经验事实及各类经验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涉及到历史与理论。所有这些都表明“调查研究”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特别是当“调查报告”成为决策分析的核心参考时，这种专业的重要性犹为重要。然而在合作化过程中，搞“调查”的参与者的专业性是打折扣的，所以决策者出现的决策失误也在所难免。但再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主席的小班子提供的“调查报告”是另外一种样式，主席的决策又会有怎样一种改变，这个耐人寻味的假设也许在正统的历史学开来丝毫没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考虑，对当前和以后的政治决策过程不无参考价值。

参考书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

　　《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1949-1956）北京出版社，1999

　　顾龙生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卡尔?帕顿《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1

　　Gilbert Rozman 《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注释】

1 这是Robert Frost在《未来之路》中关于“一切决定都不是决定性的，一切都分岔出其它东西”论断的想象。转引于尼尔?弗格森着《未曾发生的历史》，第8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参见 德 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 载亦凡书屋www.yifan.com
3 参见杨小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载于《世纪中国》
4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它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论述。
5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里说过“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6参见温铁军在《世纪大讲堂》中作的《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载于www.phoenixtv.com
7美 Ｒ.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毛泽东传》２７１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１９９２年版。
8 参见王毅《“中央文革小组”生成与运作方式中的历史文化基因》载于《世纪中国》
9参见方慧容的《“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第524-54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 引自毛泽东的“兴国调查”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4
12 参见陈守信主编《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13 参见李银桥，韩桂馨的《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解放军出版社第45-47页
14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47页
15 参见《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16 同上482页
17 这段话是毛泽东对谭震林讲的，参见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的几次见面》见于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18转引邓子恢《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5，5
19 五条守则如下：（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20 这里用来进行文本分析的调查报告不是原件，而是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刊印的一篇《毛泽东给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的批语》后面注释所附的调查内容为根据。这里当然不免遗憾，因为找不到原件，但对于文本分析的效果应该说还是有较强可信度的。
21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210页
22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210页
2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210页
24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210页
25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210页
2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2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2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29 参见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0 参见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6-1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1 参见《江渭请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8-379页中所述“8月初，我们将毛主席的报告传达到地、县委书记”“10月上旬，我赴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32 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中关于“调查研究”曾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