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东方学》对马克思的“表述”——纪念萨义德
作者：陆晓光
来源：世纪中国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记》）——萨义德摘取马克思这句话作为其《东方学》的卷首题辞显然别有寄意。
该书中译本厚达五百多页，其中反复论证的是这样一个主题：所谓“东方学”，实际上从十八世纪一直迄今，都主要是在西方强势政治背景中运作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强势政治以学术名义对东方世界的征服，其本质是服从于西方对东方的殖民需要。萨义德由此将东方学表述为西方对东方的征服之术。书中如此概括定义：“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第4页）该书主要考察的是西方对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文化的“东方学”式的建构，其在绪言中就提出的结论是：“西方所有有关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沾染、控制和侵犯。”（第15页）。
由此可见，作者引用马克思那句话作为题辞想表达的意思首先是：西方所谓的“东方学”，实际上乃以否认东方人表述自己的能力和剥夺东方人表述自己的权利为基础。尽管这本冠以“东方学”之名的著作几乎全未论及与中国相关的史料和问题，但是它对中国读者不乏借鉴之义，该书至少从一个独特角度提供了某种警示：我们对于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尤其是对于西方以中国为特定对象的“汉学”（sinology），进而言之对于那些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西方乃至西方以外的学术思想，是否也应当从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多一层审视？
但是萨义德的《东方学》作为西方社会的一本畅销书而进入中国，对它本身也需要加以审视。据作者1993年所写后记介绍，该书1979年分别于美国和英国出版，此后相继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日文等十多种文字印行。作者本人在后记中不无自豪地引述了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胡拉尼的学者的评论：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此后人们几乎不可能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东方学’这一词了，它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第438页）。 该书对西方文化的独特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我以为萨义德“东方学”概念的褊狭性也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褊狭尤其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东方观的评说中。
该书中对马克思的东方观作有专门分析，其结论是：“马克思的东方观点来源于欧洲传统的东方学”，“马克思有限的同情心在强大的东方学传统面前屈服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完全吻合”，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方学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甚至连马克思也不能挑战其权威”（第198~202页）。由此可见，该书中引为题辞的马克思那句话实际上被作者处理成西方之“东方学”的一个象征，一个显著标靶；马克思由此被描述成一个客观上起着与西方殖民政治同谋作用的特殊角色。
马克思原话针对的是在当时促成小拿破仑称帝的法国落后农民，而其所出的那篇文章则论述的是当时法国社会政治问题（《马恩选集》中的译文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两者都与“东方学”毫无关系。但是当萨义德把马克思也纳入西方强权政治主导下的“东方学”系统中时，这句引语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萨义德借以得出上面结论和如此表述马克思的根据，仅仅是马克思在1853年6月写的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文章，即《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而据萨义德本人后记中所言，他对这篇文章的评说已经受到来自伊斯兰和印度思想界的最多“指责”（第436页）。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想从被萨义德完全忽略了的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相关论述之角度来质疑他的上述断言。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50年代写过十多篇评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它们直接针对了当时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争端，这些文章无疑属于马克思“东方观”之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质疑萨义德对马克思东方观的断言，只需举出下面一些事例当已足够。
1856年10月，中英之间发生“划艇亚罗号事件”争执，英国海军悍然下令炮轰广州。马克思在次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根据他所收集的资料详细叙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以及双方互相对立的陈述。马克思在分析事件真相后作出了倾向鲜明的评论，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的雄辩力确乎把全部问题揭露得太清楚了”，“没有再明白可信的说法了”；中国人的陈述使得英国蛮横的海军上将“终于无处容身”。马克思由此而强烈谴责英国海军的暴行：“为了替一个不列颠官员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报仇，竟滥用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向那些原来就是被人逼闯进他们沿海去的毫无侵害别人的和平人家去杀人放火，散布死亡与毁灭。这种行为本身总是丑恶下贱的。”（《马恩论中国》，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下同）针对英国舆论界仍然不断为英海军的暴行辩护，马克思在三个月后再次撰文反驳，其中说：“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至少能够提出九十九个受英人侵害的事实，以答复英人提出的每一个指责。”（第64页）。
