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 自由主义的鼻祖。整个现代社会则被认为是一个去魅化的世界, 一个解神话的世界。我们在接受西方近代哲学, 尤其是政治哲学时, 总是从这个完全世俗化的角度去理解。“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成了我们接受西方思想的过滤器, 宗教似乎完全被排斥在这种政治哲学的图景之外。即便那时有一些思想家表现出浓厚的自然神论思想, 也只被认为是通向无神论的一个桥梁。事实上, 思想自身远要比这种提纲挈领式的理解来得复杂。在西方近代, 宗教问题始终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切, 宗教思想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可以从这些思想家的视域中抹去。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近代的意义上达成宗教与政治的和谐, 为此近代政治哲学家们做了非凡的努力, 洛克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代表。因此, 在研究洛克思想时, 非常值得探究其政治哲学的神学维度, 那是被我们忽视却是真实存在的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持神圣和超越的空间, 从而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撑。就洛克本人的学说来看, 有几条线索可以切入:其一, 洛克本人认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在与敌对者争论中强调他的学说是有益于宗教的
—、 理性与信仰
洛克在《政府论》 (下篇) 中强调, 他的政治哲学是以理性为基础
在《人类理解论》第四卷中, 洛克在考察人类知识的范围时, 区分了三种命题, 分别是“合乎理性”、“超乎理性”和“反乎理性”的命题。他认为:“ (一) 合乎理性的各种命题, 我们可以凭考察自己底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来发现它们底真理, 并且可以借自然的演绎知道它们是正确的, 或可靠的。 (二) 超乎理性的各种命题, 我们并不能凭理性由那些原则推知它们底真理或概然性。 (三) 反乎理性的各种命题, 是与我们那些清晰而明白的观念相冲突、相矛盾的。”若以此标准来检视基督教的教义, 洛克相信:“上帝存在是合乎理性的;不止一个上帝是违反理性的;死者复活是高于理性的。”[1—p686, Ⅱ, p412]可以说, 这样一种理性观在洛克看来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完全可以融洽的。
在此基础上, 洛克进一步界定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人心由各观念所演绎出的各种命题的确实性或概然性, 信仰则是根据说教者的信用, 而对命题所给予的一种“坚定的同意”, 是以特殊的传达方式由上帝而来的[1—p689, Ⅱ, p416]。洛克认为按世俗的意见, 理性和信仰是如此的对立以致于相互反对。在他看来, 信仰和理性不论怎样相反和对立, 信仰归根到底是人心的一种“坚定的同意”。而所谓“坚定的同意”, 只有依据坚实的理由 (reason) 才能实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的理由就来信仰, 就会趋向自己的幻想, 而不是寻找真理。信仰不仅需要理由, 而且需要分辩的能力, 这也得拜上帝所赐的理性能力。所以, 洛克认为理性与启示并不矛盾, 启示尽管可以高于我们的理性认识, 但决不违反我们的理性, 这是自然神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论调。
与理性和启示的一致相反, 洛克把“狂热” (enthusiasm) 理解为与理性和启示相对立的一种“赞同的根据”。狂热“排挤了理性和启示, 代之以……人自己头脑中的毫无根据的幻想……”, “狂热”在本无启示的地方, 虚妄地建立启示[1—p698, Ⅱ, p430]。世人往往误把狂热当信仰, 但是狂热并“不曾建立在理性或神圣的启示上, 而是由兴奋的或傲慢的脑中的幻想来的, 因此, 它只要一立住脚, 它就比理性和信仰还更能影响人底信念和行动。”[1—p699, Ⅱ, p432]而人的行为特征总是最为急迫地、盲目地服从自己的冲动。洛克进一步分析人们深陷于“狂热”的原因就在于满足于“懒散、无知和虚荣”的心理, 而且狂热要比理性艰难的分析来得容易, 也更容易建立权威来推动人的行动。但这种貌似启示的“狂热”终究只是一种幻想而必须予以摒弃。
我们看到, 在信仰、启示这些关乎基督教的基本问题上, 洛克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理性
二、 信仰与权力
洛克不仅分析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在理性的基础上, 他还进一步梳理了信仰和权力的关系。洛克认为, 权力是外在的, 关乎的是公民的利益;而信仰是内在的, 追求的是永生。两者的运作根本不同, 两个领域相互独立, 互不干涉。权力不能干涉内心的信仰问题。这一原则是洛克“宽容论”的基石, 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
