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与解读

（一）《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内容概述

作者从婚姻视角切入，探讨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角色。全书分为15章，前5章主要讲述婚姻，包括：男女之别、婚姻的意义、做媒、婚礼和婚庆、嫁妆；后10章主要讲述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是作为内助上的上层阶级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必备技能女红、与丈夫的夫妻关系、与孩子的为母之道，以及丈夫去世之后的寡居生活并且是否决定再婚的问题。在这本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内容异常丰富的画卷，宋代女性的生活图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以窥见女性在儒家伦理与礼仪模式下的成长、婚嫁和生子过程。它揭示了高门贵女、婢女、妾、寡妇等各类女性所承受的痛苦与哀伤以及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子个人意志的束缚，但也意图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变迁和读者共同理解她们的选择和才智。

（二）思考与解读

女人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以若隐若现的姿态存在的，她们在正史中的地位总是暧昧的，很少会单独出现，大多数会以妻子、母亲的身份，或者以男人的附属或者家庭成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闺秀在屏风后面窥探内闱之外的世界，在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可能闪动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伊沛霞明白宋代妇女的处境，但是她并没有把宋朝女性统称为受害者。她认为批评中国古代家庭体系对妇女的压迫无助于下一步研究的展开。“强调女人的牺牲等于只打算对女性做出的贡献含糊其词。”因此，伊沛霞转换视角，考察女人怎样按照这个体系的术语塑造自己的生活，考察她们怎样像男人一样辛勤工作以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分析她们如何在这个体系里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生活。作者认为即使在压迫中，女性仍可以争取属于她的最优解。尽管这个最优解在今天看来是“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伊沛霞在《内闱》的开篇就介绍了宋代妇女在原有社会条件下自洽的可能，认为她们能在有限的空间和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价值。在我看来全书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试图解释妇女在其生活的那种复杂语境，她们把婚姻当作包含不同意向、观点、态度和时间的文化框架从而塑造了自己的生活。比如受程朱理学与儒学的影响，妻体贴夫家老小，为母教导男女幼小是对于宋代女性来说是一种通识性的归顺教化；妇女进行打扮、缠足、性格温婉，不仅仅是在宋代审美下对男性的谄媚和屈服，更为了使其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保持竞争的优势以及吸引力，是一种生存的本领。

第二，试图指出女人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男人行动的对象，她们还是创造、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妇女对父权主义下的家庭模式和自己在其中的边缘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其中运作一步步构建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环境。比如“妾”虽是边缘化的人物，但是对于穷家妇女而言确是一种为自己谋利的合适手段；在宋代高嫁妆标准的风气里，妇女通过对嫁妆的掌控也能够进一步换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第三，试图把妇女史嵌入一个特定时期即宋代的总体史当中，把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和时代的其他发展联系起来甚至推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科举激发了争夺学问好的女婿的竞争，反过来抬高了嫁资；还是城市化、增长中的经济、士人阶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下层妇女为上层提供服务的需求，从而使有关女性魅力的标准和男女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内闺》将妇女的日常生活同宋代历史变化相结合，推测其中的相互关系，讨论历史转型情况下的女性生活。

全书虽然描写了宋代妇女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是最终宋代的父权制还是进一步地强化的。这不仅仅是体现在结论上，而是在每一章都有体现。从前面两章开始，就已经开始把关于宋代社会男女关系的游戏规则介绍出来，男性统治者制定的父权制的游戏规则。这种父权制的规则在书中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第一是法律规范里的性别编码。法律是指规定婚姻家庭的财产继承法。在继承法律中，女性是处于十分劣势的地位的。首先女性在家庭的财产继承中没有继承权或者只能继承很小一部分来当作她们的嫁妆。“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这部分财产，通常叫作“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但这也暗示着女性如果不结婚基本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更进一步的是，宋代嫁妆制度的实质，是将女性物化为父权与夫权交易的标的物，其“私有财产”属性仅具有象征意义。当寡妇携奁改嫁引发诉讼时，司法判例往往援引“妇人从一而终”的礼教原则，剥夺女性对个人财产的处分权。这种法律实践与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化形成互文，构建出压制女性权利的三维法网。

