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巨大的人口规模，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可谓任务十分艰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分配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共同富裕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千百年来，“天下大同”的思想和共同富裕的愿望曾被多次提出。在我国已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应基于社会公众的更高需求，建设更高层次的“富裕社会”。①只有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分配失衡和发展失衡问题，才能持续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重要的发展问题。全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的发展目标，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②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不断完善多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促进多个层面的协调发展，不断提升分配均衡度和社会富裕度，才可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
在影响共同富裕的诸多法律制度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有关共同富裕的探讨虽有大量成果，但其基本理论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对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以及需要运用的基本手段等，尚有待深入挖掘。鉴于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展开解析，更有助于消除有关共同富裕的歧见或误解，增进基本共识，从而可进一步提炼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并用以指导和推动该领域的制度建设。
共同富裕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都有相关理论探讨。③鉴于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法律问题，且经济法的多种理论均与其密切相关，因此，从经济法学视角解析其基本理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运用既有的经济法理论(如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以及各类新型经济法理论(如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等)，会有助于厘清有关共同富裕的诸多重要问题，④由此构建的共同富裕基本理论，会更有助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具体完善。
为此，本文拟基于“目标—手段”、“价值—规范”的框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着重从经济法理论视角解析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问题。首先，在目标与价值层面，将分析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探讨推进共同富裕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应体现的重要价值；其次，在手段与规范层面，将分析如何通过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两类手段，运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与价值的实现。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解析，本文试图从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的视角，提炼共同富裕的相关基本理论，强调应将相关重要价值融入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推进分配制度的优化，依法促进各类主体的协调发展，⑤从而保障既能做大蛋糕，又能分好蛋糕，使各类主体在共存、共赢、共荣中，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二、共同富裕目标：经济法的“三基”解析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解决哪些基本问题、基本矛盾，遵循哪些基本原理?这是提炼共同富裕基本理论应回答的“三基”问题。由于经济法的调整，是通过协调政府和市场两大资源配置系统，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高度契合，因此，对上述“三基”问题，可以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展开解析。
(一)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经济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个失灵”对共同富裕同样具有直接的基础性影响，有必要将“两个失灵”作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分析其具体影响。
首先，市场失灵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直接影响。例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会损害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广大消费者权益；不同经济形态下大量存在的信息偏在问题，会妨碍相关主体经济权益的实现；内部成本外部化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会使社会公众承担更多的社会成本。⑥上述涉及秩序、权益、成本的诸多市场失灵问题，都直接影响大众福利和共同富裕。此外，分配不公、币值不稳等市场失灵问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更为重大，尤其需要着力解决。
基于上述市场失灵问题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应综合考虑其具体成因，切实加强公共物品供给，保障公平分配，处理好“市场分配”与“政府分配”的关系。鉴于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依据经济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
其次，政府失灵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推进共同富裕方面的职责，应运用经济法等多种法律制度，着力优化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解决影响公平分配的腐败寻租等问题，并不断提升政府的信息能力、发展能力、治理能力等，从而防止政府失灵，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尤为重要。为此，既应构建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又要确保政府全面履行其经济职能，以有效解决各类市场失灵问题，同时，还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负担。⑦上述方面都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此外，“两个失灵”还会直接导致分配失衡和发展失衡，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对于上述“两类失衡”问题，应结合其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法律化的均衡分配手段和协调发展手段，从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持续加以解决。
总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两个失灵”；而实现共同富裕迫切需要重点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两个失灵”导致的“两类失衡”。⑧解决“两类失衡”问题，需要协调运用均衡分配手段和协调发展手段，对此将在后面做具体探讨。
(二)实现共同富裕需解决的基本矛盾
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样需要解决上述基本矛盾。对此，可以在经济宪法和经济法层面加以解析。
