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哲学家金岳霖说：“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这一段话其实表达了本书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道”，故而中国学人是以探究道、践行“道”为学术的最终目标。其二，金岳霖是湖南学者，他这一段话引自《论道》，恰好写于湘学的重要渊源之地——南岳，这就表明《论道》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厚的湘学传统和湖湘文化背景。由此可见，金岳霖的上述思想既深入到中国文化之道脉，又涉及湘学之学统。本书正是以《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为书名，本书的初步设想，就是通过湘学形成、演变的千年学术历程，考察湖湘地域性学统与中国文化道脉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进一步意识到，这一个课题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中华大地一代代学者原道的精神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之道的建构与传承历程。“原道”之“原”是动词，其意就是探究、穷索。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道”是“最崇高的概念”，探究、穷索这一崇高的理念“道”，也就是中国学人思考宇宙的终 极存在与人生的终极意义。所以，寻道、识道的精神历程，往往 称之为原道、求道、知道；寻道、识道的精神成果，也往往称之为道学、道脉、道统。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有无数以 “道”为宗旨的论著，同样也有无数以“原道”为使命的论著。为了阐明中国传统“原道”的学术宗旨，这里特别引论两篇以《原道》为名的论著。
第一篇是《淮南子·原道训》。汉初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著有《淮南子》一书，其书的首篇就是以“原道”命名。《淮南子》的思想主旨是黄老之学，作者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其他诸家学派之长，为汉初的无为之治提供天道论的依据。所以《淮南子·原道训》继承了先秦道家探究、穷索“道”的精神，他们主张通过“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就能够从宇宙本源处为人类法则找到最终依据。《原道训》开篇即说：“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作者探究、穷索的这一个“道”，就是宇宙本根之道，它产生万物而又无形无象，并无处不在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它高不可际，又深不可测，一切人为的聪明、才智、品行的途径和手段，均不能够得道与行道。《淮南子·原道训》希望为政者能够遵循此宇宙之道，作者指出：“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作者希望人主能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就是对最高宇宙之道的遵循。可见，《淮南子·原道训》所探究、穷索的终极存在之道，其实就是宇宙自然之道，也就是天道。
第二篇是唐代韩愈的《原道》。如果说《淮南子》的“原道”所探究、穷索的“道”是道家的宇宙之道、自然之道的话，韩愈的“原道”所探究、穷索的“道”则是儒家的人文之道、仁义之道。从魏晋到隋唐，佛老之学对国家、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两汉时期居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学受到严重挑战。从唐中叶到两宋时期，思想界兴起一个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是推动儒学复兴的第一人，而他的《原道》也是呼唤儒学之道复兴的先声。韩愈在其《原道》开篇即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如果说刘安的“原道”将对“道”的探究、穷索，引入到一个“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宇宙自然之道的话，韩愈则将人文之道落实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是士农工贾、礼乐刑政的华夏文明之道。正如韩愈《原道》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由此可见，韩愈从文化主体性意识出发，关注的是华夏文明的人文精神之道，中国人现实生活之道。韩愈的“原道”所探究、穷索的是终极意义的人文之道，也就是具有文明自觉的文化主体性之道。
古代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历史和学术传统，而“原道”确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漫长思想历程和学术演化中，“原道”的思想探究与学术思考在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发展，体现了从上古、中古到近古时期学人精神探索、学术发展的丰富历程。上述《淮南子·原道训》与韩愈的《原道》，应该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两篇“原道”之文。如果比较一下二者思想旨趣，会发现它们的明显差异：《淮南子·原道训》是道家的代表性著作，表达出对自然性天道的强烈关注；韩愈的《原道训》是儒家代表性著作，表达出对人文性人道的 特别推崇。《淮南子》的《原道训》与韩愈的《原道》各有自己的学派立场和价值取向，但是各执一端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华夏文明的精神丰富性，不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文化之道，故而也就不能满足唐宋以后的传统中国对“道”更高、更深、更新的精神需求。中国人既需要一种维系自己家国秩序的人文之道，也需要一种维系天地秩序的自然之道，还需要一种将自己的人文之道与自然之道整合起来的天人之道。《淮南子·原道训》探究、穷索的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这一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道”不能作为解决中华文明家国秩序的终极依据，不能够安顿中国人的精神情感。韩愈的《原道》探究、穷索的是中华人文之道、社会生活之道，这一具有中华文明家国秩序意义的 “道”，却缺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天道依据，即一个具有理性化哲学的终极存在依据。尽管后来的道学史叙述，往往会追 溯到韩愈的《原道》，但是作为道学奠基人的二程却对韩愈颇有 微词：“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 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韩愈不能够将仁义之道与宇宙之道统一起来，故而讲出“道与德为虚位”的“乱说”。
所以，致力于将天之道与人之道、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统合起来，就成为两宋时期中华文化复兴、儒学重建的历史使命。宋代儒学的学术成就就是将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也即是天之道与人之道统合起来，建立了二者结合的“道学”。宋儒还基于这一天之道与人之道紧密结合的道学体系，将那些能够建构、传承这一道学体系者，纳入中华学术正统的“道统”谱系，建构了一个影响千年的道统论。宋代理学所要建构的是自然法则和人文法则统一的学术体系，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宇宙与人生的基本态度，表达了中国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追求。所以，宋代理学产生后，就能够逐渐成为两宋以后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不仅成为宋元明清的思想主流，也成为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核心思想，延续近千年之久。