与《政府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一致,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强调, 国家的起源和职责就在于维护公民的利益, 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因此行政长官的权力只能涉及公共领域内公民权利的部分, 不能以任何方式扩及到灵魂拯救的领域。洛克坚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神学式的, 即在灵魂拯救的问题上, 上帝从未把高于他人的权威赐予任何人。因此必须尊重上帝的这个意愿。洛克认为:“掌管灵魂的事不可能属于民事官长, 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外部力量, 而纯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则存在于心灵内部的信仰, 舍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上帝所接受。”[2—p6]洛克认为, 信仰问题只在于内在的信心, 只要我在内心中没能充分相信, 那我就不可能放心地跟着别人走, 无论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只要违反良心的指示, 那就不可能使我进入幸福的圣所[2—p23]。洛克特别强调信仰的内在性, 及其与良知的关系, 而这一切与外在的权力格格不入。
“宽容论”是洛克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但根本而言, 这却是一个神学政治的问题。
首先, 自路德宗教改革以来, 关于人的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已经成为新教神学的一个基本教义。
其次, 在信仰与权力的关系中, 洛克认为, 权力不能干涉信仰, 是基于理性自身的性质, 他说, “悟性的本质就在于, 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2—p6]理性的人们应该在不受外在权力的干预下走向正确的启示或信仰。进而言之, 当权力不再干涉信仰时, 剩下的便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引导信仰。对于信仰问题, 只能“通过说理来引导他领悟真理”, 但不能用法律和刀剑强迫[2—p7]。信仰不能放弃理性的启示, 也就是必须遵从自己的良心。
三、 理性、平等与财产的圣经基础
理性、平等和财产是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石。理性是原则, 平等是整个近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 而政府的建立在洛克那里就是为了要保护包括财产在内的公民利益。在这些基本的关节点上, 我们都可以从洛克《政府论》 (上篇) 中找到它的圣经来源。在对《政府论》上篇的解读中, “亚当”是一个核心人物, 通过对“亚当”的分析, 洛克关于理性、平等和财产等问题的论述就获得了圣经阐释的支持。
首先, 关于理性的问题。毫无疑问, 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是理性。在洛克式的基督教神学语境中, 洛克揭示了理性的神圣来源。这个来源就在于上帝的创世活动。上帝在创造万物时, 对人的创造是特别精心的。圣经上说:“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1:26) 按洛克的解读, 这里“上帝的形象”就是理性:“无论上帝的形象表现在什么地方, 智力的禀赋当然是它的一部分, 并属于全人类所有, 因而才使人类有能力享有对低级动物的统治权。”[4—p26, p162]理性的神圣来源也决定了政治理论的神圣基础。“亚当生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的身心具有充分的体力和理性……支配亚当的法律就是支配他的所有后裔的法律, 即理性的法则。”[5—p35, p305]这里, 从亚当到亚当的全部后裔, 即整个人类的过渡, 洛克重视的就是对“理性法则”的继承。这是人类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的基础。但关键问题是, 亚当受到诱惑而堕落了, 那么在堕落之后, 理性会处于怎样一种地位呢?对此洛克也有解释
其次, 关于平等的问题。现代政治哲学较之以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在于平等问题, 这一点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得到非常清楚的阐释
再者, 关于财产的问题。财产问题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 是保护他们的财产。”[5—p77, p350～351]关于财产的论述是洛克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财产是前政治的, 却是政治起源的推动力。在《政府论》上篇中, 洛克同样依据圣经来说明人类财产的来源, 圣经上说:上帝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1:28) 洛克认为, 上帝将整个世界赐给了所有的人, “上帝在赐予中, 是把世界给予全体人类, 而不是给予亚当个人”[4—p25, p161]。我们知道, 在《政府论》下篇中, 洛克一再强调, 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前, 世界是共有的, 其根源就在于圣经这里的经文。洛克肯定地说, 亚当不是上帝赐予的唯一所有者。
