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州浮屠为其徒诬告祝诅不道，武后怒，命按诛之。怀古得其枉，为后申析。不听。因曰：“陛下法与天下画一，岂使臣杀无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状，臣何情宽之？”后意解，得不诛。
——《新唐书·循吏传·裴怀古传》

　　解析：坚持适法统一，实现同案同判
　　裴怀古是唐朝的监察御史，他曾处理过一起“和尚对武后大不敬”案件，武后交给裴怀古办理这个案件时，怒气冲天，命令立即处决。裴怀古却没有如此草草了事，反而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释放了被诬告的和尚，并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法与天下画一”。“法与天下画一”，顾名思义，就是说国家的法律对天下人应当一视同仁，不因个人喜好、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韩非子就曾说过“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就是说，执法应当一视同仁，不分贫富贵贱、不论官职大小，所有人都受到法律所施的平等奖赏和惩罚。无论是“法与天下画一”“法不阿贵”，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不能因触犯权贵得到不公的审判，也不能因地位高贵而享有特权。落到实处，具体到司法层面，就是要坚持适法统一理念，做到同案同判。适法统一是因，同案同判是果，同案同判是“法与天下画一”的外在表现，也是应当达到的效果。
　　1.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在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涵之一。宪法的规定从立法层面保证了每个个体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法律如何做到人人平等，则需要借助于司法。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平等是人民群众可以直接看见、直观感受到的平等。让人民群众能够普遍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最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坚持适法统一理念，做到同案同判。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司法裁量更加统一，有利于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同案同判蕴含着平等观，与我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公平道德追求。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同案同判就是平等、公平正义的化身。同案同判是司法实践中让人们最能感同身受的平等观的具象化，是一种朴素的公平理念，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念，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最终目的是树立并传递司法公正的价值。
　　2.同案同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路径
　　同案同判承载着丰富的道德价值，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一直以来，同案同判被视为司法公正的良好代言人。人们可以通过相同案件的相同判决，去感受法律的公平、公正，反之，则会降低信任、损害司法权威。适法不统一，同案不同判，没有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在实现上就会打折扣，也会降低司法公信力；适法统一，同案同判，符合人们对于法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司法预期，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法官在裁判时没有偏袒与歧视，没有滥用司法权，自然而然，司法公信力就会提升，同时，也会提升人们对于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自觉尊崇法律，服从法律。
　　3.同案同判需处理好技术与情理的关系
　　司法是法官经过不断论证以及反复的价值衡量，将抽象的法律规则运用于具体个案的过程，法律规则不可能事无巨细，个案之间也千差万别，不断论证、反复价值衡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自由裁量的过程。同案同判，要求法官在案件中秉持相同的原则，严谨准确地将涉案证据查证属实，摒弃个人的主观偏好，保证裁判结果与法律规则的内在一致性，使案件即便由不同法官承办也会以相同的标准实现公平正义。同案同判，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通过类案检索和案例指导制度，实现同类案件拥有刑责相适应的裁判结果，以维护裁判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预期性，使裁判结果更具公信力和警示性。由此，会出现同案同判目标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博弈与平衡。这两者本质上并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的公正。同案同判是适法统一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扭曲案件之后强求的结果。适法统一有一定的技术性，而案件处理则是情理法相融合的过程。故而，同案同判不是更简单了，而是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兼具技术与情理，在法律解释、司法推理的过程中，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导向，司法技术与情理相结合，使案件处理发挥最大的功效，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