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法理学是指以法律与发展的跨学科研究为基础，通过法学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建立系统、规范的概念和范畴，用以描述、分析、解释、评价发展法现象，探究发展法本质的学术创新过程。发展法理学的理论建构须以知识契合为主线，围绕法律、权利和发展主题，从哲学思想、政治言说、制度规范、学术研究、社会实践话语中提炼素材，确立逻辑上相互联系并能获得实证检验的核心命题，形成一种中观层次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法理学知识体系，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一体把握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进程，以发展权、发展法等基本概念的自主建构为要务，在对重大疑难、紧迫复杂的法治发展问题的理论回应中，实现法理价值论、制度论和实践论的整体更新。

有关发展理念如何付诸实施，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受到广泛关注。发展涉及一系列主体，从国际机构到国家、个人甚至无生命物体，其方方面面不仅取决于经济水平、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取决于道德和伦理规定。这些因素主要聚焦发展价值层面，而对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制度问题，学界关注相对不足。正因如此，在发展研究中，抽象的价值应然与具体的运作实然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在发展研究中，若引入法律规范这种特殊的应然维度，便可能在价值与实践间搭建起桥梁，从理论上破解发展理念实现的难题。发展法理学的理论建构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对发展法理学的理解，有学科化和非学科化两种视角。从学科化视角看，发展法理学可被视为发展法学的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在部门法研究者看来，发展法学与发展理念直接相关，其是以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促进和保障发展为目标的法学分支学科。较为狭义的发展法学主要侧重于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较为广义的发展法学则涵盖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等内容，突破了传统部门法学界限，成为跨越其上的“高层学科”。与作为部门法学或“领域法学”的发展法学不同，发展法理学主要研究发展制度的一般法理，而非有关发展的具体法律制度；重点体现特定时代法律与发展的基本法理，即以促进和保障发展为使命的法精神、法理念，而非实在法秩序的形式逻辑和效力。此外，其还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并集中体现国家的法学意识形态。

从非学科化视角看，发展法理学主要指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知识契合进程。从知识论角度观察，非学科化视角强调各种力量的竞争，既是探索全面、总体知识传统的延续，也是对学科化知识性质和生产、组织、传播方式的深刻质疑。基于这种知识论特质，发展法理学很难被彻底学科化。在当前国内外法律的体系构造中，“发展法”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公认的法律领域，传统的法教义学、新兴的领域法学皆因研究对象不明而难以有效介入。面对超出学科化视域的研究对象，在法学学科内部，唯有法理学具备对“生成中的法”进行理论化的知识功能，但前提是法理学实现自身的主题转化，即从关注具体法律转向揭示一般法理。在现有法学知识格局下，无论是将发展法理学归入部门法理学还是归入一般法理学，短期内实现学科化的目标都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非学科化视角不仅旨趣深远，而且贴近实际，有助于消除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理论鸿沟，让新的“法理”概念在法学科际整合中发挥实质功用，增强法学理论与发展理论对话的知识能力。

基于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发展法理学是以法律与发展的跨学科研究为基础，通过法学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建立系统、规范的概念和范畴，用以描述、分析、解释、评价发展法现象，并探究发展法本质的学术创新过程。其理论重心聚焦从已有经验、假设中凝练新的理论原理，进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从理论特质看，发展法理学是统合法律与发展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立足法学理论与发展研究的知识整合，以达成二者深层的知识契合为目标。从研究方法上看，发展法理学倡导面向整体知识的方法论，致力于突破单一的学科化方法局限，强调传统法学方法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从研究对象上看，发展法理学重点研究发展法的本质，力求透过具体发展法律现象，实现一般发展法理的理论建构。从理论重心上看，发展法理学依托系统性、规范性的概念和范畴，对发展法现象进行描述、分析、解释与评价，旨在明晰支配发展法制度规范和实践的本质规律。

总之，发展法理学指向一种崭新的知识契合型理论建构。发展法学可以代表传统法学研究和跨学科发展理论的初步知识整合，但知识整合并不等于知识契合。就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契合而言，发展法学虽有创新理论的追求，但仍处于与传统法学和发展理论的“单向对齐”阶段，尚未孕育出自主的概念、命题与知识体系框架。这一现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发展法学的构想源于部门法理论的整合需求，而非以更新法的一般理论为目标；其二，发展法学的基本概念主要来自传统法理学范畴，如发展权利、发展义务、发展权力、发展责任、发展权救济等；其三，发展法学研究重心聚焦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和规制，相关原理阐述虽可在社会法领域延展，但对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程序法、国际法、生态环境法等部门法理论的影响有限；其四，发展法学尚未对西方发展理论进行整体反思，偏好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原理为预设，反映出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不足和单向顺应困境。面对这些问题，发展法学的倡导者已然认识到，亟待吸纳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及法律与发展运动等发展理论，结合法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开展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共同参与的跨学科研究，推动“发展导向型法治”。因此，立足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展法理学应秉持新的“法理”知识论立场，克服部门法理论局限，通过对发展法本质的多维阐释，推动法学理论与发展研究迈向知识契合的新高度。