第二是习俗和惯例中的教化规训。无论是社会风俗还是文人理学家评判宣扬良好的性别秩序，都在不断强化女性的恭顺、谦卑的品德要求，朱熹引用儒家经典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治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父，父死从子。”将“三从”伦理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使女性被迫通过道德表演维持家族象征秩序。所有赋予女性荣耀与尊敬的底层逻辑系是否扮演好了一个母亲、妻子的角色，其本质倡导的是女性的奉献精神和对父系家族的尊崇。对士人阶层来说，家族的延续有三个层面：血脉的延续、宗庙祭祀的延续与家族地位的延续。这样家族需要继承人，以保证先祖得到供奉祭祀，家族血脉绵延。对宋代妇女来说，她们被期待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即在于，生下、抚育一个优秀的男性继承人，以保证上述家族延续。

第三是经济参与的制度性困境。虽然纺织商品经济在宋代繁荣发展，女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换取钱财，但宋代的商品经济从未脱离小农经济的模式，进入作坊手工业，也就是说几乎全部纺织品生产仍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除了官府极少雇佣生产。因此女人无法被雇佣并以自身的劳动获取工资，从而得到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可选择的职业往往局限于女红、女仆等。可见，宋代的社会性别差异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内外之别。妇女依旧被隐藏于内闱之中，她的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在这方小小的天地内展开，如果没有婚姻，女性是难以依仗这些经济活动生活下去的。

二、反思与质疑

（一）史料运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是往古的痕迹，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下来的谷中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是指研究或讨论历史时可以作为根据的东西，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认为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全书引用了大量史料，其中，传统史料包括正史、官府文件汇编、《宋刑统》、中医文献、诗句、劝诫书籍（司马光的《家范》和《居家杂仪》、袁采《袁氏世范》）；等等，但是传统史料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静态的世界单一的层面这与作者希望展现宋代妇女复杂的生活的愿望是相悖的。叙事史料包括洪迈《夷坚志》、诉讼判词汇编《名公判清明集》、墓志铭……经过事实和时间的证明，叙事史料是进入语境并发现动机的唯一正确方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所使用的史料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便是史料中的性别偏见。史料更严重的另一种局限性在于她们几乎都是男人写的。唯一留下全集的女作者是李清照。男作者当然不像女人那样看问题。一些文献“多由其知识结构倾向于否定社会的多层面和变化的男人撰写……致力于阐释家庭组织原则的法律、利益和哲学典籍不仅没有写出社会生活更混乱的一面，更还否认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对于男性不在场时，女性之间的对话知道得比较少。如果我们能对这一部分的史料知道得更多的话，我们可能能够指出更多的、前后不一的、充满争议的、含混不清的例子。

其次是史料中的阶级偏见。史料通常会受个人与时代因素的影响。作者所采用的史料多集中于士大夫阶层的文献记录，如墓志铭、文人笔记等。这些史料固然能够反映出当时一部分上层妇女的生活状况，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活却缺乏足够的呈现。宋代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不同阶层的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劳动妇女为例，她们在田间劳作、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在市井中经营小生意，她们的婚姻更多地与生计、劳动力需求相关联，而这些在书中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资料多来自上层阶级妇女生活的技术史料中，然而关于不幸的婚姻、遭到鄙视的行为和不幸的环境的记载多来自普通男女的生活。女性不好的问题据史料记载很多都是发生在下层阶级女性身上的，但是这其实是一种史料上的阶级的偏见，因为更多的史料只能记载下下层阶级。

《内闱》这本书就给我们描摹了一幅那个时代的女性群像。唯一的制约处在于，这本书虽是对众多女性群体的表述，但还是偏于中上层女性更多，因为这样，她们才有被丈夫、儿子、后辈等传扬、记录在史的机会。