首先，从经济宪法层面看，我国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据这一经济宪法条款，可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两个维度，解析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维度，应强调效率，重视个体营利性，保障和尊重每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鼓励勤劳致富，为此，我国曾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的维度，还要强调社会公益性，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能形成两极分化，为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更重视整体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从而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不断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⑨
其次，从经济法层面看，运用经济法推进共同富裕，应依据上述宪法规定，着力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基本矛盾。只有将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的发展目标的统一。为此，应切实保障个体营利性，使每类个体都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不断提升效率，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应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在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推动分配公平和更高层次的“整体富裕”。持续解决上述基本矛盾，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尤其需要加强经济法的调整。
此外，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有效兼顾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还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尊重和保护个体的营利性，不能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等、同样的富裕，它是差异化与均等化的动态、有机统一的过程，社会公众的富裕程度会长期存在差别。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公益性，应从社会整体立场看待发展问题，重视整体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切实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因此，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必须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把握好分配的差异度或均衡度，承认实现共同富裕应有的阶段性和差异性，⑩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总之，明晰并持续解决上述基本矛盾，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于强调个体营利性，会导致分配失衡和发展失衡，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集中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因此，必须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推动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分配差距，持续推动共同富裕。上述的基本矛盾与前述的基本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还要遵循相关基本原理并体现相关重要价值。
(三)实现共同富裕应遵循的基本原理
贯穿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差异性原理、经济性原理、规制性原理和均衡性原理等。实现共同富裕，同样应遵循上述基本原理，现分别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基于差异性原理，(11)面对普遍存在的分配差距以及富裕程度的差别，应结合导致上述差异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有针对性地实施经济法调整，以持续解决分配差距过大及其导致的分配失衡等突出问题，(12)并基于“差别原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适度予以倾斜性保护，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考虑到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应在再分配、三次分配环节加强分配调节，着力对初次分配环节加大调节力度，以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保持分配差距的适度性。上述各分配环节都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则，以尽量避免某些主体利用法律罅漏或采取非法行为获取财富，由此确立的“依法致富”原则，对于保障个体富裕和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并不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分配问题日益凸显，分配失衡尤为严重，非常有必要建立有效调节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形成良好的分配机制，并针对现实存在的分配差异，不断加强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以使各类主体的竞争机会、发展能力更加平等和均衡。(13)为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在给予弱势主体一定倾斜性保护的同时，尤其应使其获得更多公平竞争的条件和机会，提升其竞争能力，或如阿马蒂亚·森所主张，应持续提升其发展能力。(14)这对于超大人口规模条件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尤为重要。
依据差异性原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应考虑现实存在的分配差异，避免极化，也要反对通过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为此，应促进全民共同发展，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富裕程度，将差别与平等、差异化与均等化有机结合起来，持续推进分配正义的实现。对此，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等不同时期的学者，已有大量关于分配理论或正义理论的思考，可以作为进一步展开研讨的参考。(15)
其次，基于规制性原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针对现实存在的诸多分配差异，有效运用多种法律规制手段，将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有机结合，不断解决各类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导致的差异，这是“整体经济规制”与“具体分配调节”的基本逻辑。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对相关产业、区域，都应有效运用法律规制手段，以保障和促进其财富创造、财富积累，提升其财富分配能力。同时，在诸多法律规制手段中，应更多运用积极的鼓励和促进手段，不断提升个体的经济发展效率和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从而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提升全社会富裕水平，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再次，基于经济性原理，共同富裕需要有力的经济支撑，只有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有更高层次、更高水准的共同富裕。为此，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有效运用经济手段，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加强经济法的调整，真正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政府调制为辅助，使市场与政府两大资源配置系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各自发挥重要作用，才能通过“双手协调并用”，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协调配合，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更经济”地推进共同富裕。(16)
最后，基于均衡性原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通过经济法的有效规制，解决相关的差异性问题，使整体经济稳定运行、均衡发展；同时，要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权益，使各类主体的产权、财产、财富分配能依法得到应有的、均衡的保障。无论是收入、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还是因过于强调平均分配而形成的静态、僵化的分配趋同，都不符合均衡性原理的要求。该原理所强调的“均衡”，不是均等，而是要保持适度、动态的平衡，即有一定效率、保持一定动力、有利于发展的平衡。因此，推进共同富裕，应通过动态的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做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并由此实现分配正义和发展正义。(17)