发展法理学的理论建构须以新的知识契合为目标，围绕法律、权利和发展主题，从哲学思想、政治言说、制度规范、学术研究、社会实践话语等多个维度提炼素材，确立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能获得实证检验的核心命题，进而构建一种中观层次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这一建构路线内蕴着新的知识论和逻辑观，强调对各类理论话语的共识凝练，借助可操作的概念与变量支撑理论表达，并确保核心命题具备经受实践检验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明确“逻辑联系”的确切所指。近代西方法学重视理性化的逻辑，将之区隔于生动、广泛的人和社会发展实践，希冀在某种真空环境中构建理论。中国文化传统注重情理交融、天人合一，其所生成的法理逻辑具有广义、全息特征，是礼法、律法、经法、政法等多重知识因素的复合表达。就发展法现象的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而言，任何单一理性的逻辑预设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采用多元一体、全息互动的新逻辑观，更新传统的法学知识论立场，不仅有利于廓清发展法学的理论基础，还能有效地统合法律、权利和发展的多重知识，形成更贴近总体实践要求的命题系统。

强化法学理论与发展研究的知识关联。以经济学主导的发展研究成果对法学知识进行同化，是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构建的显著特征。正如波斯纳所言，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然而，这种构建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其几乎未能触及法学基础理论的更新。同样地，以传统法学理论框架为蓝本，试图同化经济学主导的发展研究范式，实际上难以奏效，在方法论上亦不足取。更为妥当的处理方式是，以某种理论为中介，牵引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互动，实现多学科概念的全息表达，形成新的跨学科知识组织。在西方，发展伦理学或发展哲学往往承担了这种中介理论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家宣称：“哲学家必须加入发展队伍，如果没有发展哲学的明确概念，这个队伍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特定使团。”发展哲学与法学理论的融合产物——发展法哲学，强调“法学家问、哲学家答”。以广义的经济法领域为观察基点，新的发展法学试图以“系统科学”的定位，整合经济学和法哲学原理，通过与主流法教义学的结合，建立有关发展法的原理知识储备。就此而言，发展法学有助于强化部门法理论的知识生产能力，通过对照、联结、转化外部资源，为传统法理学注入创新动力，推进发展法哲学的生成。

建立相互关联的核心命题。部门法研究者倾向于将发展法学定位为法教义学系统，将发展法理学理解为发展法学的一般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发展法现象，发展法学强调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发展，以实现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和法治目标，体系化的法概念建构是其研究的重点。关注发展问题的法社会科学研究，注重在知识反思的过程中形成融入法律实践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创新工作面向法律与发展问题，致力于发掘机制、提炼概念、剖析因果，通过实证研究优势构成对法教义学的检验或补充。这些理论研究需以共同的核心命题为前提，而核心命题通常由抽象概念构成，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直接参照物。比如，发展法、发展权等概念都是法律、发展与权利现象的理论表达，具有一般理论的性质，难以被直接或间接观察到。为弥合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差距，有必要将这些概念作为复合型话语对待，综合经验知识和理论认知概括各自的基本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关联的核心命题。对于发展法概念而言，可以从“为了发展的法”“发展中的法”“作为发展的法”“通过发展的法”“有关发展的法”等具体面向进行分析。对于发展权概念而言，可以从中演绎出发展权利、发展权力、发展权威、发展权能等二级概念，再分别转化为更为精细的指标进行关联分析。