继英国海军炮轰广州后不久，香港发生“毒面包案”事件。英政府认为这是出于中国人蓄意报复，因此问罪于清政府。马克思在该年6月又写专文评论，其中特别引录了当时清政府一位官员对英政府问罪的答词：“何事足使华民起心暗害贵国之人乎？贵国可深长思之也”，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英国人种瓜得瓜，咎由自取；马克思接着揶揄评论道：“再也没有比这个建议更好的了”。同文中马克思还对比指出，中国人在面包中施毒报复较之于英国等“西方大国”以贩卖鸦片公开全面施毒于中国人的行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鸦片这种毒品在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对于中华帝国的道德、健康和物质利益发生致命影响”，因此，当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毒害而正趋于亡国时，“中国人怎么可能把这些‘西方大国’当作朋友对待呢？”。（第71页）
与广州炮轰事件相关的另一次争端是1859年6月的天津大沽炮台事件。当时英国政府以护送“和平公使”为名派遣海军舰队企图闯入中国，遭到大沽炮台的清守军英勇抗击，英海军受重创败退。这次事件引起英国舆论界震惊，一些报纸扬言必须“教训华人”、“攻打中国沿海，占领京城”、“英人应成为华人的主人翁”。马克思在该年9月、10月间相继发表了三篇题为“新的对华战争”的文章。马克思认为，清政府拒绝英海军进入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不久以前（英海军）炮击广州的事件，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兵力是实行侵略的工具”；“即使华人应该让英国和平公使进入中国，那么华人抵抗英人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也是有道理的。华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破坏了英人的侵略企图。”（第107页）
马克思在1858年9月中所写两篇评论中英鸦片贸易问题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他对清朝皇帝坚守道义的立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克思叙述到这样一个史实：道光皇帝时期的清朝廷中，一位名叫许乃济的宫廷要员曾提议在中国境内使种植鸦片合法化，以此增盈国库，并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这个提议“经清帝国所有高级官员一年多时间的审慎考虑后”被否决。马克思在对假如采取这项措施将会获得的巨大税收额加以大致计算后，充满感慨地评赞道：“但是，天朝的‘野蛮皇帝’当时却拒绝抽取此项一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程度的加深而相应增大的税收”；并且在十多年后，“咸丰皇帝处在愈加困难的情况下，明知为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毫无效果，却仍然保持了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马克思对清政府坚守道义原则的由衷钦敬与他对英帝国贪婪伪善之面目的无情揭露形成鲜明对照，他称后者是“戴着基督教假面具的、自夸文明的政府”，在鸦片贸易中暴露出“露骨的自相矛盾”：它一方面“假装与鸦片贸易全无关系”，另一方面却“用严格的垄断办法操纵这种毒药的大规模制造”；它“表面上提倡自由买卖毒药，暗中却保护自己对鸦片生产的垄断权”，“这种‘自由’的骨子里就是垄断”。（第86、87页）
马克思对中国皇帝坚守道义原则的钦敬与他的历史观并非没有发生矛盾，对这种矛盾的深切体验在他如下一段评论中表露出来：“当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时，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相对抗。……在这个生死斗争中，古老世界的代表显得是以道德的原因来鼓励自己，而不可抵拒的现代社会的代表，却为取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而斗争。这确实是一种悲剧式的对比，比任何诗人都敢于想象的情景都来得奇异”（第83页）。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意识到并直面这种矛盾时，其对道义是非的判断力并没有向被他认为是充当历史进步之不自觉工具的英帝国方面倾斜；这种矛盾心情毋宁说是更凸显出他对西方拜物主义文明中的丑陋性的深恶痛绝。
从上面几例已经足以判断，萨义德对马克思东方观的表述实在偏离太多。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东方观点来源于欧洲传统的东方学”（其意思是说欧洲传统东方学通常习惯于引用前人表述过的文献资料，因而总是以讹传讹，马克思也未能免于此俗），而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却是对正在发生的现实事件的关注。
萨义德声称“马克思有限的同情心在强大的东方学传统面前屈服了”，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马克思对当时英帝国混淆视听的舆论界的一次次揭露，支撑马克思的显然决非仅仅是同情心，而是自觉的道义立场。
萨义德不无理由地指出了西方的“东方学”是殖民主义强权对东方的“控制方式”，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这种“控制方式”批判和超越。
萨义德雄辩地证明了西方的“东方学”中充满了自视优等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描述的是一个丑陋的东方形象”；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在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中，他描述的恰恰是当时英帝国等“西方大国”们的极端“丑恶下贱”。
