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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朝:西塞罗全集导读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08-07-28 00:05 点击:6174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元前106-44年)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又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说结构严谨,文采斐然,他创造的文体被西方人称作「西塞罗文体」,成为历代演说家模仿的榜样;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曾大力呼吁创建拉丁文化,建构罗马人自己的哲学,为後世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哲学著作。经过历史的筛选,西塞罗的著作已成为西方文化经典宝库的重要库藏,其中有许多堪称世界名著,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一、拉丁文化概述
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拉丁文化全面赶超希腊文化的时代。为了把握他的思想,我们有必要先对拉丁文化的发展概况作一了解。
在西方古代文化研究中,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与拉丁文化(Latin Culture)经常被相提并论,视为西方文化的起源。然而,由於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後地中海世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继续使用希腊文化或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於是便有了「希腊罗马文化」(Graeco-Roman Culture)这样并列的称谓。至罗马帝国建立,以这两种民族文化为主干的罗马帝国文化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开始发生整合。从那时起,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开始整合的统一文化了。在此意义上,「希腊罗马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不是同义词,而是标识古代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两大阶段的名称。
追根溯源,希腊人与拉丁人原本同宗同祖。在一个相当原始的史前时期,在里海和咸海以北那一片弧形的大草原上,生活著远古印度人、波斯人、日尔曼人、克尔特人、拉丁人、希腊人的祖先。由於他们都讲一种原始的印欧语,因此被统称为印欧语系诸部族。大约西元前2500年左右,这些部族从石器时代演进到铜器时代。西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分两大支先後从里海的东北岸向外迁移:一支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落而定居下来,成为伊朗人和印度人;一支向西迁徙到欧洲,後来又分别地繁衍为希腊人、拉丁人、高卢人、日尔曼诸部族以及斯拉夫族。
拉丁文化发端於义大利半岛的拉丁姆平原。位於这个小平原上的小镇罗马则是拉丁文化的主要代表。按照神话传说,阿尔巴王国侍奉女灶神维斯太的女祭司西尔维亚与战神玛斯相爱,生下了双生子罗莫洛和瑞摩斯,遭到国王阿姆留斯的责罚,两个婴儿被投入台伯河,随波逐流,漂到一片沙滩上,战神玛斯派来一只母狼为他们哺乳;有一位牧人途经河畔,发现了这两个婴儿并将他们收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後,杀死了阿穆勒,并在台伯河岸建造了一座城市,以罗莫洛的名字命名,是为罗马。由於这段故事,「母狼哺婴」的形象遂成为罗马国家的象徵。罗马史学家瓦罗最先推定罗马城的建立是在西元前754或753年,以後罗马人即以此为罗马纪元的开端。
西元1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是一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罗马城邦统一拉丁姆地区;第二步是逐渐征服整个义大利半岛;第三步是扩张到环绕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罗马人的城邦文化先是成为拉丁文化的同义词,然後成为与希腊文化比肩而立的一种区域文化,最後在罗马帝国建立之际与希腊文化一道融入雄居整个西方古代文化之巅的罗马帝国文化中去,成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的主干和核心部分。
罗马建国以後,在它的北面有强大的伊拙斯康人,南面有许多其他拉丁部落,在亚平宁山区居住著剽悍的萨莫奈人,而义大利半岛的南端则是希腊人的殖民地。瓦罗说,罗马在国王统治下的250年中征服了20多个民族,但它的统治范围扩张并没有超过20哩。到了西元前338年,罗马人发起「拉丁同盟」之战,以武力统一其他拉丁各邦。西元前295年,罗马人在亚平宁山区东北部击溃萨莫奈人、伊拙斯康人、高卢人组成的联军,统一了义大利半岛的中部。西元前275 年,罗马人征服了义大利半岛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除少数被高卢人蟠踞的地区外,整个义大利半岛都被罗马统一。
当罗马人还在经营义大利半岛时,北非突尼斯海角上的迦太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控有整个西部地中海。罗马统一义大利半岛後,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西元前264年起,罗马和迦太基进行了三次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历时一百多年。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後裔,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因此这场战争被史家称为「布匿战争」。西元前146年,罗马人攻陷迦太基。整个城市被付之一炬,火光冲天,十馀日不熄。迦太基在历史上被消灭了,也在地理上消失了。