形成中观层次的理论系统。任何理论都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成立，一旦超出条件所设定的边界，可能就不具有科学阐释力。发展法理学也不例外，其重点并非对发展法现象的发生提供合理化的因果解释，或对各式各样的发展法规范进行教义学上的精确分析，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发现新的实践素材，证成新的理论原理，推进对发展法本质的认知，为法治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提供法学理论上的优化解答。对于中国发展法理学的理论构建，关键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到法律、权利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中，构建一种基于知识契合的、与实践贯通的理论系统。因此，发展法理学在理论构建层级上以“中观”为导向是合适的。作为中观理论系统的发展法理学，介于宏大理论和细微理论之间，可用于发现不同复杂程度发展法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基于上述分析，发展法理学理论建构的要点包括：其一，界定发展法理学的研究主体和对象。发展法理学的研究主体不仅包括法学学科内部的法理学研究者，而且涵盖部门法学、领域法学研究者和法学学科外部的发展研究群体，广义而言，可包括关注法治和发展问题的各界人士。发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法理”，包括指向发展法价值的规范性法理、指向发展法制度的分析性法理、指向发展法原则的教义性法理以及指向发展法规律的描述性法理。这种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适配，如政治家、哲学家侧重规范性法理知识表达，法律家、法学家倾向于分析性、教义性法理知识实践，而法律和发展理论研究者则擅长描述性法理的知识建构。其二，贯通已有发展法研究的理论知识，提炼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的非正式知识。发展法理学作为新的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其包含的全部原理和命题不能与基本经验相矛盾，应体现正式知识和非正式知识的互补互动。其三，提出新的核心命题和理论见解。发展法理学须有新的见解，否则即使有形式完整的演绎体系、内容丰富的经验材料，也会缺少理论价值。新发展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契合生成的法治化发展原则，应贯穿于发展法理学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其四，建立中观理论系统，并使其科学化、精确化。发展法理学不仅要明确界定处于同一抽象层次的概念关系，还要整体厘清不同理论层次的概念关系，形成由核心命题支撑的中观理论系统。为求科学精确，发展法理学的理论须同实证研究结果相对照，理论命题与经验材料要反复比较。当新的核心命题和理论观点形成后，研究者应注意寻找所有与之相关联的实证材料，经过精密分析后对命题进行反思和修正。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沟通和学术交流机制，增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学术想象力和理论阐释力。

以发展权的概念建构为例。学界对发展权的内涵一直以来聚讼纷纭。传统法理学侧重于对权利进行概念分析，在追求概念的精确性的同时，有时会牺牲实践的开放性。而发展理论家则更关注权利的作用，但其笔下的权利并不具有法律的规范意义。对于发展法理学的理论构建而言，这些不足可通过“主体和对象的双重扩张”予以弥补。比如，在广义的发展权理论话语中，阿马蒂亚·森之所以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作为自由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传统法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双重不满。发展研究与法学理论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进权利发展、发展权利、与发展有关的权利等概念的理论整合，从而为发展权概念的更新奠定坚实基础。缺少这个维度的“纯粹法理学”，几乎不可能将发展伦理、发展惯例、发展行动、发展实践等非实在法规范、非正式知识纳入研究议程，因而将难以推动发展法的本质认知更新。发展研究和法学理论融汇生成的发展法哲学，无疑是发展权概念建构的重要理论牵引。法哲学家强调人的脆弱性，将问题的焦点指向多元的“复合能力”（combined capabilities），希望借此改进社会正义的基础理论。围绕法律、权利和发展这一高度关联的主题，发展法理学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探本溯源，重新探访基本概念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渊源，通过对发展过程中权利冲突、纠纷解决、制度规范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分析和追问发展权的价值语境、规范语义和实践语用，从而整体更新发展权概念，改变其作为外来话语的认知偏差，形成介于宏大价值和微观实践之间的中观理论表达。在实证分析中，不仅可以对发展主体、权利主体等进行定性或定量研究，发展权利、发展权力、发展权威、发展权能等概念也都能转化为可操作的变量。针对发展主体及其正当行为的识别和确认，发展权概念还可拓展运用于新兴领域的法律和权利研究，体现发展法价值、规范和实践整体融通的创新知识形态。