可见，共同富裕与上述四个基本原理均密切相关。依循这些原理，要实现共同富裕，应基于现实存在的分配差异，着力排除影响分配的各类不合理、不公平因素，从而缓解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导致的分配失衡问题，为此，需要推动均衡分配，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尤其应运用经济法的各类规制手段，将鼓励、促进与限制、禁止等多种措施有机结合，持续优化分配结构，提升相关主体的分配能力，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总之，依据前述对基本问题，基本矛盾和基本原理的解析，实现共同富裕需解决突出的市场失灵问题，国家应在三大分配环节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均衡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推进共同富裕也需要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应针对政府之手的不足，不断完善有关分配与发展的体制机制。在从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18)都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应盲目、过度地进行政府干预。只有有效应对上述“两个失灵”问题和“两类失衡”问题，进一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并切实遵循和充分体现差异性原理、规制性原理、经济性原理和均衡性原理的要求，才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上述有关“三基”的解析，意在探寻有关共同富裕的理论共识，以进一步明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目标与手段，以及相应的价值与规范，这是提炼共同富裕基本理论的基础。
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及其经济法解析
基于经济法的价值论，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这“三对”价值至为重要，要有效解决影响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同样应体现上述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价值，以实现分配正义和发展正义。基于上述各类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可以进一步提炼共同富裕的价值论，并可在“价值—规范”的二元结构下，确立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制度。现对共同富裕应体现的“三对”重要价值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看，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为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基本矛盾，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并在两者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各类主体的共享发展。效率与公平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如果仅有公平而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普遍、持久的富裕，也难以提升公平分配的层次；如果仅有效率而没有公平，则一定是少数个体的富裕，难以实现全民的整体富裕。可见，上述两个方面都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只有兼顾效率和公平两类价值，不断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才能为共同富裕夯实经济基础；只有在提升效率的过程中，保持适度的公平，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并保障效率提升的可持续，从而建立美好的富裕社会。因此，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有机统一，既有助于实现个体致富的微观目标，也有助于保障全民的整体富裕，从而在效率与公平的良性互动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9)
上述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在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对于其他价值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各类政策和法律制度，都应充分体现这两类价值的兼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第二，从自由与秩序的角度看，共同富裕要以价值创造、财富积累为基础，而与此相关的创业、创新、创造都要以自由为前提。因此，必须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确保其有效行使经济自由权或经营自主权，使市场机制真正有效发挥作用，从而使全社会的财富积累不断增加，(20)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依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实现各尽所能，并各得其所。在“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经济自由框架下形成的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对于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有效积累社会财富尤为重要。但与此同时，各类主体的自由与活力，也离不开一定的规则及相应的秩序。只有在经济法治的框架下，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主体的自由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保障。(21)因此，既要通过大量法律规则，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保障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秩序，又要在确立具体法律规则时，为相关主体保留较大的自由空间，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不断提升经济效率的基础。
自由与秩序价值，同前述的效率与公平价值关联密切。其中，自由与效率、秩序与公平联系更为紧密。在各类价值的协调方面，既要保障创造财富的自由与效率，增进财富总量，又要保障分配的公平与秩序，使全民的富裕状况能够形成持续的“帕累托改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自由与秩序”或者“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第三，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看，各类主体的财产安全、财富安全、经济安全等多种“安全”，都应切实得到有效保障。面对国家出台的各类经济计划、经济政策或经济法律，每个独立个体都会关注其财产权是否受到影响。由于财产安全、财富安全以及与此相关的人身安全，事关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因此，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当然要全力予以保障。其中，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尤其是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对市场主体的财产安全或财富安全具有重大影响。
通过确立相关法律规则，建立经济法治体系，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财产安全和财富安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基础。如果缺少法治保障，共同富裕就会成为虚幻的目标。为此，应切实解决政府获取财产的合法性问题，防止其工作人员从事违法的攫取和剥夺行为，并基于“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念，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筑牢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财富基础。(22)同时，还应通过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和竞争法等经济法的调整，进一步在整体上保障国家的财政安全、税收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以形成国家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保障市场主体的财富安全。