正当罗马与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生死存亡大搏斗的时候,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三个希腊化国家,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也在纵横捭阖,谋求扩张,相互征战不已。此外在小亚细亚北部和西北部还有帕伽玛、庇提尼亚、本都、加拉太这些小王国。从西元前215年至前146年这70年间,罗马先後四次用兵於马其顿,最终征服了马其顿王国。西元前146年,罗马元老院下令焚掠哥林多,把它的艺术品和财宝悉数劫往罗马。再往後,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的那些希腊化王国被逐一征服。原先强权林立的义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科西加岛、西班牙半岛、马其顿、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北岸抟聚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整个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山和幼发拉底河,通过埃及上达衣索比亚和通过阿拉伯远达东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阳神降落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所有海中的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
若以西元前338年的拉丁同盟之战为起点,短短不过两百年,罗马从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为一个地跨欧非亚的庞大帝国,这一成就使罗马人感到无比自豪,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在强国如林的地中海世界,罗马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史学界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注重罗马人的政治体制或者爱国忠勇的民族精神。然而,罗马人的政治体制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人们也并不认为罗马的政治体制是地中海世界最优越的;同样,罗马人的民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逐渐形成的。相比而言,希腊人的城邦体制比罗马人更发达,希腊人也不缺乏爱国主义的精神。然而,为什麼罗马人能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而希腊人却不能?对现有观点的反思迫使我们寻找新的解释途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文化理论可能比上述观点更能全面地解释了罗马人胜利的原因。
细察拉丁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与希腊文化相比较,二者好比同根的并蒂莲花,开放有迟早,但同样争奇斗豔;拉丁文化的发展又似乎总是比希腊文化慢两拍,而它所获得的成就也比希腊文化更加稳固,更加持久,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後」的意味。比较一下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人们很容易看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希腊文化,无论是其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益或是制度层面,都处在一种拉丁文化可望而不可及的优越地位上。此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高势能的希腊文化向文化落後区域的传播和扩展。早在罗马建城以前的两三个世纪内,伊拙斯康人从小亚细亚沿海移居义大利,把希腊文明的丰硕成果输入到新国土上来。从西元前八世纪开始,义大利南部也出现了希腊移民,经过北邻康帕尼亚的媒介,他们把希腊人灿烂的文明成就传送到罗马。西元前776年,希腊人已经举行了第一次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赛会,而罗马城迟至西元前753年才建立。然而,随著岁月的流逝,拉丁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後,已经具备了与希腊文化平起平坐的资格。此时的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区域的征服,其情景已不完全是一个野蛮民族对文化先进地区的征服,而是一个已经具备相当文明程度的民族对已经开始衰落下去的希腊文化的兼并。在古代地中海区域这个世界性的大舞台上,历史并非只偏爱希腊人这一个民族,而是将融合地中海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使命交给了拉丁人。古罗马共和国的强盛及其向帝国的转化为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政治架构。以後,在罗马帝国中,以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为主干的多民族文化达成了文化融合。所以我们可以说,卓越的吸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是拉丁民族最终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