发展法理学成为中国自主知识样本，前提在于正确认识理论构建的内外环境，在战略策略上扬长避短，优化守正创新的总体条件。当前，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日渐加剧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甚至开始动摇人类发展概念本身。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将新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战略，与各领域、各主体的法律和权利制度有机关联，推动法治化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发展法理学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其相关优势和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公平正义的理论共识。发展研究已证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只有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才能有效减少不公平的现象。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公平会严重阻碍发展进程，发展必须与人权和福利的提升同步推进，注重提升个体的自尊、自重以及应得权利。随着人们逐步认识到本土知识的价值，平等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平等享有改革和发展成果，已然成为实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简言之，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减少不公正现象。进入21世纪后，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发展中更为广泛的福利和权利。平等、民主、参与、伦理、人权等话语开始勃兴于发展理论，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及新的社会运动所密切关注。在此意义上，发展法理学的理论构建关乎“关键敏感性的嵌入”。比如，“权利基础的发展进路”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和政治导向，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中汲取力量，为法治和发展的知识融合提供支持。然而，此种进路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其与国家中心的发展体制存在矛盾，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从公平正义价值实现的角度而言，以发展促进人权的思路更为合理。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9届会议通过中国主提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这是自2017年中国提出该决议以来，首次未经投票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良法善治的现实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实践与论述已变得更为规范，但这种规范大多停留在知识表层整合层面。如何从真正的制度，尤其是有实效的法律制度层面，让发展的承诺与目标、理想与现实契合，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致力于推进选择性的国际秩序形式，将知识产权、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所有权、贸易关税置于突出位置，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通过发展干预维护霸权秩序。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建立在真正的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对发展有着关键作用。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观以及赶超和模仿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塑造公平正义主导的制度进程，促进不同的世界观、制度系统之间的更好对话和融合。良法善治的现实需求还体现在对新技术发展的法律规制上。无论对新技术发展持肯定或否定、乐观或悲观的态度，目前的基本共识在于必须创造公平的法治化发展环境，健全法律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从技术创新中受益，确保新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众多研究表明，新技术对改善世界上贫困人口和群体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潜力，但由于法律制度的注意力仍集中于少数人群需求，其对纠正失衡发展的作用受限，最终可能导致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失败。

认知迁移的文化动力。发展研究中的“文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紧密相关。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制造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不满，逐渐通过文化得到表达和传递。文化不仅作为适应和抗争活动的产物和媒介，而且逐渐成为发展的工具，为许多发展主体使用。在发展问题上，从强调力量对比到理据对比的文化认知转化，反映出发展法规制与调整水平和能力的综合竞争，在全球发展场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作为发展分析或实践工具的文化，到作为重定发展价值目标与规范结构的文化，新的发展文化对发展法理学构建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发展理论陷入僵局后，仍有许多学者持续开展研究，有的转向更加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有的试图阐明公民社会、全球治理、全球社会运动等新概念。很多人认为，南北之间及其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足以推动人们继续进行发展研究。这表明对发展价值内核的探索、对发展内在应然法则的研究，具有持续深化的文化动力。

知识契合的总体条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法理学理论建构的优势在于，法治和发展的契合更为紧密，发展研究和法学理论达成知识契合的总体条件更加完备，发展的理想愿景、制度安排和战略设计，都能通过良法善治系统地确定和推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的承诺和对全球发展的倡议，体现在对新型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法治主张、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上，为发展法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思想指引和政治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公众与学术界能够就法治发展问题充分沟通，各方主体能顺利达成基本共识，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理论创新。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困难或阻碍，并不影响人们“干中学”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创造。丰富的法治发展经验，不仅成为发展法学实证研究的沃土，而且能为进一步的原理创新提供灵感和素材。经过长期努力，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法治发展观初步成型，相关知识和话语在内外传播上成效显著，为发展法理学的理论构建创造良好的总体条件。

以发展与安全问题为例，西方理论将贫困和欠发达视作对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并在两极化世界秩序内为全球霸权主义提供辩护依据。调整后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理论，试图通过“纯化”的常规经济发展模式解决安全问题。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发展援助过程中反而使安全问题愈发凸显，比如，国家分裂、族群冲突、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等现象层出不穷。在这些理论的推动者看来，似乎通过“冲突管理”便可实现局势的重新正常化，与之相伴的法律制度输出则呈现“压制型法”复活的特征。他们倡导推行更复杂的全球本土化经济模式，主张发展进程摆脱国家的控制，转而由企业家运营，由私人军队保护，由国际交往提供支撑。这只会加剧全球乱象，让发展和安全的矛盾难以调和。中国经验表明，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应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建立起更加稳定的制度联系。新时代中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坚持以法治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安全发展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不断突破西方国家设置的话语、理论和制度陷阱。

当然，发展法理学的理论建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传统法理学对发展的规范定义长期保持沉默，在法教义学的知识内循环中维持“理论边界”，力求保持基本原理不受外部知识干扰的自足状态。尽管单一化的法教义学知识已广受质疑，但其在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如，法律经济学、发展法学的理论建构主张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对其前提假设缺少必要的反思和批评，此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中国自主知识的生成，进而阻碍发展法理学的理论建构进程。再如，与发展有关的人权法学研究在建构自主知识的理论根基上仍显薄弱，追随主流话语或个别学者观点的现象并不鲜见，实质性的范畴创新和理论突破尤为稀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权话语的阐释力、影响力和感染力有待提升，国内人权法理研究尚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知识自主。