例如，在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稳健的金融法制度有助于保障利率、汇率的基本稳定，防止市场主体的财富因不当的、频繁的制度变易而受到影响，从而保障其财富安全；同时，稳定的、可预期的竞争法制度，特别是反垄断法制度，对相关主体的财富安全也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23)此外，现代的财税法制度，对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关乎各类主体的财富安全。可见，上述经济法制度既会影响个体的财产和财富安全，也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
与上述安全价值相对应的是发展价值，应当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发展。共同富裕作为典型的发展问题，其推进当然要充分体现发展价值。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尤其要发挥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的作用，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促进各类主体展开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不断提升效率，创造更多财富，从而提升普遍富裕、共同富裕的水平。(24)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效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上述“三对”重要价值，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同样应充分体现，由此有助于辩证、系统地看待共同富裕的相关问题，避免对共同富裕的极端理解，进一步厘清共同富裕的价值论问题。为此，应基于上述各类价值，构建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并据此建立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
在有关共同富裕的各类制度中，只有全面融入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的价值，才能实现分配正义和发展正义。强化上述价值的引领，有助于保障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和法治建设的方向，从而可以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分配制度和发展制度，推进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持续实现。
四、共同富裕需要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
上述共同富裕目标与价值的实现，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基于“目标—手段”和“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有必要从分配与发展的视角，关注相关手段的运用，并由此提炼相关理论。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既是分配问题，(25)又是典型的发展问题，从经济法的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视角，有助于解析实现共同富裕需运用的多种手段；同时，结合共同富裕对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并构建具体的“均衡分配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
(一)共同富裕需要均衡分配
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始终是贯穿经济法学研究的一条重要主线或经脉，(26)其中，如何实现均衡分配一直备受关注。经济法制度作为推进均衡分配的重要手段，其有效运用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会影响均衡分配理论的提炼。
1.对均衡分配的多维解析
对于均衡分配，可以在分配主体和分配客体两个层面，分别从“共同”和“富裕”两个视角加以解析。
第一，在分配主体层面，对于共同富裕中的“共同”，需要做具体分析。首先，“共同”的“共”，强调主体的非单一性、非局部性，更关注其整体性，这与经济法重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是一致的。其次，共同的“同”，并非意指富裕程度的相同，而是强调各类主体富裕的方向或趋势的一致或趋同，以及在同一方向的致富过程中，要加强各类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协同。此外，“共同”的“同”，还强调在各类主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应保持适当的均衡，而不应扩大其间的“分配差异”。基于上述“共”与“同”的结合，应强调通过均衡分配的手段，实现各类主体财富分配方面的“整体均衡”，从而持续推进共同富裕，这是均衡分配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分配客体层面，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包括物质富足和精神丰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但解决物质富足问题具有基础地位，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先解决物质或经济层面的温饱问题，保障各类主体的生存权，才能进一步追求精神层面的丰裕。因此，要实现共同的“富裕”，更要关注作为分配客体的收入和财富，只有保障收入和财富的持续增加，确保有更大规模的可分配收入和财富，(27)才能不断提升共同富裕的水平，丰富共同富裕的内容。为此，应持续完善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积累的“包容性制度”，(28)构建有助于促进公平分配或均衡分配的法治体系，从而统筹经济增长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将分配的质与量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提炼均衡分配理论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2.促进均衡分配的经济法手段
通过均衡分配手段不断提升整体富裕的水平，并由此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需要加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类影响因素的协调，又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的配合。由于经济法制度能够通过确立相关分配规则，提升分配的均衡度，因而是促进均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例如，针对基尼系数过高，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许多国家都重视运用转移支付制度、所得税制度、财产税制度等经济法制度，在再分配环节推进分配公平，同时，也注重运用经济法制度解决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环节的不均衡问题。(29)各国普遍将经济法制度作为均衡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它有助于缓解分配失衡，从而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促进更有活力的财富创造，形成更加均衡的社会结构。
均衡分配与政府的分配收入、宏观调控和保障稳定这三大职能直接相关。以往人们主要关注分配收入对后两类职能的影响，但要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也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应有效运用经济法的各类手段，包括前述的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调控手段，以及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规制手段，并将上述各类手段有机结合。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法治化交织叠加的今天，加强经济法规制尤为重要，特别是依法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对相关市场主体网络竞争等行为的有效规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等，都有助于促进均衡分配，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3.均衡分配理论的提炼
上述对均衡分配的解析以及相关经济法手段的运用，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分配失衡问题。分配失衡主要体现为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导致的分配结构失衡。强调分配均衡，不是追求分配均等或财富分配数量上的平均(30)，而是意在缩小分配差距，防止分配不公。只有形成均衡分配的结构，才能有效实现整体分配制度的功能，推动整个分配系统的良性运行，使整个社会分配可持续，进而保障整体经济循环、社会运行可持续。基于均衡分配的重要性，有必要在共同富裕的分配理论层面，提炼具体的均衡分配理论。