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二者是什麼关系?有学者认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以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尽管时间有先後)的地位是勉强的。」 罗素则说:「布匿战争之後,年青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著一种赞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用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为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於特罗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终於,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罗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的艺术形式,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科学的发明。他们修筑过很好的道路,有过系统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军队。但此外的一切,他们都唯希腊马首是瞻。」 这一类看法著眼於狭义文化(文化艺术),强调拉丁文化学习、模仿希腊文化的一面。就拉丁文化发展的城邦阶段来说,尤其是对该时期拉丁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来说,这些论断有一定道理,罗马人向希腊人学习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若将广义的拉丁文化,即罗马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全然看作希腊文化的派生物,甚至将此後的罗马帝国文化也看作希腊文化的派生物,或视为希腊文化的扩展,是不妥的。实际上,拉丁民族在许多方面有原创性,拉丁文化不能完全归结为对希腊文化的模仿,不仅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拉丁文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为希腊文化的延伸或扩展,而且早期罗马城邦文化的发展也不能视作对希腊古典城邦文化的简单模仿,诚然,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模仿在文化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
罗马城邦文化的早期发展与希腊城邦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拉丁文化是在自身所处的具体的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两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丘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辨,重理想,长於理论;罗马人重实践,讲求实际,吃苦耐劳,勇於作战;希腊人擅长艺术,罗马人擅长治术。在希腊文化的发达程度远远高於拉丁文化时,前者无疑是後者的一个榜样。最早的传说认为罗马城邦在西元前454年派过一个代表团去雅典考查梭伦新法,然後把希腊人的法律带回罗马。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与罗马人在当时尚能虚心向雅典学习的态度是吻合的。然而,到了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特别是古罗马共和国临近向帝制转化之时,罗马人不仅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远远超过了希腊人,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为全面赶超希腊文化而奋斗。分析一下该时期希腊人和罗马人各自的文化心态很可以说明问题。
西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的统治崩溃之後,希腊城邦及其古典文化就已走到了尽头。希腊人经受了一场苦难,他们自己的国家最终於西元前146年为罗马所灭。此时,「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著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 希腊人鄙视罗马人,但却又无可奈何;相反,罗马人总的来说对希腊文化的卓越地位是承认的,也能够细心地汲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当罗马人最初与希腊人相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查觉到自己是比较野蛮的、粗鲁的。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要无比地优越於他们:在手工艺方面,在农业技术方面;在一个优秀的官吏所必需具备的各种知识方面;在谈话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艺术方面;在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各方面。」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雄才大略的马略不仅承认自己是个「粗人」,而且引以为荣,还嘲笑他的同胞去向自己的奴隶学习希腊文学。然而,一旦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人,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在具体行动中也采取了两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做法:一方面,他们对希腊的那些发达的城邦文明深恶痛绝,西元146年,罗马元老院下令毁灭哥林多,把它的艺术品和财宝悉数劫往罗马,把花团锦簇的城市烧成一片焦土,把希腊人看成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还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另一方面,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繁荣羡慕至极,想要在文化上全面超过希腊,统治者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希腊战俘、人质中的文化人成为罗马统治者的顾问和老师,在罗马主持讲坛,罗马贵族青年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这种似乎矛盾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汲取。
