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气呵成读完了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沉浸在一种被冲击到空虚的喜悦中，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沟口的学术思想像一张网，能够在不同章节、不同书目中前后映照、彼此对应、互相连结，沟口在各个著述中的核心观点大概在于：抛开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工具和研究范式，摒弃先入为主的目的性史观，由此延伸出强调挖掘中国社会演变中的“基体”“自我连续性”和内生逻辑，例如相对于西方个人主义和市民权利的“公”“均”“天下大同”，再如相对于西方自治的“乡治”。

沟口的著作，让我看到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挖掘知识自主性的曙光，期待他继续为我带来思想的冲击。本文将从“沟口眼中的中国近代”“沟口眼中的历史学研究”“沟口视角下的近代三段论解构”“沟口范式下具体个案的再审视”“余论”为主线展开，尽可能涵盖其重要观点。此外，沟口对公与私的意涵在中国和日本语境下的界分，以及对儒教资本主义对新教伦理简单比附的批判，都十分精准且出彩，囿于个人水平所限，虽然热情万分高涨，仍实在难以勾勒出其精华所在。

此外，沟口惯以以小见大的笔法行文，在其另一部代表著述《中国的历史脉动》中，即以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为引展开，而东林派思想之论述又以“东林派”的界定和辨析为线索。这种草蛇灰线的谋篇布局，堪称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在其他学科研究当中也是能被加以借鉴的典范。

战前与战后中国研究的共同困境

沟口雄三指出，日本战前与战后对中国的研究，尽管立场截然相反，却在方法论上共享着同一套深层逻辑，它们都是在欧洲近代主义设定的藩篱内，通过定义“中国”来定义“日本”，过于主观化地将“中国”塑造为日本内在需求和意识的理想投射，没有能够将中国作为一种客观化的存在，描述其社会结构和内生逻辑，从而丧失了研究的客观性与主体性。

战前的“蔑视”研究，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支那学”，依赖于一套以西方文明为顶点的文明等级论。津田通过将中国“异别化”为停滞、落后的他者，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凸显日本的独特性，但其用以衡量“停滞”和“进步”的标尺，显然以西方的近代性为普遍基准。本质上是用西方的镜子照中国，再用中国的“落后”来映照日本的“先进”。

战后的“追捧”研究，以竹内好及进步学派为代表，出于对日本近代化、军国主义道路的反思和对中国革命的价值认同，转而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理想的“镜像”。他们强调中国的“抵抗-革命”主线，将其革命价值内化为日本自身变革的“必须”。这种研究同样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简要地说，竹内好和西顺藏等人实际上是把落后＝“非欧洲”去放到肯定轴上予以评价，就这一点而言，虽然视角发生了180度的扭转，但是以西方为判断标准的“先进-落后”的这一模式本身并没有得到反思，具体内容可参见于本书26页以下。

然而，沟口不赞同以器物或国民总收入等某些客观的数据描述文明的落后与先进，换言之，沟口认为战前中国并不“落后”，战后也并不“先进”，现有研究中对于“落后”和“先进”评价的做出，其实均是以西方的近代性外部评价为标尺，忽视了对中国连续性的内生逻辑的挖掘。并且，从深层动因上看，之所以日本的中国研究在战前、战后分别赋予中国近代以“落后”和“先进”的价值判断，是因为自身需求和意识投射先入为主地渗入到历史观之中，从而塑造出并不在现实中存在的、理想中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还体现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其将朱子学、阳明学的概念抽离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纯粹的、精细化的哲学分析。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主体的自我消解，没有在与“中国”保持适当距离的前提下，客观分析中国哲学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即在中国的视角下做中国哲学研究，只关注“是什么”，而没有关注“为什么出现”，从而丧失研究主体性）。

并且，沟口认为不应该过于强调西方的冲击，其承认中国的近代过程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并且发生了某些历史性的变化，但他不认为这个变化可以表达为与“旧社会”的决裂。他做了一个比喻：中国的近代过程是蟒蛇的蜕皮过程，它改变了蟒蛇的面貌，却不能说蟒蛇不再是蟒蛇。因此，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中国的再生更准确。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清朝后期关于议会制的讨论。沟口指出，议会制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就被介绍到中国，其后经过同治年间张德彝等人的进一步介绍，到光绪年间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建言。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议会制都基本上被使用传统的公私观念加以解释，亦即被理解成政事，一旦偏私，就应以群议废除它。沟口举出具体的例证，强调这一议会制“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指出它在清末往往被使用中国传统的地方制度名称加以讨论，例如乡士、里正、乡约等等。这个在制度形式上完全来自西方的议会制论述，在内容上却是传统中国的，正如上述用语表达的那样，它显示了地方分权的趋势。在此意义上，把西方的冲击过分夸大为摧毁了中国的传统，带来了全新的时代，并不符合历史的复杂状态，沟口认为近代中国只不过是传统中国的“基体”在西方冲击这一媒介之下改变了形态而已。