现在的问题是, 上帝把全地给了世人, 让人类共有, 那么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中, 人们又如何能使其中的某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呢?当然这还没有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5—p18, p286]在此, 洛克再次依据圣经说明其中的奥秘, “上帝将世界给予了全人类所共有时, 也命令人劳动。”在洛克关于财产的论述中, 赋予劳动以很高的地位, 正是劳动创造了财产。但这一切也都是来源于上帝:“上帝命令人开拓土地, 从而给人在这范围内将土地拨归私用的权力。而人类生活的条件既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 就必然地导致私人占有。”[5—p23, p292]可见, 财产最早来自上帝对人世生活的既有安排。至此, 我们看到洛克在其政治哲学的所有关节点上都借助“亚当”这个关键形象而给予铺垫。
四、 基督降临之前
如上所述, 洛克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都依有圣经的依据。如果接受了圣经的历史图景, 那么洛克所描述的政治哲学会在这幅神学图景中占据怎样一个位置呢?人们在论述洛克的政治哲学时, 一般都是从非历史的状况来加以论述。
菲尔默认为:“我们天生都是奴隶……我们一生下来便同时取得生命和奴隶地位, 在未丧失生命以前, 决不能不当奴隶。”[4—p4, p142]据洛克分析, 菲尔默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关键在于把统治者等同于父权了。菲尔默的基本逻辑是, 上帝把统治权赐予了亚当, 而全世界的人都是亚当的子孙, 因而亚当对于世人的父权, 自然转变成了对于全人类的统治权。对此, 洛克认为:“不管上帝在这个赐予的话中所给予的是什么, 他却不是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单独地许给亚当, 因此, 无论亚当由此取得了什么样的统治权, 它都不是一种个人的统治权, 而是一种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统治权。”[4—p25, p161]也就是说, 亚当与其他人类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上帝赐予了他某种统治权, 那么也就赐予了全人类。而且如上所述, 上帝把世界给予全人类, 并不是一种统治权, 而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所有权。因此, 洛克断言:“现在世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亚当的个体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的根源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 或从中取得丝毫权威, 就成为不可能。”[5—p3, p267]这里, 洛克从一开始, 也就是从亚当那里就切断了菲尔默关于君权神授的论证之链。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 就会发现在洛克理直气壮地批驳菲尔默“父权论”的同时, 他又悄悄地为父权问题开了一道后门。洛克在具体分析父权的时候, 承认父权确实是一种原初的政治模式, 在初民社会中, 父权和政治权力的区分确实没有那么清晰;而且在旧约中, 在基督降临之前, 其神权政治的模式, 也是父权政治的模式。
我们知道, 洛克论述的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 完全不是一种历史描述, 而是根据理性的原则推断的。那么在圣经的历史中, 这种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究竟处于一种什么位置呢?在前面的论述中, 我们知道, 亚当是上帝所创造, 具有完全的理性。那么是否从亚当开始, 整个政治状况就如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所分析的那样通过契约形成政治权力呢?事实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所以洛克在说了“支配亚当的法律就是支配他的所有后裔的法律, 即理性的法则”之后, 马上给予了一个转折:“但是他的后人和他天然出生的情况不同, 是由另一种途径进入世界的, 这就使他们愚昧无知而不会运用理性, 所以他们一时还不受那个法律的约束。……他如果还不能运用理性, 就不能说是受这个法律的约束;亚当的儿女既不是一生下来就受这个理性法则的约束, 他们一时还不是自由的。”[5—p35, p305]通过这种说法, 我们非常惊讶地看到, 洛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菲尔默的看法, 即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 其所处的被统治状态乃是一种父权统治。也就是说, 在亚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在人民还没有充分受理性原则支配时, 现实的政治就是一种父权的统治。
