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旷新年
来源：士柏咨询网
1989年之后，在中国，自由主义逐渐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名词。每一位学者，只要他还想被尊称为“学者”，尤其是还要想博得“正人君子”的荣誉，他就必须佩戴上“柿油党”的徽章。自由主义者往往厌恶革命，反对暴力。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自由主义对于方法仍然持有一种灵活的态度，捍卫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因此，在捍卫资本的前提下，自由主义并不普遍、绝对和严格地反对革命，反对暴力。相反，只要是这种“革命”和暴力能够导向和完成私有化，只要这种“革命”和暴力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自由主义便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欢迎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公有制是专制的根源，甚至于是万恶之源。因此他们打算不惜一切地推进私有化，化公为私，然后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了捍卫私有制，自由主义者可以失去常识，可以抹杀历史。他们可以无视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历史并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的历史。在自由主义的历史辞典里，在自由主义的那一笔糊涂账里，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和三民主义思想，以及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和历史反而成了专制的根源，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土地革命也成了专制的根源，甚至国民党丧失了大陆政权流窜到台湾以后闭门思过和不得不进行的土改也成了一种错误的倒退。在一些“纯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已经丧失了其纯粹性，因此必须回到“纯种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那里去。总而言之，90年代，我们对于一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已经转变成为了对于原始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转变成为了对于特权、剥削、压迫和奴役的辩护，变成了对于人民大众的权利、被压迫者的正义，对于公平、人道、进步和理想的彻底否定和蔑视。
一
李慎之先生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其实，自由主义决不是像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恰恰相反是一种历史实践。自由主义是一种历史，尤其是英国特殊的历史，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和衰落的历史。自由主义的历史在英国国内是和“羊吃人”运动，是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夺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外是与海盗掠夺，与对殖民地的贪婪攫取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种普遍价值，自由主义永远也不可能把这种价值普遍化，它仅仅只能够是资本家的自由。工人阶级、殖民地人民从来就是被排斥在这种“自由”之外的，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只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自由”；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只有被剥夺选举权，甚至被剥夺了流浪权利的“自由”。资产阶级可以给工人打上烙印几乎无偿地把他们当作劳动奴隶来使用；相反，四处流浪拒绝被资本家购买和役用则会被“自由”绞死。针对那种别有用心的“自由”阴谋、“自由”掠夺和“自由”压迫，20世纪初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强行扩大白人对黑人的权利也许是毁灭黑人的最好方法。通过灌输个人财产、自由转让土地、自由购买酒类等概念来摧毁部族习俗，也许是剥夺者最便利的方法。在与弱小民族的一切关系中，我们是在一种被不老实地唱高调的气氛中活动的。如果人们说平等，他们指的是被各种法律所压迫。如果他们说保护，他们指的是对喂肥了的鹅的保护。”（《自由主义》20页，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说的自由，归根结底实际上指的不过是买卖的自由。在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到处都被买卖的原则所支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可以买到自由的劳动力；对于广大的工人阶级来说，则不过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从二方面来看的：一方面，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任意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可以说自由得一无所有，完全失去了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他说：“实现劳动力的买卖的商品流通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劳动者，尾随于后。一个高视阔步，踌躇满志；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62页）而自由主义在英国的的特殊发展则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英国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海外殖民的历史线索。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等价交换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也正因此，90年代，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他们在对自由的倡导中否定平等，从而发动了一场捍卫“少数人的自由”的运动。然而，实际上如果把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来理解，那么自由和平等就不仅不应该是对立的；而且相反，自由必须以平等作为先决条件，自由必须以平等来作为保障。霍布豪斯指出，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没有平等将使一部分人最终失去自由，没有平等的自由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自由。霍布豪斯针对失去了平等的“自由”这样说：“自由而无平等，名义上好听，结果却悲惨可怜。”他举例说，一个雇用了500个工人的老板同一个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工人在讲条件。如果条件没讲成功，老板失去了一个工人，还有499个工人为他的工厂干活。然而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位工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失业，没有饭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孩子挨饿。因此，在所谓的“自由竞争”中，工人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对于他来说，或者是饿死，或者是接受资本家苛刻的条件。因此霍布豪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到什么自由呢？工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自由。”因此，他指出：“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这就产生了华尔克的一句至理名言，即经济上的损害倾向于使损害本身永存。一个阶级的地位越是被压得低，它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再度崛起的困难也越大。”（《自由主义》41－42页）
霍布豪斯认为，自由必须依赖平等的保障，没有平等就无法谈论自由。他说：“在许多情况下，从一个方面看是争取自由的运动，从另一个方面看却是争取平等的运动，两者习惯性结合已成定论。”在他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离开平等来谈自由只能是豺狼的自由，只能是弱肉强食的自由，只能是贪婪掠夺的自由。他认为，真正的同意是自由的同意，充分的同意自由意味着缔约双方的平等。正如政府通过禁止身体较强壮的人杀害、殴打、掠夺邻人从而为所有人争得初步自由一样，它也通过为了防止一个人利用其有利条件损害他人而实施的每一种限制使所有人获得更大的自由。
二