本书以《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为题，为什么要将一个如此重大的题目，置于一个湘学的地域学术史的框架之中？当然，首要的前提条件是湘学人物对中华文化之道探索的不懈学术努力和丰富精神历程，为中华文化之道的重建、传承、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我们相信，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深厚思想底蕴和学术深度的地域文化，这种思想底蕴和学术深度的依据就是湘学学统中一以贯之的中华道统。湘学兴起于两宋时期，一方面是一种早期儒学人文思潮复兴的思想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探索天人合一终极依据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理学奠基和湘学兴起几乎是同步，理学奠基于北宋，集大成于南宋，传承发展于明清时期，而湖南成为这几个重要阶段的学术重镇。从北宋开始，湖湘之地成为复兴、重建中华文化之道的学术基地，湘学学人成为他们那个时代道学建构的开拓者和倡扬者。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到胡宏、张栻的性论、天理论，再到王夫之的道器论、人性论、历史论，无不体现出湘学学统对中华文化道脉的历史传承与学术创新。晚清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化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湘学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崛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近代化演进的典范。近代湖湘知识群体一方面主动学习、引进外来体现现代化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坚守中国文化的天人之道，坚守中华文化那些具有恒常性意义的价值体系，以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那些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志士仁人，往往是胸怀民族主义的家国情怀、立志大同之道的优秀湖湘学人。他们致力于中华文明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那些在近代史上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开创文化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先驱人物，均有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这一种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道的深刻体认基础之上。从魏源到曾国藩，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他们无不是关于新的中华文化之道的开拓者和建构者。近代湖南涌现出了更多对中国思想学术的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学人，他们从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关注近代中国，同时，他们仍然将文化精神的依托——“道”的问题，作为首要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地域性“湘学”不再是主要学术形态。但是，由于湘学学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许多优秀的湘人仍然在探究、穷索中国文化之道，并且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历史影响。为了说明湘学学统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探讨近现代湖湘文化的卓越思想贡献，本书选取了金岳霖的道形而上学、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湖湘地区思想学术的代表。这些专门章节的论述，或许能够引发读者更多的思想观察与学术思考。
由此可见，本书着重研究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的关系，明显地具有多重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
其一，研究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可以鲜明地展示湘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成就。湘学也和其他的地方学术如浙学、闽学、蜀学、赣学一样，只是一个区域的学术传统和地方知识。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是从地域性与特殊性来考察湘学传统，还应该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湘学学统。由于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道论往往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学术传统中的最核心部分，故而挖掘湘学学统中的中华道统，就能够在区域学术传统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湘学的精神追求与理论贡献，能在源远流长的湘学发展脉络中寻求那些千年一贯的精神传统，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展示这种地方学术史中的中华文化传统意义。
其二，研究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可以深入思考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历史上一度有一个错误看法：中国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批判、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其实，如果深入考察湘学的近代变迁，会发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一直坚持将中国文化传统与引进外来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故而使得这一过程最终体现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中国现代化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一精神动力恰恰存在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只有从这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精神出发，才能真正发现中国现代化动力的文化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之道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近代湘学学者就是一批怀有救国救民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内心一直怀有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天下有道、大同理想的精神追求，而最终实现中华文化之道。湘学学者既在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致力于中华文化之道的传承和变革。
其三，研究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可以挖掘湘学传统中的全球性普遍价值，可以使我们在湘学这一地方知识中探求人类普遍性价值。由于中国文化之道的哲学内涵包括了宇宙法则、社会理想、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深入探讨湘学传统与中华道统的关系，能够更加全面地挖掘出湘学的地方知识与中华文化之道的密切关系。笔者曾经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于岳麓书院讲学，他说：“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一种地方知识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知识，也就是说地方知识的全球意义问题。……在这个地方（指岳麓书院——引者注）所发展的具有长沙特色、湖南特色的这种地方知识，不仅从全国来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国际的意义，所以它是一种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由于中华文化之道具有化解人类现代化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心灵与肉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之道的复兴与重建，会给人类的现代生活带来更多的重要的积极意义。而湘学学统具有丰富的道学资源，也许会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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