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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宝芝:对话式教育:弗莱雷与桑德尔的理论及实践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2-09-11 21:03  点击:3625

考察各种层次的课堂教学, 我们总是会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象:教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学生则托腮聆听并不时地奋笔疾书。可是, 忙于将所谓的“知识”填塞给学生的教师, 以及同样忙于将这样的“知识”填塞进自己大脑的学生, 是否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样的教育方式, 师生双方能从中收获到什么?

著名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1921—1997年) 将那种“教师一味地讲解、学生耐心倾听”的传统教育模式称为“储存式”教育。“学生是保管人, 教师是储户。教师不是去交流, 而是发表公报, 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1] 储存式教育的潜在前提是, 教师必定知识渊博甚至无所不知, 而学生则一无所知, 是需要被训导、调整的对象。故此, 这种教育模式的目标就是由教师将学生这一原本“空空的容器”、“一无所有的户头”填满;而越是愿意、顺从地被填满的学生就越是好学生。

对于储存式教育的弊端, 弗莱雷尖锐地指出, 教师从不会考虑学生的具体生活环境而有针对性地将授课内容加以改造, 其授课内容往往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而且, 教师总是使用些冠冕堂皇的言辞, 但却不引导学生进行辩证思考, 学生只知道某某“是什么”, 却并不理解某某“意味着什么”。尤其恶劣的是, 储存式教育虽然能让学生有机会获得或整理知识, 但是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的权利, 麻痹和抑制了创造力, 最终导致因缺乏创造力、缺乏改革精神而被淘汰出局。学生们在整个教育过程被逐步“驯化”成与现存制度、现存文化相一致的成员, 但是却因此而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1] 有鉴于此, 弗莱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解放教育观, 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话式教育理论 (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提问式教育”) 。他认为, 文化是社会中人类的行为和结果, 是普通人每天所做的事, 是他们言行举止的方式。每个人都拥有并创造着文化, 而不仅仅是那些美学专家或精英人物的专利。因此, 教师的任务不是驯化受教者, 而是解放受教者, 让他们觉悟到自己是在创造文化, 是文化的主人。[2] 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培养受教者的批判意识。对于个人而言, 批判意识是他觉悟到自我文化价值之后的另一个人生“必需品”。只有在个人发展出批判意识之后, 才能够看到进行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自己能够改造周围环境的能力, 也能够把周围的环境与社会上更大的权力背景联系起来。[3] 如何才能使教育实现上述目标?毫无疑问, 储存式教育只会导致南辕北辙, 所以必须彻底摒弃, 而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教学方式实施, 弗莱雷将之命名为“对话式”教育。即在师生双方平等地提问、对话、讨论中共同完成学习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都是教育的主体, 是合作伙伴。他们将“一起努力, 进行批判性思考, 追求双方的人性化”[1] 。

对话式教育应该显现出怎样的课堂效果?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开设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不失为一个典型范本, 近乎完美地呈现出弗莱雷笔下的对话式课堂应有的景象。

(一) 课堂就是学生的人生训练场

在储存式教育中, 教师讲授的内容往往与学生的生活现实相距甚远, 或者与产生这种内容并能赋予其重要意义的整体背景相脱节。在对话式教育中, 教师将立足于“此时此地”的人与事, 将人们目前的处境作为教学和认知的对象。弗莱雷认为, “真正的思考, 是对现实的思考”。“真正的反思考虑的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没有人的世界, 而是与世界有关的人。”[1]