如果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不可让渡的价值，并且将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贯彻到底，那么自由主义就不应当反对平等；而是相反，为了捍卫自由，就必须实现平等。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汪晖把他们称作“庸俗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拜物教”）却为了“自由”而反对平等。他们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鼓吹自由而厌恶平等，甚至于把平等视为罪恶。因此，他们所谓“自由”不言自明，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就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普遍权利，是金钱和权力贪婪无耻地掠夺的自由，是资本和权力互相勾结和公开买卖的自由；而不是人民免于压迫、剥削、饥饿和贫困的自由。他们从来不愿意说自由应该是指每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自由，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权利的自由。我们要问：自由主义所谓“自由”仅仅只是资产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夺的自由，还是同时也包括了无产阶级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的自由？实际上，今天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用一种透明的说法就是“不平等的自由”，是为“天然的不平等”、为资本和权力辩护的“自由”。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候，它撕下了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将虚伪的道德说教变成了赤裸裸的贪婪无耻的掠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揭露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来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良心和羞耻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加速资本积累的卑鄙行径。”（《资本论》第1卷822页）90年代自由主义流行的结果，中国的知识界同样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丧失了最基本的良知和人性。不仅是经济学而且甚至连道德哲学都成为了对于经济特权而且仅仅是眼前的经济利益的盲目追逐。一方面是少数人无耻地掠夺多数人的财产，一方面是整个知识界滔滔不绝地高谈“多数人的暴政”。我们想要问：到底是中国知识界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现实感觉能力，还是他们在有意地制造谎言和欺骗？
自由主义不仅将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且也把市场和计划、个人和国家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市场、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市场很早就很产生了，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交换，是交换者互相从交易中得到利益的满足，得到好处。市场是不同物质之间的价值的一种衡量。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同样包含着市场。因此，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甚至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本身是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是少数的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而多数的工人阶级则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凭借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肆意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社会实际上分裂成为了两大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分裂成为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与市场、个人与国家也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计划经济中包含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也包含了计划。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明显地受控于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受资本家控制的国家，也即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总是制订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法律，甚至直接制定禁止工人罢工的法律，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剥削畅通无阻肆无忌惮。
即使我们遵循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即使我们假设存在着起点公平的充分自由竞争的理想化的市场，这样一种自由竞争的结果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而垄断反过来必然消灭自由，自由竞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悖论。为了保护“市场”和“竞争”，资本主义却不得不制定限制和违背自由竞争原则的“反垄断法”，因此，不论制定或者不制定“反垄断法”，自由竞争的结果都必然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按照今天中国的某些“市场主义”者的观点，为了资本这位自由女神的绝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应该制订违反“自由”的“反垄断法”。中国的“市场主义”者在把市场与国家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恰恰忘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场由国家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这一事实，他们忽视了改革过程中“市场”与“国家”之间亲密无间的联系。任何“市场”与“国家”都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我们的市场主义者并不是要反对这种关系，恰恰相反他们迫不及待地赞扬这种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被我们的市场主义者准确地表述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事实上，计划经济并不就是罪恶滔天，市场经济并不就是纯洁无瑕，况且，实际上，理想的，尤其是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的市场经济是从来就不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既包含了盲目的竞争，同时又包含了不可克服的垄断。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混合经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各种复杂的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尤其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使资产阶级国家的面目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不断斗争使得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具有某种妥协调和的倾向，使得资产阶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关注工人的福利和权益。80年代以来，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要解构“福利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人利益的任何让步。
自由主义极力鼓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私有化，他们极力颂扬的化公为私的经济，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公开的政治抢劫，是一场权力转化为金钱的腐败，是一场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掠夺，并且最终造成一个资本对于劳动的固定和永恒的压抑结构。正如黄苇町在《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导致苏联政变的原因很多，“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诸子孙。”苏联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显贵。什么是私有化？说穿了不就是把权力迅速地转化为金钱，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私有化的鼓吹者不过是为了保卫贪污腐败的成果，不过是为了使贪污腐败公开化和合法化。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笼统的缺少自由的问题，而是有的人自由太多，而有的人自由太少的问题。也就是说，特权阶级有太多的自由，而工人、农民则缺少必要的权利。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一直无法摆脱困境，然而另一方面是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对于改革失败的城市和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们缺少自由，而是人民缺乏民主监督和民主参与管理的权力，是因为厂长们得到的自由太多了，因此人民被赋予的权力太少了，于是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的领导们太容易贪污受贿、太容易把国家和人民的资产成亿成亿自由地毫无任何限制席卷外逃了。这种普遍存在并且受到经济学家赞扬的“化公为私”现象正好可以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私人企业的高效率提供一个注脚。