就初民时代而言, 这个时代还没有以理性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洛克讲得很清楚, 当人能完全享受理性的指导时, 他是自由的;而当他还缺乏理性指导时他就是受制于他人, 当然首先就是受制于父亲。“上帝既赋予人以一种指导他的行动的悟性, 就让他在所受约束的法律范围内享有一种意志的自由和正当地属于意志的自由范围内的行动自由。但是当他还处在缺乏悟性来指导他的意志的情况下, 他就缺乏他自己的可以遵循的意志。谁替他运用智力, 谁也就应当替他拿出主张;他必须规定他的意志并调节他的行为。”[5—p36, p307]这个“替”他运用智力的人首先就是父亲。因此早期社会, 会从父权延伸出来一种统治权。旧约时代就类似于此, 正如洛克在《论宽容的信》中所分析的那样, 在旧约时代, 政治和宗教的关系还没有区隔, 信仰和权力往往是同一的。旧约模式的政权也是父权式的, 就上帝对以色列的统治而言, “他管教他们如同一个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5—p42, p312]。在扫罗之后, 以色列脱离了上帝的直接统治, 从此以后, 常常是“一个家族逐渐成长为一个国家, 父亲的权威由长子承袭下去, 在这个权威下长大的每个人默认地对他顺从, 而这种统治的顺利和平等并不妨碍任何人, 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地表示同意, 直到后来通过时间的考验似乎把它确立了,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承继的权利;或者是, 几个家族的后裔因偶然的机缘、居地的接近或事务联系聚在一起, 联合成为社会”[6—p69, p341～342]。这就是在基督降临以前政治社会的起源状况。
五、 基督降临之后
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一书主要梳理的问题, 就是在亚当堕落之后, 基督的降临是怎样来救赎人类的。在这里, 基督似乎并没有被直接赋予很强的政治涵义。
耶稣基督的降临意味着必须对新旧约的关系做出一个交待。这之间的区别, 在洛克看来主要是旧约强调律法的事功之法 (the law of works) 和新约强调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之法 (the law of faith) 之间的区别。就事功之法而言, “要求人完整地服从律法, 不能免除或减轻。因此, 按照这律法, 一个人如果不能严格执行每一项律法, 就不能是公义的或称义。”[7—p29]事实上, 事功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 “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 (约1:17) 可问题是摩西所立的律法, 不是传给所有的人类, 而是针对犹太人的。为此, 洛克引保罗的话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罗2:14—15) 。由此可见, 事功之法所包含的, 不只是针对犹太人的摩西律法, 也包括针对所有人类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 也就是刻在内心之法。这才是洛克论述的重点。
那么既然已经有了这自然之法, 为什么还要信仰之法呢?既然人有理性, “自然法”也通过上帝镌刻在人心中, 为什么还要基督呢?洛克认为, 上帝律法中的道德之法是永恒的, 它不因“信仰之法”的出现而废止。如保罗所说:福音是巩固律法的。所以“事功之法与信仰之法的唯一不同, 就是事功之法决不允许任何错误。……但按信仰之法, 凡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 可以用信仰来补救, 使信仰者, 都能当做公义的, 从而得到生命和永生”[7—p30]。由此, 基督降临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在洛克对基督教的解读中, 信仰并不能代替事功, 自然法是旧约的一部分, 但直到基督降临, 自然法才完整;而且只有通过信仰, 自然法的意义才能实现。
通过上面的表述, 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基督意义之外, 洛克更强调基督的道德意义。也就是只有通过基督, 才能更加彰显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洛克说:“上帝出于他对人类无限的仁慈, 他对待人就像一位充满同情和慈爱的父亲。他给予他们理性, 同时又给他们理性的律法, ……但是念及人性的脆弱, 易于腐化以及流于不幸, 上帝就应许了一个拯救者, 到时候, 就遣他降临。”[7—p75]这才是基督降临时的原因, 洛克非常明显地带出了基督与人类理性的关系。即人们常常不能很好地运用理性, 于是需要上帝派遣拯救者。“尽管自然的工作, 在它的每一个部分, 都充分显示了神的存在, 然而这个世界的人还是很少能运用他们的理性, 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能通过上帝自己的影像来认识他, 尽管他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感觉和贪欲蒙蔽了某些人, 另一些人则由于大意疏忽, 而大多数人则是由于害怕理解, ……”[7—p57]这样, 尽管上帝赋予了人类理性, 但是正如我们上一节分析的, 在亚当堕落之后, 在基督降临之前, 人类的理性由于“贪念、疏忽和害怕”而失落了。