最后，在史料方面过多倚重艺术文艺、文学作品，缺乏详细的史料和记载，显得许多论断和描述实在有些武断。伊佩霞教授在《内闱》中的写作意图不仅包括了解宋代妇女的生活，还意在引起读者思考宋代妇女本身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书中尽量避免用道德对历史人物作出判断，而是用大量的材料的收集、心理的分析来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尽管这种史学观在努力地剥离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或者我们现在的文化情境，但归根结底它也是主观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看来，尽管本书使用了相当丰富的史料，但是很多的论据都是侧面或者反面进行论证的。其次，在证据方面非常倚重志怪小说《夷坚志》，但这确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实在缺乏更加详细真实可靠的记录。最后，本文的论证大部分是基于感性的文字论证，文中是仅有一处表格，数理论据比较缺乏，使作者的观点读起来带有主观色彩。比如像如下这首诗是同情怜悯妇女的诗文，“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作者看来，它沾染了男性幻想的色情意味。但这种缺乏论证的观点并不能让我完全认同。

“前垄摘茶妇，顷管带露收。艰辛知有课，歌笑似无愁。照水眉谁画，簪花面不羞。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头？田头车水妇，挽水要流通。乌帽掀炎日，青裙鼓晚风。翻翻循故步，踏踏似虚空。听取劳歌意，生身莫嫁农。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圃。宁船留稚子，换酒醉良。不著凌波袜，长垂溅水裙。浑家同泛客，笑杀别离津。”——舒岳祥

（二）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是指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理论或方法论的基础，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看法和解释方式。在研究中，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当时学界关于宋代妇女的主题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强调“特殊女性”的妇女视角。但是在作者看来这种视角是没有代表性的。具体到宋代妇女而言，大多数的宋代妇女是在家里的，如果关注走出家庭的女性显然是撑不起作者想表达的主题的；另一种是由男性定义的家庭史视角。这种视角是从男性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进行写作，但是这样的写作是看不见妇女和看不见妇女的能动性的。

所以作者就将婚姻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将婚姻作为研究视角的可取之处：“通过把婚姻作为中心问题，可以更多地从女性视角看家庭生活。”“把婚姻视为包含一系列部分矛盾、常含糊不清的多种观念和形象的文化框架。”但是这种视角也具有其缺陷：将婚姻作为一个视角去观看整个社会。这一出发点固然新颖且具有开拓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视角片面的问题。她过度聚焦于女性个体的体验与能动性，却未能充分将其置于当时整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之中。“唐宋时期的重大变化很难不波及妇女领域。因为家庭是拥有财产和纳税的基本单位，保有增值财产的策略一定受到土地所有制和赋税政策之变的影响。

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水田稻作方式必然影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城市化和商业化必然多多少少影响女人谋生的机会。佛教中国化和儒学复兴对文化的扫荡必定会影响人类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宋代是一个深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的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社会秩序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婚姻关系中，“夫为妻纲”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家庭角色定位以及社会对妇女的评判标准。书中提及妇女在家庭事务中的一些作用，犹如参与家族祭祀、管理家庭财务等，但没有深入剖析这些行为背后所受到的礼教框架的限制与约束。“因为发源、成熟于西方世界，妇女史与女权主义和改善妇女生活的目标紧密相连。”[]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发掘历史中的女性并对其过去提出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们分析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论基础，以及特定社会性别差异建构被接受的历史过程……妇女甚至可以让史学家提出更多更新的问题……”

在宋代，女性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作为女儿时，上层阶级的一些家庭，父母对于女儿是喜爱的，在培养上，也不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点可以从李清照、程颐哥哥的女儿等诸多女性的成长上可以看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父母，他们开始为女儿寻求夫家，这是一种存在于冥冥之中的感觉，如果不让女儿出嫁或是让女儿下嫁，在同阶层之中，在整个社会上，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另一方面，作为出嫁后的儿媳，在夫家的地位既尴尬又难过，少数的媳妇在婆家的生活是和睦的，大多数的儿媳大都按照“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节奏生活。在娘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婆家是外人，外嫁女承担着该有的社会和家族责任，却又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下，在这种视角下，妇女看似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自主性，实则是在男权主导的大框架下有限的活动空间，而作者对此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对宋代妇女生活的呈现存在一定程度的美化与理想化。宋代妇女生活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仅从单一的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全貌。例如在研究妇女的家庭角色时，如果能够结合社会学的家庭结构理论、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方法，将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婚姻层面