什么样的内容才是“此时此地的人和事”呢?桑德尔在《公正》课中所选用的教学素材生动地做出了诠释。《公正》课的内容涵盖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绝对道德主义等政治哲学理论, 以及包括边沁、洛克、密尔、康德等诸多政治哲学大家的主要思想。在这样一个纯政治理论课堂上, 桑德尔从不会仅就抽象的理论学说展开长篇大论, 更多的时候是在声情并茂地“讲故事”, 然后与学生就故事的内容进行热烈讨论。比如, 《公正》第二课时的主题是“功利主义哲学”, 桑德尔对边沁功利主义的阐述只有短短2分钟, 随后却用了5分钟的时间 (《公正》每课时在25分钟左右) 详细叙述了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达德利、史蒂芬森谋杀案”。然后, 用了14分钟与学生进行提问、讨论, 最后的4分钟被用来总结学生的观点。在《公正》的整个课程教学中, 类似的课时安排并非个案, “讲故事”其实是桑德尔的重要教学手段。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故事贯穿课程始终, 从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成本计算事件、福特公司平托汽车瑕疵案, 到代孕合同纠纷案、谢丽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等等。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是:曾经真实发生且引发过广泛关注。桑德尔之所以如此选用教学素材, 是要激发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 但更重要的是, 他希望《公正》课可以成为学生的人生训练场而非仅仅是课堂。桑德尔认为, 政治哲学就像是一个个故事, 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故事, 在未来还会再次重现。因此, 人们其实就生活在这些故事所引发问题的答案当中。桑德尔要借这些故事达到的最终目的是, 为学生提供参与有关国家公共政策以及国家法律的议题的机会, 从而让他们通过课堂就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当中, 以在将来能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感的公民。他希望能通过该课程, 让学生面对真正的世界, 而非遥远的政治哲学理论。

(二) 师生间平等地进行对话

在储存式教育中, 师生之间呈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关系, 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化身, 学生们也接受自己无知的说法, 耐心地全盘接受来自于教师的知识传输。但是, 对话式教育理论认为, 教师不应当是存储者、发号施令者或者驯化者, 而是与学生平等的共同学习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学习, 不是信息的传递, 而是共同对世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在桑德尔的《公正》课上, 观者看到的正是师生共同探索的场景。桑德尔组织了大小规模不一的主题讨论, 但从不居高临下地向学生抛出任何所谓“结论”, 也从未将哪一家理论树立为“唯一正确”, 更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列为“标准答案”。他所做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抛出问题, 然后与学生一起讨论。在与学生的讨论中, 他与学生处于完全平等的相互交流的地位, 有时聆听, 有时质疑, 有时应答来自学生的质疑甚至驳斥。在《公正》的整个课堂上, 有提问, 有应答, 有质疑, 有回应, 就是没有最后的结论。正如桑德尔在课程的最后一讲所总结的:“整个学期我们都在对话, 我们阐释自己的观点、回应他人的质疑、听取他人的意见, 有时也修正自己的观点。我们彼此陈述和倾听。”

在《公正》课上, 桑德尔不断地向学生发问或者追问, 他不知道学生们将给出怎样的回答, 但他让我们看到了教师在课堂上的另一种职责:在教师和学生以及课程之间牵线搭桥, 在彼此之间形成对话, 并以对话内容完善课程, 然后再呈现给课堂。正是因为桑德尔将学生视为教学主体的另一半而不断地汲取彼此之间共同的思考成果, 所以才会有《公正》课历经30年的不断成长。桑德尔在其以《公正》课为蓝本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后记中写道:“我首先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参加‘公正’这一课程的几千名本科生。我希望, 这本书的精神体现出了他们对公正问题的积极参与。我也感激那些帮助我教授这门课的几百名研究生以及法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每周例会上所提出的那些深刻尖锐的问题, 不仅使我时刻保持警觉, 同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们带给学生们的那些哲学主题。”[4]

(三) 教师充分尊重学生并鼓励提问和质疑

弗莱雷认为, 若缺乏对人的挚爱, 对话就不能存在, 爱是对话的基础, 也体现在对话本身当中。[1] 在《公正》的课堂上, 我们很容易发现桑德尔对学生的爱, 但这种爱不是表现为对学生的嘘寒问暖, 而是表现为充分的尊重。