应该承认，当萨义德声称“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完全吻合”的时候，他确实也触及到了马克思东方观中最为核心而不无矛盾的部分。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力量必定会摧毁并取代相对落后的、包括东方亚细亚社会在内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东方观包含着这一分析基点。在中国问题上，马克思于1853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一文（该文与前述萨义德引为其批评根据的马克思那篇关于印度问题的文章写于同一年月）中曾如此写道：“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中国）本地工业所起的影响，同过去在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在外国的竞争下，中国的纺工和织工大受其害，中国社会也相应地发生了动荡。”
马克思从他的经济理论和历史观出发对英国的侵入在中国社会引起的这种“动荡”作了预测：“完全的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那种隔绝既已因英国的媒介而遽遭结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崩离析，这同小心谨慎地保存在密封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外界接触必然要发生解体的情形一样”。
马克思甚至因此而对英国输入毒品于中国的鸦片贸易的客观意义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看来历史似乎是必须首先麻醉这整个民族，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承的愚昧状态中唤醒过来”（24、25页）。
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马克思因东方遭受西方侵害而引起的同情心让位于他对经济发展之必然规律的冷静分析。
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观点与萨义德所谓“标准的东方学行为”也有着根本区别。因为萨义德所谓“标准的东方学行为”，其最根本特征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牟利的工具和扩张的对象，而马克思的分析却是指向着西方殖民主义最终将因迫使东方古老社会解体而受到报复、引起自身危机这一归宿：“英国业已促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于那革命又如何适时地反过来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而影响欧洲”；“中国的革命将要把火星掷进现代工业制度的满装炸药的地雷中，并且引起酝酿已久的总危机的爆发”（28页）。
与此相对应，马克思当时就展望过古老中国解体后将出现的是世界的新一轮曙光，这一曙光将使得失败的欧洲列强再也无处可逃：“我们的欧洲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的门口，那时侯，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第162页）。
尽管马克思的这一预测在今天看来不无乐观甚至浪漫倾向，但是现代中国如今已能够转而影响西方世界却是不争事实，而马克思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将因此而灭亡和东方世界将因此而新生的结局表现出的毫不掩饰的欢欣和期待更是不争事实。萨义德没有理由把马克思纳入西方强权意义上的“东方学”范畴，而我们却不无理由说，萨义德对马克思的“表述”本身未免受到了他所说的某种“沾染”。
萨义德本人对自己所受到的这种“沾染”并非毫无意识，他在书中自我申辩道：“《东方学》是一部带有倾向性的著作，而非一部理论机器”，“作者有施加某种情感力量的权利”（437页）。
萨义德的“情感力量”来源于特殊背景，书中他特别述及并强调了自己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所经历的生活是“令人泄气的”：在这个世界中，作为阿拉伯人，“在政治上他是不存在的”；“种族主义、文化定见、政治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意识形态之网压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过气来”；“在美国，没有哪位与近东有学术牵连的人（即东方学家）曾经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全身心地认同于阿拉伯人”（第35页）。这一切无疑至少形成了他写作该书的部分动机，因此他甚至会作出如此一概的断言：“每一个欧洲人（请注意！），不管他对东方会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第260页）
萨义德的经历令人同情甚至产生某种程度共鸣，但是问题在于萨义德是一位学者，并且是一位对人文研究之目标有自觉意识的学者：“人文研究是以理想的方式寻求对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以实现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432页）。如果萨义德的目标只是作为受压抑的阿拉伯人而挑战西方学术霸权和实现表述自己“某种情感力量的权利”，那么该书中所有的论述都至少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如果除此以外作者还有“以理想方式寻求超越”的人文抱负的话，那么仅仅因为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人”而将之归入西方“帝国主义者”之列，这种逻辑和“情感力量”与萨义德标示的人文理想却是相距很远。萨义德在这里不仅没有实现超越，毋宁说他是无意中制造了别一种“强加的思想限制”。
当年马克思是作为一个侨居英国的欧洲学者而声援中国、抨击以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马克思的声援和抨击所表露出的正是对那种“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萨义德的“情感力量”竟使他无视于此，而特意把马克思“表述”为西方强权的同谋者，令人惊讶扼腕。
（《东方学》，爱德华·W·萨义德 著，王宇根 译，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五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