“历史学家受到人类学模型的影响，经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中国历史的背景的一部分来讨论，就像地理或语言一样。”

首先，“内闱”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它在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之内，而不是之外。它提供给我们科举制度如何激发了对有学问的“好女婿”的争夺，反过来又提高了嫁资的思路。关于宋代妇女的嫁妆，是属于宋代妇女的个人财产，不会被夫家占有。关于这些嫁妆的原因有如下几个：第一，嫁妆是用来证明她不是妾这个事实，她不是被娘家卖掉的，相反家里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在送她出嫁时陪送很多东西；第二，嫁妆给她提供了讨别人高兴——年轻新娘的主要工作的手段，新娘常试图用陪嫁的东西赢得丈夫家人的欢心；第三，嫁妆使女人得到一点点、不太多的安全保障，使她们不至于一贫如洗。嫁妆有时是寡妇谋生的主要来源，可以第二次带到婚姻里还可以成为收养继承人的基础，让他祭拜自己；第四，嫁妆使妻子与附加的财产的增值更有关联，这样至少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父系家族暗示的对女性的歧视。通读全书会发现，作者仅仅是举例说明了一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受到了上层阶级的青睐，但没有明确表明嫁妆的提高是由于争夺人类高质量的男性导致的，或者说是科举制间接导致的。

我认为还有可能是另一种原因是这些上层家庭本身就具有更雄厚的家产储备、更开放的女权意识。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以嫁妆的方式将财产转移给女儿。作者的这一观点就忽略了潜在地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思想进步，比较自相矛盾的是这一观点作者甚至在后文中有提到过。当然正如作者所说的，在解读宋代妇女的生活之前，我们并不应该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就是我们站在不同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框架下，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解构一个中国特色的家庭和伦理系统。但是任何一种评判很难不具有主观色彩，并不能保证解读的公正客观。

其次，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男女差异究竟来源于自然本性还是仅仅因为社会秩序需要它而被当成人们愿意的，这个问题是始终没有解决的。但是作者在一开始就给通篇设置了一个基本点，这就是在宋代把人们视为一个角色经常超过他们的性别。换句话说，性别差异经常以各种方式来和社会角色融为一体。而女人的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在于她们的社会角色大多是家庭或婚姻体系赋予她们的，作者就是以这个基本点来贯穿了她全书的写作。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把男人放在那里成为一种角色，他们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女人。他们都是遵循着三纲五常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在产生社会性别差异、性等级观念的社会环境里，男人会得到比女人更多的权利。在社会、经济、法律、文化中，性别差异都造成了两性权利的不平等，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一套特定的思想在压迫妇女的同时赋予了妇女权利，宋代的妇女留在了内闱之中，公共领域得到了限制，但是又合法的成为家里内部的权威。

最后，作者对宋代婚姻中的经济因素分析不够全面。宋代是中国封建帝制阶段内政治生态的巅峰，但之前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以男性世界为主要表述的范畴内。毕竟历史风云变幻、兴衰罔替，是男性在主导，唯一牵扯到女性角度的，只有以前听过的一句评价“宋明多贤后”。但一段历史的构成、一个王朝的构建、一个社会的构筑，并非只有王侯将相，还得有贩夫走卒。婚姻在宋代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情感结合，更是家族之间的利益联盟。书中虽然提到了嫁妆、聘礼等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作用，但对于婚姻背后复杂的家族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缺乏深入挖掘。例如在高门士族之间的联姻，往往涉及家族的政治地位巩固、土地财产扩张以及社会人脉资源的整合。