自由主义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对立起来，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把英国的“光荣革命”作为他们政治经济设计的理想原型。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评论这场受到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五体投地的膜拜的“光荣革命”说：“‘光荣革命’把谋利者、贵族地主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以国库的真正大规模的浪费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以前只是在符合社交惯例的限度内有节度地对国有土地进行掠夺，现在这些土地是从新即位的国王手中被强制地夺过来，作为对国王的昔日的国伙的酬谢，或者非常便宜地出售，或者直截了当地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厚颜无耻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蔑视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779页）
自由主义在把自由和平等、市场和国家对立起来的同时，也将效率和公平对立了起来。当自由主义将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把效率置于公平之上的时候，充分地暴露了自由主义者潜在的立场。当他们压抑和抛弃公平，崇拜和颂扬效率的时候，他们明显地是站在资本而不是劳动，资本家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自由主义对于效率的崇拜往往简单化为对于资本原始积累速度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崇拜中，人被遭到贬斥，劳动被遭到贬斥。当前经济学界拒绝劳动价值论，甚至于把劳动价值论当作迂腐过时的理论而抛弃掉。令人奇怪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为“神圣的私有财产”辩护，可是，另一方面却否定劳动价值论。既然他们的“神圣的私有财产”与劳动无关，既然他们的“神圣的私有财产”不是劳动所创造的，那么他们的“神圣的私有财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权力交换得来的？当经济学家甚至道德学家把效率置于公平之上的时候，他们作为资本和权力仆从的身份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三
经济学家拒绝人文学者、拒绝广大人民对于经济学的批评，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话语霸权把人民排除在经济学的理解之外。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神秘化，使经济学仅仅变成了经济学家的垄断知识和专业游戏。实际上，经济学并不是像某些经济学家将它神秘化了的那样高深莫测，经济学从来不拒绝人民对于它的理解。经济学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人民的知识理解之上，经济学也并不是神秘的、封闭的和“纯粹的”，经济学是向社会开放的，是向普通的知识理解开放的。经济学与哲学等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学尤其与政治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说经济决定一切，经济代替了政治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际上经济学必然并且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每一种经济政策都体现了一种政治。甚至可以说，每一种经济政策都是一种政治。90年代，某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实际上仅仅是资本的经济学，因此我们反过来应该提问：为什么没有劳动的经济学？为什么没有人的经济学？
当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甚至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经济学家宣称：“赚钱越多越好，赚的钱越多，证明对社会的价值越大，因为社会太复杂，除了赚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证明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因此，赚钱就成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指标。”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尺度。赚钱成了唯一的目标，金钱因此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于是，中国的经济学直言不讳成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振振有词地宣称，经济学就是“不讲道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他们的大师哈耶克，都认为有钱比有权好，并且认为金钱能够摧毁特权，认为“认钱不认人”造成了平等。然而，实际上，金钱不过是一种新的权力，一种新的统治方式，一种代替贵族特权的新的特权。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这种特权不需要任何空虚的理论辩论，它是一种无情的事实。即使在遍布街头的娱乐场所的大门口不也都明明白白地写着“最低消费”吗?金钱和市场确实是一种摧毁了特权的崭新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的民主主义。然而，市场又无言地却无情地排斥着广大的穷人，正如“最低消费”“铁面无私”地排斥着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样。实际上，金钱把每一个国家，把整个世界无情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富人和穷人。在自由主义天堂的门口必定有着这样明确的提示：“穷人与狗不得入内！”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金钱并没有消灭特权，而只是取代了特权，金钱取代封建制度和封建特权成为了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制度和新的游戏规则，富人的游戏规则代替了贵族的游戏规则。难道在金钱的特权与权力的特权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难道世界不正是如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按照“权钱交易”的逻辑和规则在永恒地运转吗？权力和金钱难道不是从来就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吗？
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只是资本积聚的速度，他们所谓的“经济学”只是资本的经济学，我们所谓的“经济学家”只是仅仅为资本家打算的管家。然而，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种经济学。阿马蒂亚 森的获得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使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经济学。这就是关注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学。阿马蒂亚 森因为深入探索有关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的伦理和哲学问题而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良心守护人”的称誉（《印度快讯》1995年10月15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中国的经济学以经济掩盖政治、以技术掩盖哲学的时候，阿马蒂亚 森却揭发说，经济学并不是孤立的和纯粹的，经济学总是受到某种政治的支配，总是反映着某种政治利益。在经济学的下面隐藏着我们通常看不见的政治和哲学。阿马蒂亚 森甚至认为哲学争端常常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与伦理学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现实中的客观经济现象。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不就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为了富人打算的政治经济学吗？阿马蒂亚 森在对饥饿的研究中发现，饥饿并不是因为粮食减少和缺乏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