在《公正》的课堂上, 学生发言是主要环节, 无论发言长短, 桑德尔都会询问学生的名字。纵使是成百上千人的超大课堂, 纵使是在出访的异国高校的讲堂上, 他依然会一一询问发言者的名字。于是, 在《公正》的课堂上, 人们除了认识桑德尔教授, 也知道了几乎所有曾经发表过言论的学生, 诸如凯特、埃里克斯、朱丽叶等等。桑德尔的这一举动让学生们感受到, 自己对于教师甚至整个课堂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种自我认同又进一步激发了参与对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桑德尔对学生的尊重不仅体现在这样一种简单形式上, 更体现在对学生自尊的不动声色的保护中。同所有的课堂一样, 在《公正》课堂上也有个别学生“发糗”的时候。例如, 在第23课时, 学生们讨论“同性婚姻”主题时, 女生汉娜向男生马克发出了一个单刀直入涉及个人隐私的逼问, 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马克也颇觉尴尬。对于这一突发情景, 桑德尔立即首先告知马克:“对这个问题, 你不用回答”, 以缓解他的情绪。对于讲台下那些大笑、鼓掌甚至吹口哨的不那么善意的起哄者, 桑德尔没有半点怒色, 他依然保持着微笑, 但却非常明确地说:“整个学期我们都进展得很顺利,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深入讨论了许多其他高校学生不可能讨论的问题。”对于导致这一突发情景的“责任人”汉娜, 桑德尔也没有任何批评, 他先肯定了汉娜的发言:“你的观点非常尖锐有力”, 但随即以建议的语气说:“你可以把它 (指汉娜向马克的提问) 用一般化的论点陈述出来, 而不要用针对他人的疑问句式。”于是, 汉娜重新用第三人称、陈述句式阐述了自己对马克观点的质疑及其理由, 之后讨论继续进行。只用了短短两分钟, 桑德尔就让学生们又迅速回到讨论的议题当中, 化解了一场“意外纷争”。

学生发表见解是《公正》课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在学生们的发言当中, 有的层次清楚、表述准确, 但也有的词不达意、逻辑混乱, 甚至答非所问, 但没有一个学生因此而感到羞愧。桑德尔从不会打断他们, 更不会明确指出其中的错误。他总是在学生发言结束后先对其中正确的部分予以肯定, 然后再将某些不当表述加以补充、调整或修正, 以使之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这样, 既帮助发言者理清了思路, 也有助于其他学生清楚地理解发言者的主旨。

在储存式教育中, 教师也会向学生提问并组织学生讨论, 但这通常仅作为一种活跃课堂气氛的点缀和装饰, 或者是教师用以验证讲授命题的材料。在《公正》课堂上, 桑德尔不仅将一个又一个问题抛向学生, 更不断地鼓励学生之间彼此提问。每当一个学生发表观点之后, 他总是会问:“谁要向他 (她) 提问?”或者“谁还有其他看法?”抑或“谁来回应他 (她) 的观点?”在他的鼓励与引导之下, 《公正》的课堂呈现给观者一个又一个热烈而有序的主题辩论会, 有的主题讨论竟然有多达十名学生参与发言。在学生们的发言中, 大多为提问或质疑而少有附和称是。学生质疑的对象不仅有桑德尔本人、发表观点的学生, 甚至包括边沁、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经典“大家”。

桑德尔希望学生们能借此学会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正如他在《公正》第二课时结束时所说的:“这个课堂是认识自我的一种训练——它将使你们发现自己曾经认为已经熟悉的甚至熟视无睹的事物变得不再熟悉, 而这并非因其提供了某些新信息, 它仅仅是引导着你们以新的方式看待这些事物;它也将在以后不断地搅动着你们的心绪, 让你们不能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家弗莱雷与活跃于哈佛大学讲台的教授桑德尔, 或许在现实中并未有过交集, 但他们却秉承着共同的教育理念, 并以自己的教育实践生动、透彻地展现出所谓“教育”的真谛:教育是使人觉悟从而认知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价值;教育是使人学会提问和质疑从而逐步生成批判意识;教育是使人学会观察和对话从而让自己和他人一起去揭示这个世界。概而言之,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自己和他人, 同时也是为了改造世界。弗莱雷以其“解放教育观”和“对话式教育”理论获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 被誉为“拉美的杜威”, 其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1969年) 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 仅英文版就发行了75万多册。在哈佛大学课堂上成功实践了对话式教育的桑德尔教授, 则从学生那里获得了最为直接的、真挚的认同。《公正》课从1980年开讲, 至今已被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 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该课被哈佛大学作为第一批网络公开课登上因特网之后, 很快就成为点击的热门课程之一。在《公正》网络课的最后一个课时, 我们看到, 当桑德尔完成最后的总结性阐述向学生们微笑着挥手致意时, 一千多名学生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 向他报以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对桑德尔教授的尊敬、挚爱与感谢, 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来源:教育评论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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