沟口对历史学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沟口雄三对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遵循了一条清晰的“先驳后立”的路径。如上所述，带有“（我们）必须（怎么做）”价值判断的目的论史观的渗入，使中国被作为理想投射加以塑造。对此，沟口首先严厉批判了这种为了迎合某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无论是“进步”还是“反动”）而对逻辑、语料和史实进行机械对应与目的性裁剪的做法。这种史观，无论是战前的“停滞论”还是战后的“革命叙事”，都是一种“主题优先”的史学，它裁剪历史以符合假说，而非从史实中提炼理论，从而无法勾勒出客观具体的历史图景。在批判的基础上，沟口提出了建设性的应对方案，其核心在于“相对化”与“客观化”。“相对化”要求研究者同时将研究对象（中国）与自身（日本）置于批判性的审视之下。这意味着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绝对的“普遍”、标杆或他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平等的“个别”，中国、日本或者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平等的“个别”，从而摒弃了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衡量标准，使中国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落到了可被客观观测的实处。“客观化”是指在研究站位上与对象保持距离，避免自我消解地被同化，但在研究方法上应深入对象内部遵循其自身的逻辑与脉络来理解它。它要求研究者沉入中国社会的肌理，探究其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独特的内在关联，从而描绘出一幅由内在动力驱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而不是脱离社会结构，以过分精细化的语义分析研究思想史和中国哲学。

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解构“洋务-变法-革命”三段论

基于上述双重批判提出的新的史学范式，沟口雄三对主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洋务-变法-革命”三阶段论这一经典的政治史观，进行了彻底解构。这种三段论的线性进化论，是一种典型的目的性的政治史观，其关注焦点集中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事件、政权更迭和精英思想，并将历史叙述为一条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进步的必然通道，并带有提供历史合法性的价值判断。这种先入为主的史观严重简化并扭曲了历史。

作为应对，他提出以津田的“文明史观”视角予以替代。文明史观主张长时段视角，超越短期的政治事件，从数百年甚至更长的周期来考察历史深层次结构的缓慢变迁；其关注文明间的互动，将中西方相遇视为两个庞大文明体系之间长期、复杂、双向的互动过程，而非简单的“冲击-反应”；其探寻内在动力，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逻辑，而非仅仅用外部的标准来审判它。

从文明史观审视，三段论便不攻自破。沟口发现，在思想资源上，被视为“保守”的洋务派与“进步”的革命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它们共享源自宋明理学的“公”、“均”、“天下大同”思想。历史的分野，并非进步的“革命”取代落后的“保守”，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社会特质、围绕如何实现“天下为公”这一古老理想而展开的不同路径探索。正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在与西方互动之下的演变就像蛇蜕皮一样，褪去外皮后仍保持了以“公”“均”“天下大同”为核心的基体和自我连续性，这种基体和自我连续性在任何一个时期、乃至迄今，都仍有深刻的端倪和痕迹。政治史观的三段论，无法解释这种内在的复杂性。

个案的重审：文明史观下的张之洞与刘锡鸿

沟口的理论建构建立在扎实的个案重审之上，张之洞与刘锡鸿的再发现印证了其上述观点。

第一，张之洞的“中体”不是僵化的儒家教条。通过文本细读，沟口揭示出张之洞的“体”实指“根本性的事务”（即国家的生存与富强），而非抽象的文化本体。“中体西用”是一个务实的救国纲领，其重心在于为“西用”的全面展开寻找合法性。这种解读打破了“保守-进步”的二元对立，展现了洋务派应对西方冲击时，其思想根植于中国自身求强求富的现实诉求，作为文明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政治站队。

第二，沟口挖掘了刘锡鸿的“仁政”逻辑。刘锡鸿作为反对铁路的“著名保守派”，其形象被沟口所颠覆。刘对英国技术的赞叹是真诚的，而其反对在中国修铁路，则是基于一套深厚的儒家“道器观”与“仁政”思想。他担忧技术移植会破坏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民生失业和社会动荡。他的反对，源于一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是其文明价值观（“道”优先于“器”）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的必然反应。刘锡鸿的困境体现了文明碰撞中普遍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张力，这是政治史观不能涵盖的深层内容。

余论

沟口雄三在他的学术脉络中，对忽视发掘本土资源而全盘继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做法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其认为，无论是“近代化”的语词，抑或“体制方与非体制方”之间“对抗式的发展模式结构”，都先入为主地代入了西方社会视角，以之解构东方社会则有隔靴骚扰之嫌。故而，他刻意避开了这些带有文化殖民嫌疑的概念作为解构工具。这种认识非常通透，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历史必然有其特定于欧洲历史的逻辑（例如沟口称为“乡治”相对于西方的“自治”）。借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固然省事，但是该概念工具并非从中国历史中生长出来，而是生发于完全相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之中，则可能存在方枘圆凿的局限性。