提炼均衡分配理论，不仅有上述经济法制度实践的支撑，还有重要的宪法依据。我国宪法对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31)，决定了国家既要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又要不断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度，从而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持续推进均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具有突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保持分配结构的适度均衡和富裕程度的相对均衡，既是分配均衡的基本要求，也是分配均衡理论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均衡分配手段，持续解决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问题，防止分配结构失衡加剧，体现了前述四类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与均衡性原理的关联尤其紧密。结合相关原理和推进均衡分配的相关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均衡分配理论，尤其有助于丰富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
(二)共同富裕需要协调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是长期的发展目标，而现实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恰恰会严重阻碍整体富裕和共同富裕。为此，应运用各类协调发展的手段，实现保障和促进发展的目标，通过“在发展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不断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协调发展手段体现了协调手段与发展目标的紧密关联，其核心是“协调”。从经济法的发展理论看，运用协调发展手段推进共同富裕，尤其需要强化各类发展理念的引领，重点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并加强发展战略与发展制度的协调，从而保障相关主体的发展权和发展利益(32)。
首先，协调发展手段的运用，需强化各类发展理念的引领。推进共同富裕，要体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多种重要发展理念。上述理念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引领，与共同富裕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应体现的重要价值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各类发展理念对实现共同富裕均有重要影响。例如，基于创新发展理念，无论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还是制度创新等，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是增加可分配财富的重要支撑。因此，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依法保障上述各类创新，才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协调发展手段的运用，应重点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在各类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理念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协调发展不仅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前述的分配失衡问题，与我国的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直接相关(33)，为此，应基于协调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加强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协调，弥补不同区域、群体的发展不足，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上述各类发展理念，既各自独立又密切相关，应将“协调”贯穿其落实过程中，并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例如，第一，创新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协调发展的手段也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第二，永续发展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需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体现协调精神的永续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基础，共同富裕也难以持续；第三，开放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我国以往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涉及诸多利益的协调，目前更需要通过协调发展手段来推动“双循环”的相互促进，(34)从而不断增加社会财富，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第四，在共享发展方面，对收入和财富如何分配，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尤其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协调，建立共享机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后，协调发展手段的运用，还应加强发展战略与发展制度的协调。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旨在解决不同区域的发展失衡问题，(35)促进各类区域的共同富裕。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地方政府、区域内的市场主体等，都是享有经济发展权的重要主体，(36)对其经济发展权和发展利益，尤其应重点保护。为此，国家一方面通过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计划法、竞争法等多种经济法的制度安排，来确立和保障各类主体的经济发展权，从而形成了法律层面的“发展制度”；另一方面，国家还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发展战略与相关经济法制度的协调配合，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制度倾斜，以平衡不同区域的发展利益，从而在协调发展中体现实质公平，促进区域的共同富裕。加强发展战略与发展制度的协调，推进协调发展手段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对于保障区域的协调稳定发展，促进区域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37)
总之，协调发展手段的运用，需要在各类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着重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并加强发展战略与发展制度的协调，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据此可以进一步提炼共同富裕领域的“协调发展理论”，这与经济法领域的协调思想是内在一致的。(38)只有形成对各类发展理念的系统理解，并将其协调融入相关法治建设，才能构建“发展型法治”，(39)并不断推进均衡分配，缩小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的有机整合
上述的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两类重要手段，它们都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整体目标。基于这一共同目标，应强化上述两类手段的良性互动，既应通过协调发展手段的运用，推动均衡分配，又要通过不断提升均衡分配的层次，为协调发展创造更好的微观基础和宏观条件。为此，应加强两类手段的有机整合，明晰两类手段整合的重要制度基础、整合后形成的主要制度措施，以及相关措施实施的重点领域，并据此构建能够同时促进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
第一，整合两类手段的重要制度基础。整合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两类手段的重要制度基础，是经济宪法以及相关经济法制度。在经济宪法基础方面，(40)我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市场经济条款”，以及与该条款相关的各类经济条款，特别是有关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都是整合两类手段的重要制度基础，同时，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41)