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法理学知识体系，应一体把握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进程，以发展权、发展法等基本概念的自主建构为重点，在对重大疑难、紧迫复杂的法治发展问题的理论回应中，实现法理价值论、制度论和实践论的整体更新。相较而言，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法理论，其价值论根基仍为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理性主义法律观；其制度论以不受阻碍的自由贸易和市场论为塑造基础，其实践论则受二元论与直线发展观支配。依附理论衍生的“不发达的发展”法理学，其价值论立基于批判主义法学，其制度论环绕于发展政策的结构变化，其实践论服务于因不彻底抵抗而陷入更严重依附状态，由此可推导出“继续革命”的主张。世界体系理论蕴含的发展法理学观点，则存在忽视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过于宏大及实践功能虚弱等问题。以这些理论为镜鉴，作为中国自主知识的发展法理学，应在价值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支点，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展观和法治观进行整体反思，从法学理论和发展研究的交叠共识中提炼制度标准；在制度论上运用这些标准对发展法规范进行描述、解释、分析和评价；在实践论上对多方主体的发展法律行动、发展法意识形态进行检证考察。

构建发展法理学的中国自主知识样本，当务之急在于发展权、发展法等基本概念的理论更新。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发展性质或结构变化时，我们往往面临缺少恰当的社会科学术语的突出问题。在探寻超越发展乱象、确立法治秩序的战略依据时，同样缺少具有规范意义的适当概念。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若不对自由、权利、贫困等概念作出新的法理表达，将难以突破理论上的困境。发展理论家的贡献不可磨灭，但他们所讲的自由、权利并非法理学意义上的。比如，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取决于福利，这与法律权利理论明显不同。再如，贫困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中，贫困一词等同于低收入，但发展研究文献更强调贫困的多维性，除物质收入、消费外，健康、教育、社会生活、环境质量、精神自由等同样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均可被视为贫困状态。贫困语词的泛化既凸显了描述发展不足状态的理论困境，也为发展法理学的规范概念表达留下空间。20世纪90年代，一种整体评价的方法逐渐兴起，联合国机构引入的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性别赋权指数、人类贫困指数等，均包含人权和自由指标，表明发展与权利关联的紧密度和多维性。

整体意义上的发展与包括自由、人权在内的广义上的权利，在理论上日益紧密关联，应全面体现在发展法理学的知识表达与实践的各个层面。在发展研究中，“权利与发展”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一方面，发展的定义与标准受到法律权利理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发展实践反而出现倒退，这使得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发展理论陷入僵局，而这种僵局反过来促使理论家和行动者寻求新的突破。从国际法层面看，《发展权利宣言》吸收权利与发展的争论意见，关注传统发展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不平等状况，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和人类赋权观念，将发展权定义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主张政府应发挥创造实现发展权的国家和国际环境的主要作用，倡导在发展权基础上实现正当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得到更好地实现。从国内法层面看，深入阐释发展与权利的法理关联，系统建构新的发展权概念，对于确定发展法规范、建构发展法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有关发展法证成、发展法秩序确立和运行的中心问题。比如，将参与重构为一种与公平发展有关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就意味着要将被动参与空间和主动参与空间的优势结合，并将参与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或机构表达中。人们通过发展进程中的民主参与，能够作为特定政治团体、社会群体、经济组织成员，切实提升自己的地位、确证自己的权利，从而增强对整体发展资源的控制力和调配力，形成一种包括发现、开发、创造、收益等要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正式权利行使的政治、法律渠道实现，也可通过协商民主等方法实现，将非正式权利的发展意涵凸显出来，并与正式权利话语在知识、制度等层面达成对接。

鉴于发展法理学与知识实践的紧密关系，有必要探讨本土知识与规范科学的关系。在国际范围内，本土知识从最初受到压制到重新“探出头来”，成为法治和发展所需的补充性内容和技术性工具，并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随着本土知识概念被置换为“在本土传播的知识”，其开始具备更为广阔的意涵，影响发展规范的知识生成。从嵌入性知识到脱嵌的一般化、理论化知识，本土知识与规范科学的差距不断缩小。但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理论知识的脱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终将回归总体发展实践的“再嵌入”。在当下中国，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到高水平均衡发展的结构调整，既是政治战略的核心要义，也是理论建构的问题主轴。发展法理学视野中的调整性规范，并非传统法学中与构成性规范并列的概念，而是用于调整作为总体制度模式的发展结构的元规范建构。在制度上确立这种规范，需兼集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家、法学家和社会公众的法理智慧，强化原则、规则、政策、标准等法律要素对发展实践的再嵌入。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体系，中国的法律文化模式具有内生发展性能。总之，发展法理学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习，以深层的知识契合推进发展法制度体系的完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中创生自主知识的新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