在民族历史方面也如此。瓦罗不相信罗马法典是从雅典输入罗马的传说。他研究了拉丁地区各种制度的起源後,认为一切罗马制度都是在拉丁区域土生土长的。他认为,希腊人出自民族虚荣心,自夸曾传播文化於全世界,「就是这种错误产生出罗马十二铜板法来自希腊的那个虚构故事。」 诗人维吉尔仿照荷马史诗的风格写成史诗《埃涅阿斯记》,把埃涅阿斯说成罗马人的始祖,称埃涅阿斯为特洛伊王子,说是当年在特洛伊战争中,当希腊人攻陷特洛伊时,他幸免於难,在海上飘流七年,历尽千辛万苦,从迦太基来到义大利台伯河畔,创建了罗马。这种说法把特洛伊人说成了罗马人的始祖,也把两个民族说成了世仇。历史学家李维则说,在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罗马人连著名的毕泰戈拉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当时在罗马城邦和希腊城邦之间隔著许多语言和风俗各不相同的野蛮民族。不但毕泰戈拉本人,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能从克罗通到达罗马。 凡此种种类似的翻案文章都表明罗马人同样也有民族虚荣心。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怎能认为被征服者比自己高明呢?又怎能承认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学生呢?这种心态下产生大量藐视希腊人及其文化的观点不足为奇。
当然,在胜利的喜悦中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份子也还是有的。例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贺拉斯(西元前65-8年)说:「我们的诗人对於各种类型都曾尝试过,他们敢於不落希腊人的窠臼,并且在作品中歌颂本国的事迹,以本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赢得了很大的荣誉。此外,我们罗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决不会落在我们的光辉的军威和武功之後,只要我们的每一个诗人都肯花功夫、花劳力去琢磨他的作品。」 他期待著罗马人能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也能超过希腊人,但他也明白,罗马人的尚武精神和实用传统是实现这一点的巨大障碍。「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而我们罗马人从幼就长期学习算术,学会怎样把一斤分成一百份。『阿尔比努斯的儿子,你回答:从五两里减去一两,还剩多少?你现在该会回答了。』『还剩三分之一斤。』『好!你将来会管理你的产业了。五两加一两,得多少?』『半斤。』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
总之,在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拉丁文化有学习、模仿希腊文化的一面,也要看到这是一种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正常现象。承认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得出拉丁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派生物,否定拉丁文化相对独立的地位的结论。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经过了学习与模仿阶段以後,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在新的政治架构之中达成了融合。
二、西塞罗生平概要
西塞罗的全名是 Marcus Tullius Cicero,生於西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地是阿庇诺。此地现名阿尔皮诺,位於利里斯河的东岸,距离罗马东南方六十英哩。这个小镇的居民自西元前188年以来就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在西塞罗的青少年时代,它是一个自治市。
西塞罗的家庭属於那种比较富裕而且又有教养的骑士阶层。他的父亲爱好文学,与一些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法学家是朋友,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在西塞罗和昆图斯这两个儿子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为了便於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担任公职,他特意在罗马的卡里奈购置一所房子。西塞罗的父亲据说死於西元前 64年。西塞罗的母亲名叫赫尔维娅,但西塞罗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她。
西塞罗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在同学中有突出表现。西塞罗的老师很多,也很杂。他们出自各门各派,而且都有一定的声望。法律、修辞和哲学是当时罗马贵族青年实现政治理想的必修课。为了能够担任公职,西塞罗长期追随著名律师斯卡沃拉学习法律。在哲学方面,他首先师从斐德罗(约西元前140年-前70 年)研究伊壁鸠鲁主义。此人性格温和,是当时伊壁鸠鲁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对西塞罗肯定产生过影响。但是,伊壁鸠鲁学派主张从公共生活的纷扰中撤离以求得心灵的安宁,这对西塞罗这样的贵族青年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西塞罗的出身虽然谈不上高贵,但是有著强烈的政治抱负。西元前88年,学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利撒人斐洛(约西元前160年-80年)由於米特拉达特战争的爆发,从雅典来到罗马避难。西塞罗不失时机地听取了他的教诲,很快接受了学园派的哲学思想。从那以後,他对伊壁鸠鲁主义就再也没有表示过好感,而只有敌视。然而,西塞罗所受的哲学教育没有到此结束。斯多亚学派的杰出教师狄奥多图成为他家的常客,还在西塞罗在罗马的寓所里住了很长时间,直至西元前59年。西塞罗从狄奥多图那里学到了许多逻辑知识,也发现了斯多亚学派的许多迷人之处,但他没有抛弃学园派,而是试图在各种哲学观点中做出他自己的选择。
大约是在西元前84年,西塞罗开始从事实际的法律事务。他现存的第一篇演说词是他於西元前81年为阿美里亚的洛司基乌斯进行辩护时的辩护词。此人受到独裁者苏拉所宠信的一名被释奴隶的指控,说他犯有弑亲罪。被告孤立无援,而人们害怕苏拉的权势,谁也不敢出来为他说话,但是年轻的西塞罗却成功地为他作了辩护。