而且在婚姻关系中，妇女往往成为家族利益交换的牺牲品。这本书的名字《内闱》，就是意味着一个女人的一生，从这一个院落转移去了另一个院落，从父到夫，两个院落的转移就是她们隐蔽、幽微的一生。蒙着盖头的一个转身，背后就是漫长的、只能看到院落里天空的一辈子。接下来她们还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关卡：作为贤内助，既要帮助丈夫应酬别的家庭，又要侍奉公婆舅姑，“洗手作羹汤，先遣小姑尝”；要主持家务；要侍奉好丈夫；要经历生育的生死难关；要面对丈夫的纳妾等等，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甚至这还是中上层的贵妇人阶层，要是下层的女性面临的可能是更悲惨的境地，被卖做妾、做婢。不忍细说。她们的婚姻选择更多地受到家族长辈的操控，而不是基于个人的意愿。书中对于这种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与妇女的被动性揭示不够深刻，未能充分展现宋代婚姻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性本质。

综上所述，《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虽然在宋代妇女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但由于其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婚姻关系分析以及研究方法等多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使得该书对宋代妇女生活的呈现存在偏差与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当汲取其经验教训，以更加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态度。

三、研究价值

首先，《内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纷繁复杂、充满变化的宋朝以及在其中生活的宋朝妇女。在社会变革方面，宋朝是漫长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如城市管理从封闭的里坊制过渡到开放的街巷制，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是程朱理学成长并占据统治地位，禁锢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北宋又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时代，孕育了诸多伟大的男性作家，但同时也有李清照这样伟大的女作家。在科举制度方面：延续唐朝科举制度并进行了重大改革，放宽了进士科的录取和招收，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还实行了糊名与誊录制度等，体现了对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的重视；而关于宋朝妇女，书中展现了作为妻子的她们要辅助丈夫，管理家庭事务；作为母亲的她们要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上层阶级还很重视女子教育，认为文化水平高的女性才能成为更好的母亲；而关于婚姻生活，婚姻受体制影响，一方面缠足开始流行，士人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另一方面妇女有了较大的财产权，如出嫁时可获得丰厚嫁妆且归自己支配；在社会地位上，虽然总体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在有限的环境下，依然会顽强地争取自身权益，在历史的大戏剧里扮演着被派定的角色，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命运。

其次，《内闱》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海外中国妇女的开山之作，将研究重点置于宋代妇女的婚姻生活。第一，补全研究视角，还原历史真相。从婚姻视角出发，探讨家庭生活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改变了以往多数研究以男性为中心，将女性作为附属的状况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传统历史研究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视角的缺失导致历史叙述不够全面完整。从女性婚姻视角出发能够挖掘出被忽视的女性人物、事件和经历，如在战争、政治等传统男性主导领域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家庭、教育等方面女性的贡献，从而更全面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挑战了传统认知：传统史学中存在对女性从属地位的片面认知和刻板印象，展现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多样性，重构女性在历史中的形象与地位，使人们对历史上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第二，丰富了研究方法。从婚姻视角研究女性历史，需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综合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推动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使历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和深入化；增强女性意识：关注女性在历史中的经历和地位，能够让女性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承，增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激励现代女性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女性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在当代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

第三，深化对社会的理解。女性的生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紧密相连，从婚姻视角研究宋朝女性历史可以揭示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历史演变的复杂过程，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为后世文学写作创造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伊佩霞教授将妇女史研究与整个大历史进程的理解相结合，揭示出宋代妇女生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让我们看到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参与和作用，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

四、总结

最后，在我看来贯穿本书的问题是变化。宋代妇女面临的形势是通过什么方式变化的，又如何解释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没有发生的变化。历史潮流与婚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变化促使宋代妇女的生活发生变化，而这些妇女在面对变化时并不只是被动的。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使妇女与我们理解的宋代广阔的历史变化结合起来。我们怎样理解缠足的普及，特别是它看起来发生于女人的财产权变得很强大的同时。对宋代理学的指控是否有几分道理。就这些历史转折，对女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的认知是否提出了新问题，这些变化都可以是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读书笔记且记录到此，但是这些思考还有无限向前延伸的空间。

“在我们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看起来不一样了。”这句话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撼动我心灵的一句话，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看到第一视角，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一个开始缠足的女孩的痛苦和骄傲，或者生养六个孩子的母亲的疲惫和希冀。但只要开始去追问，去看，去辨别叙事角度，就不要停下。看到女性、呼唤女性并非挑起对立，书写更多属于人类而并非性别的历史，是人权进步的必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