洛克认为, 在基督降临之前, 有两种人左右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以色列人那里是祭司, 以色列人“把自己置于祭司的手中, 但祭司给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对上帝的错误观念。崇拜时就随他们高兴, 用愚蠢的仪式;可怕的或狡诈的事一旦开始, 虔诚的献身就使之变得神圣, 宗教就成了一成不变的。在这种对于真正上帝的黑暗无知中, 邪恶和迷信就掌握了世界, 得不到理性的帮助和来自理性的希望, 无法听见理性的声音, 而且被认为与信仰的问题无所相干;祭司们, 为了保障他们的帝国, 就把理性驱逐出他们关于宗教的任何事中。在种种错误的观念和虚构的仪式中, 世人几乎丧失了对于唯一真正上帝的认识”[7—p57]。所以非但人们自己的理性失落了, 还常常遭到祭司们的蒙蔽, 这是理性不彰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 对于异教徒来说, 则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这些哲学家通过繁冗复杂的方式来推演自然法, 其复杂程度不是一般的百姓所能接受的, 最关键的是他们并不能以此来穷尽自然法, 也不能使他们推导出来的道德律令具有神圣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多数没有空闲来增加他们哲学知识的普通人来说, 他们不能单靠认识, 而必须通过信仰基督, 才能获得完整的自然法。而信仰一如我们前面所说, 是和理性相辅相成的。通过基督的降临, 一方面使理性不至于被蒙蔽, 不再受祭司蒙蔽;另一方面, 只有通过基督的启示才能补充哲学理性的不足, 同时揭示德性和道德义务的神圣基础。上帝的权威, 早先通过律法给以色列民族;通过理性的方式给予外邦的哲学家;但只有通过基督的降临, 才能把理性和启示结合起来, 给予全人类。
基督教的启示使人类自然的虔诚和职责变得明白易行, 它起着澄清和强化自然法的作用, 却不与理性的发现相矛盾。而我们知道, 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述人的自然状态时, 诉诸的恰恰就是自然法。它是人类自然状态的行为准则, 也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指南。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中, 洛克通过基督降临这个事件, 揭示了自然法能够得以普遍实施的神学缘由。理性从亚当开始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 但中间经过了亚当的堕落, 人类的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受蒙蔽, 即便有充分的状态也只存在于少部分的哲学家那里, 直到基督的降临, 通过基督的启示才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在一般的民众中间显现权能。这样, 基督既没有代替旧约, 也没有动摇政治生活, 但在基督降临之后整个社会却有机会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既不为祭司们所蒙蔽, 也不因哲学家的烦琐而局限。
毫无疑问, 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础是理性, 但是在近代早期这种理性观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 强调理性与强调上帝并行不悖, 甚至真正成熟的理性只有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才在世间普及。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上, 洛克强调政治与宗教的区隔、精神事务与政治权力的区分, 这主要是《论宽容》的主题。若从圣经的神圣历史上来看, 理性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也就是从亚当的堕落到基督降临以后的过程, 这分别体现在《政府论》和《基督教的合理性》两书的内容上。因此从神学的维度来审视洛克的政治思想, 我们会看到, 他始终以理性为主线索, 但可以分别从结构和历史两个视角来审视政治与神学问题。
但是, 近代早期这样一种理性观, 以后被功利主义的理性观所取代, 也就失去了其神圣的基础。作为现代政治的鼻祖, 宗教与政治的区隔似乎始于洛克。事实上, 洛克在他的著作始终表明, 现代政治自身可以放在一个更大的神学视域中来理解, 理性政治并不取代宗教。洛克的自然神论思想, 以后也为现代自由主义神学所借鉴和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