西元前79年,西塞罗突然离开罗马,东渡雅典去与他的兄弟和侄女一起度长假。西塞罗自己解释说,是因为劳累过度,伤了嗓子。西元前80年或79 年,即他赴雅典之前或稍後,他同特伦提娅结了婚。他们的女儿图利娅生於西元前76年左右。在雅典,西塞罗主要向学园派的首领安提俄库斯学习哲学。此人反对学园派的怀疑主义,坚持独断论,想要把学园派的学说与斯多亚学派、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学说结合起来。西塞罗在雅典期间还加入了厄琉息斯密仪,有了深刻的体验。三十年後他还在说,他在雅典期间的所有经历没有比这次入会更加奇妙的了,他从中不仅明白了快乐生活的原则,而且明白了如何带著较好的希望去死。这对於我们理解西塞罗的宗教思想很有帮助。
西塞罗听到苏拉的死讯以後,他的政治雄心又复活了,於是又赴罗德岛向著名的修辞学教师摩洛学习。在那里,他又与一名被流放的罗马律师鲁提留斯.鲁富斯结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还在那里继续向波塞多纽学习哲学,他後来称此人为最伟大的斯多亚派哲学家。
西元前77年,西塞罗返回罗马,重操律师旧业。由於才能出众,他很快成为罗马最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他年青时不仅被人们视为最优秀的罗马演说家,而且被视为最优秀的罗马诗人,但他保存至今的诗歌只有一些残篇。现代学者们认为,西塞罗虽然不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在罗马诗歌的发展中,他的工作为後来者作了准备。他对诗歌风格的追求和演说风格的追求一样,都是他的哲学信念的表达,任何事物都必须以最清楚和最吸引人的方式表达,以便使最可能的真理可以在最後显现。
西塞罗的政治生涯从他竞选公职开始。罗马政府有四种高级公职:财务官(quaestor)、市政官(aedile,或译营造官)、执法官(praetor)、执政官(consul)。西塞罗的家族成员无人担任过这些职务。因此他的仕途比较艰辛。当时参加竞选财务官的年龄要求是30岁。西塞罗於西元前76年当选这个职务。当选财务官的具体工作由抽签决定。西塞罗受命前往西西里负责监管向罗马运送谷物的事务。一年任满後,他返回罗马重新当律师。西元前70年,他谋求市政官之职,以高票当选,担任此职直至西元前69年。这个职位设於共和初年,负责监督城市建筑、公共场所的安全以及一般的城市秩序,管理市场,维护公共卫生,组织公共娱乐竞赛活动等。这是个花费很大的官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要自己出资做这些事。凯撒曾经由於担任这一官职而把整个家当花光。 西塞罗自称在这一任上没有花多少钱。他经济不富裕,因此他只能用诚实的工作来获得好名声。普罗塔克说他得到了那些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帮助。他的政绩使他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位。西元前66年,西塞罗当上了执法官。这个位置的主要工作是法律事务,但拥有此职位者也可能被派往外地担任行省总督。西塞罗没有去外地,仍旧留在罗马处理法律事务。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得心应手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公职,任期一年,每年选举两位。西塞罗於西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时年42岁,为担任此职的最低年龄。由於西塞罗出身并不高贵,也没有在担任市政官时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讨好民众,更没有去外省当总督的经历,这样一位政治上的「新人」要谋求最高公职是相当困难的,但西塞罗还是获得了成功。西元前62年,他在主持当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所谓「喀提林阴谋」事件,受到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热情赞扬,被誉为「祖国之父」,他那些抨击喀提林的演说词流传至今。西元前53年,西塞罗担任了占卜官,这个职务的职责是解释神意和徵兆。尽管私下里他可能怀疑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还是履行了公务。西元前51年,他服从了元老院的指令,去西里西亚当了一年地方总督。
西元前46年末,西塞罗完全脱离了政治事务。当时罗马政局发生剧烈动荡,凯撒已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共和派人物则在蕴酿推翻凯撒的独裁统治。西塞罗没有参与推翻凯撒的实际活动,而是埋头写起书来。他从现实政治活动转向哲学著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时他个人生活上遇到的不幸与他对政局的失望交织在一起。他与妻子特伦提娅发生激烈争吵,最後以离婚告终;第二次婚姻也是一个失败;他的爱女图利娅也死去了。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西塞罗沈浸在哲学研究中,短期内写出了一大批哲学文章。
西元前44年3月,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人士刺杀了独裁者凯撒。西塞罗没有立即返回政坛,而是继续写他的书。凯撒被刺以後,他的部将安东尼成为实力最强的军事领袖。他俨然自命为凯撒的继承人,要为凯撒复仇。布鲁图等共和派领袖都逃亡到东部一些行省去组织武装,准备一场决死的斗争,而西塞罗却於同年 9月返回罗马,希望能在元老院和屋大维的支援下挽救罗马共和制度。不幸的是,屋大维也想继承凯撒的事业。他於该年11月抛开元老院,与安东尼、雷必达结盟。一大批共和派人士以及被三巨头所猜忌的人被列入「公敌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被安东尼视为死敌的西塞罗。年底,西塞罗被捕杀。据说,在被捕时,他还在读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
三、西塞罗对修辞学的贡献
西塞罗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绝大部分保存至今。他的现存著作总量的六分之一是修辞学著作,三分之一是演说词,三分之一是书信,还有六分之一是哲学著作。因此在谈论他的哲学之前,我们先对希腊人的修辞学作简要介绍。