故而，像民国文人、史学家（如吕思勉）那样过度的“文化反思”，未尝不需要被反思。

作为题外话，吕思勉在其所著《中国政治常识》中对宋儒提出了堪称苛刻的批评，这体现了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倾向。正如其认为，宋儒在提升个人道德气节和提出相生相养之社会理想方面存在一定贡献，但其思想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首先，用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追求消除等级的理想。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悖论，宋儒想恢复《周礼》描述的共生社会，即所谓“相生相养之道”，但他们的道德政治主张，如强化等级、士绅领导，则恰延续了破坏那种社会的封建制度。其次，宋儒反对“维持表面安定”之“与天下安”的消极治理，主张以“尽其相生相养”为宗旨的积极建设。但其以经书理念为实现理想的手段，这来自已经瓦解的西周社会，无异于刻舟求剑。此外，宋儒理想过高、忽略实际，处事疏阔、排斥人才，实践能力差，其引发的党争和道德苛察严重损害了国家必需的行政效率和凝聚力。在强敌环伺、急需富国强兵的竞争时代，由宋学指导国家政策，被其视为宋朝积弱乃至灭亡的关键文化因素。吕思勉或许认为，宋儒更适合做社会自治事业，如乡约、书院教育，而非主导国家政治和军事战略。

吕思勉此段关于外患的批评尤为严厉甚至刻薄。其将宋朝积弱归因于宋学“不适宜竞争”的文化特质：重道德评判而轻行政实效，党争破坏官僚理性。其隐含的史学观或许过度放大了思想文化对军事失败的作用，忽视了复杂的经济结构和军事技术因素。不禁让人怀疑，其仅仅是为了得出结论，而对历史叙事进行有目的的裁剪，并最终得出其未曾宣之于口的文化偏见，这明显受到民国特有的“文化反思”倾向的影响。

为针对性分析这种“文化反思”倾向，让我们再回到前文“沟口眼中的历史学研究”部分中沟口雄三对于那种先入为主的历史观的透视与批驳。“对于如果说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假说的学问，事实经常被按照假说削足适履地随意裁剪，而且往往让人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此种历史观不以发现历史真实为目标，而是先射箭后画靶服务于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历史观，和某种当下的、既定的宏大叙事或意识形态框架。侧重对古代的经典文本进行注疏、解释、梳理，而不是跟社会科学结合，从权力博弈、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进行深度检验。倾向去描绘一个高度体系化、逻辑自洽但有可能脱离历史复杂性的图景，它的功能更接近于为当代提供历史合法性的“经学”，而非探究某种因果规律的“史学”。为当代提供历史合法性就是它的价值判断，其本身仅作为一种论证工具。部分法制史研究不批判性地理解历史，而是通过对古代法律文本的阐释，来为某种现代叙事提供历史佐证，使它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并让史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褪色。这种内向型的自我证明研究范式可以归因给特定历史时期的宏大叙事需求。

吕思勉那个时期的民国文人的历史观所带有的非常强烈的文化反思倾向，或可归咎于此。时移世易，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需求也有所颠倒，故而强烈的文化反思倾向，转变为极端的文化自信，服务于此种先入为主之观念的历史叙事亦随之变幻，如“中华法系绵延不绝”“古代就有民主法治因素”。

无论中外，这种历史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误导人们发现真理的过程。德国萨尔大学法学院的丘西教授来中南政法做讲座的时候，面对提问，言辞激烈地驳斥了“欧洲中世纪是黑暗”的这样一种似乎是被作为常识的说法，相较于我们所认为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否定中世纪而萌发现代性的过程，丘西反而认为中世纪是孕育现代性的土壤和温床。与之相似的，沟口认为，直至辛亥革命作为终点，清朝实际上是孕育表现为“乡治”的“各省之力”发展成熟的重要过程，这无疑颠覆了我的认识。

这使我延伸出更广阔的反思，这些埋存于心的所谓常识，甚至是赖以横纵观察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是否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与此种历史观相同的先入为主的谬误，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体系以外的观点保持客观和开放，还是无意识地在构建自己封闭概念壁垒的路上越走越远，并目的性地裁剪逻辑语料和历史叙事以形成一个体系性、有意识的整体，作为这种封闭观点壁垒的“巡洋舰”。

但我们真的能够无所不知而算无遗漏吗？当左懋第使团在弘光“联虏平寇”的幻想中北上，清廷已攻占山东。乾隆厉行禁教，严防西学动摇根基，却为帝国的坍塌埋下伏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用婚姻联盟，将哈布斯堡的纹章盖满欧洲地图，肯定没想到几代后会出现近亲遗传的癫痫子嗣。戴克里先为挽救罗马帝国而强推税赋实物化和职业世袭化，旨在稳定财政，却窒息了罗马社会的经济活力。明治政府以赎买政策消解封建武士阶级，以求推动近代化，竟逼迫赤贫困顿的士族掀起西南战争，意外催生了更为极端的军国主义暴力集团。

历史的吊诡总在于，以理性构筑的自我救赎之路，常因通往与预设截然相反的深渊，而被证实是一条不归路。每一次奋力挣脱困局的救命稻草，都可能成为窒息未来的致命绞索。

堂皇史事下的波谲云诡和事与愿违，潜藏着我们不愿承认，却难以否认的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理性是一种傲慢，在封闭概念壁垒因逻辑自洽而趋近于无懈可击之时，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这种理性的傲慢而远离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