此外，在经济法层面，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也是整合两类手段的重要制度基础。基于经济法实现两类手段的有机整合，更有助于保障各类主体的经济发展权，提升其发展能力，形成有效的发展机制，使所有主体共同勤劳致富、公平致富、依法致富，在财富积累机制方面形成“帕累托改进”，由此形成的均衡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更易于为各类主体所接受。因此，在经济法层面整合两类手段，更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
第二，整合两类手段的主要制度措施。能够整合上述两类手段的制度措施，主要是经济法措施。例如，财政法、税法领域的转移支付、所得税等制度措施，对再分配环节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制度措施既有助于促进均衡分配，也有助于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上述制度措施的整合和有效运用，不仅可以影响具体的财富分配结果，还能提升主体的长期发展能力，保障各类主体经济发展权的有效行使，使其拥有财富创造的能力和机会，从而可以持续、稳定地积累财富，为普遍富裕和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仅寄望于再分配或三次分配，还要有效提升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机会，使其能够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在初次分配阶段广泛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这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
整合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两类手段，需要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使市场机制在财富创造和个体发展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使政府在均衡财富分配和促进协调发展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应在制度规范层面，针对妨碍共同富裕的相关因素，加强经济法的有效调整，解决好影响共同富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并确立促进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所有主体既能在致富方面有足够的动力，又能获得相应的法治保障。
第三，相关制度措施实施的重点领域。整合两类手段形成的经济法措施，应重点运用于三大分配环节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例如，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对分配的重要影响，应协调各类要素的相关立法，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42)使各类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更加均衡合理；同时，对三大分配环节涉及的各类法律制度亦应加以协调，并充分运用经济法措施进行逆向调整，以促进均衡分配，实现实质公平和分配正义。此外，还应充分发挥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的作用，保障各类主体经济发展权的有效行使，提升其发展能力，推进城乡、区域、行业的协调发展，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不同地域居民的均衡分配，保障各类主体在发展中积累财富，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上述重点领域的确立，与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直接相关。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靠全体人民推动的，发展成果当然应当由全体人民共享，而不应只由少数人享有。从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角度，应通过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两类手段的整合并用，有效解决分配问题和发展问题，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不仅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良性运行，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总之，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两类重要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解决影响共同富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体现相关重要价值。因此，应基于前述各类重要价值的引领，在制度规范层面，确立有助于推进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的各类具体制度，加强两类手段在制度层面的有机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深化共同富裕基本理论的研究。
结论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重要目标，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应从多个维度加以解析，不仅要阐释其核心内涵，明晰其实现路径，还应在此基础上提炼相关基本理论，从而有效指导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
由于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既是分配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而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43)尤其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基于“目标—手段”“价值—规范”的框架，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解析共同富裕问题，更有助于弥补共同富裕基本理论构建的不足。其中，在目标与价值层面，应持续解决“两个失灵”和“两类失衡”问题，以及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遵循差异性、经济性、规范性和均衡性的原理，全面体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重要价值，从而实现分配正义、发展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此外，基于上述的目标与价值，在手段与规范层面，应综合运用均衡分配与协调发展两类手段，加强相关制度整合，持续解决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及其导致的分配失衡等问题，推进城乡、区域、行业等多个维度的协调发展，这是实现整体富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上述从目标到手段，从价值到规范的理论解析，有助于揭示共同富裕的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层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同时，结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或手段，进一步提炼均衡分配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也有助于丰富共同富裕的相关基本理论。相信学界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深入探讨，会大大增进对共同富裕的系统理解，并推进其相关制度建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共同富裕，许多领域的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对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也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44)由此也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法的理论发展。其中，经济法的既有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等新型理论，都将随着共同富裕的推进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45)因此，在提炼共同富裕基本理论的同时，还要结合推进共同富裕给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带来的新素材、新需求和新契机，不断回应时代发展产生的新问题。这对于经济法学、社会法学以及发展法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国家的整体法治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
来源：《当代法学》(长春)2024年第1期 第57-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