古希腊人对运用语言的技能十分重视。他们认为,有无运用语言的技能是一个人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要在公众场会讲述自己的见解,那是要有智慧的。「做一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自荷马时代以来每一个希腊人的雄心。」 在这一理想的推动下,希腊人发展了自己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性工具--语言,提高了自己运用语言的技能。他们的修辞学包括的范围很广泛,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都是修辞学的分支。概言之,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修辞学是运用语言的一门技艺。
早期希腊思想家都用韵文(格言、诗歌)来表达思想。借用维柯在《新科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诗性玄学」的时代。古希腊人的文体从韵文转变为散文,从时间上说大约发生在西元前六世纪末到西元前五世纪初。第一位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没有写过任何著作,阿那克西曼德用「颇带诗意的语言」表达他的观点,阿那克西美尼用「简单而纯朴的伊奥尼亚方言写作」。其他学派的情况也差不多,赫拉克利特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多条神谕式的格言,克塞诺芬尼是吟诵诗人,「写了一些叙事诗、哀歌和讽刺诗」。巴门尼德的传世之作《论存在》是用传统的六韵脚诗体写成的,连最具有数学色彩的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未能避免诗性,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用韵文来表达的。
修辞学一词源於希腊文「hrtorike」,它最先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给修辞学家下了一个定义,称修辞学家是「说服听众灵魂的人」。 关於古希腊修辞学的发明权,人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西元前五世纪的两位西西里人科拉克斯和提西亚斯发明了修辞学。提西亚斯的生平无从查考。科拉克斯的鼎盛年约在西元前467年,与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芝诺、普罗泰戈拉等哲学家的生活年代相仿。据说他出於参政和立法的需要,撰写了最早的修辞学著作。还有一种观点把修辞学的发明归於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主要根据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智者》中的论断,但由於原文已佚失,无从证明。我们大致上可说,修辞学在希腊产生於科拉克斯和恩格多克勒的时代,即巴门尼德之後这几十年间。而希腊哲学文体从韵文向散文过渡的中间环节,哲学对话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
最早写哲学对话的人是爱利亚学派哲学家芝诺,据说他在与普罗泰戈拉的讨论中阐述了有关「小米粒」的悖论。这表明,在这一代哲人中,哲学观点不再是圣贤的独断、祭司的箴言和诗人的想象了。哲学成了人们心灵的交流和撞击。神灵和圣贤的威慑力固然还存在,但理性的证明更不容忽视。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要有论断,还要有论据,不仅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让对方理解和信服自己的观点。希腊人最早的对话体文章实际上就是对话的现场记录或事後的追记,以後又发展成为哲学匠心独具的写作。著名的智者都是对话能手,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直到西元前四世纪还是人们创作的热门文体,对话大师柏拉图穷毕生精力,写下了相当於圣经篇幅的对话集,亚里斯多德早年也写过一些对话,後来则完全用散文写作。
所谓修辞就是运用恰当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来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一种言语活动。智者时代的思想家大都倾心於修辞学的研究。继科拉克斯撰写了最早的修辞学手册以後,恩培多克勒在西西里开办了修辞学校,高尔吉亚也从事修辞学的教育活动、聚集在雅典的普罗泰戈拉、普罗狄柯、希庇亚斯等著名智者也不遗馀力地开展修辞学的研究和实践。语言成为时代精神关注的问题,使用语言的技能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技能。
希腊修辞学诞生之初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使用名称」。普罗泰戈拉研究过名称的正确性问题,普罗狄柯开过这方面的讲座,希庇亚斯研究过字母的正确性,阿里斯多芬在《云》中提到智者们讨论名称的正确性,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提到人们在宴饮中讨论名称的功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的主题也是这个问题。这些材料表明,名称的正确性在当时是思想家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名称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onoma,它不仅指名词,也包括动词、形容词等各种词类。一个语词,一个片语,乃至整个句子都可以作为名称来处理。「在希腊人中,名称和性质意义相同。……名称和定义两个词在意义上也相同。」 他们不仅是在今人所谓语言学的范围内研究名称问题,而且也涉及如何正确地运用语言揭示事物的性质或本质。语言的本质,通言与实在的关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等问题都被涵盖在名称的正确性这个主题之下,所以称智者为西方最早的语言哲学家恐怕并不过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今人看来十分幼稚,但毕竟是人类认识迈出的重要一步。
语法是语词的构成和变化规则以及组词成句的规则的总和。智者在语法研究上花了大力气,为希腊语法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希腊哲学的范畴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普罗泰戈拉划分了名词的三种性,区分了动词的时态,把语句划分为希望、提问、回答和命令四种类型,另一种说法是划分为叙述、提问、回答、命令、转述、希望、召集七种类型。另一位智者阿基达玛斯也做了类似的工作,把语句划分为肯定、否定、疑问和介绍四种类型。普罗狄柯则以研究同义词著称。 智者所开创的语法研究标志著希腊民族已不再是合乎习惯地使用语言,而且能够研究语言材料,建立各种语法范畴了。
除了名称的正确性问题,智者还花大力气研究了运用语言的各种技能和方法。从史料看,智者倡导并大力实践的运用语言的技能主要有反证法、论辩术和演讲术。反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的命题进行论证的方法。最先运用反证法的是爱利亚学派的芝诺。论辩术就是争论的技艺。争论古已有之,但到了西元前五世纪,论辩术成为一门技艺。当时的自由民热衷於学习和运用论辩术,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智者们把论辩术当作修辞学的重要内容展开研究。「普罗泰戈拉是第一个采用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的人」,他第一个指出怎样发难、驳斥和提出命题,最早进行论辩比赛;并写了一本关於论辩术的书,题为「论辩的技艺」。 其他的智者也都是雄辩大师,以能言善辩而闻名。演讲术就是在各种公共场合发表讲话的技能。这也是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智者都精於演讲之道。高尔吉亚说他自己不相信医药的力量,而只相信演讲术的力量。雅典人像敬神一样推崇他的演讲技能,为他在德尔斐的庙里造金像。普罗狄柯在吕克昂演讲,希庇亚斯在泛希腊赛会上作演讲表演。智者们的演讲有两种;一种是长篇大论,文情并茂,激动人心,把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种是即席作答,用精炼锋利的语言,置对方於迷乱之中。智者的时代也是一个演说家风云叱吒的年代,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正是智者倡导的演讲术的精品,而吕西亚斯、伊索克拉底、德谟斯提尼等大演说家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智者的演讲术。
修辞术是希腊人的发明,传入罗马以後在罗马贵族青年中流行,并呈现本地化的特点。修辞学作为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了罗马社会。他们不仅给罗马人提供了大量的演讲范例,而且奉送了丰富的修辞学理论,从而也为西塞罗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创建罗马人自己的修辞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罗马共和国的政体下,能作生动有力的演说是从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有志於政治活动的人都很讲究修辞学和演讲术。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家。他知识渊博,舌辩滔滔,妙语连珠,用词得当,达意适切,传情得体,通达晓畅,音节匀称,韵脚和谐,平仄相对,交替错落,宛如珠走泉流,能抓住听众的情绪任意发挥。他留存至今的50多篇演说词都可以看作罗马演说词的精品,与希腊演说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塞罗的演说词和书信在罗马帝国初被人们编成各种集子,当作范文诵读。使罗马人高兴的是,在这个领域中他们终於有了一位可以和希腊老师相比甚至超过他们的巨匠。因此,罗马帝国的修辞学家昆提里安说:「总而言之,在散文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正是我们的公共演说家取得了可和希腊人相比的成就,我可断言西塞罗决不低於他们中的任何人。我完全知道这种说法可能引起那些崇拜希腊的人的非议,但我仍然认为德谟斯提尼和西塞罗相比,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旗鼓相当,尽管他俩的文风迥然不同。至於说到机智诙谐和引人同情,这两个演说修辞以情动人的最有力的武器,那麼我们的大师显然更具优势。当然,希腊人也有一个我们无法与之相比的条件:他们走在前面,我们拜之为师,因此,正是他们引导了西塞罗达到可和他们比肩的境界。西塞罗正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仿效希腊成果的人。在我看来,他成功地聚集了希腊前辈大师的优点,在他身上同时具有德谟斯提尼的力量、柏拉图的丰富和伊索克拉底的完美。但他不是仅仅靠细心学习达到这一点,他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优点,都出自他本人,出自他涌泉般无穷无尽的超人的天才。因此,表面上是他承受惠赐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他凭力量取得的.在法庭上,法官们实际上是为西塞罗的言语所左右,但他们却心悦诚服,自以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作决定,毫不觉察他们其实是受他指使。」
除了参与大量的演讲实践,西塞罗还是一位修辞学理论家。亚里斯多德留传至今的修辞学理论著作只有《修辞术》和《亚历山大修辞学》两部,而西塞罗留给我们的修辞学著作多达十部,即汇集在本卷中的所有著作。罗马修辞学并非从西塞罗开始,但他的《论公共演讲的理论》是现有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罗马修辞学著作。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希腊、罗马修辞学发展的史料,还为我们留下了罗马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系统的修辞学技艺手册。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从希腊文化向罗马传播的角度看是对希腊修辞学的翻译和引进,而在此过程中,西塞罗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用一颗罗马人的心去理解希腊人的学说,创造和使用了一系列拉丁术语,添加了众多罗马人的范例,从而给修辞术这门希腊人的技艺蒙上了罗马人的外衣。
四、西塞罗的哲学成就
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中代表,古典理性主义是希腊哲学的精髓。在上述希腊罗马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希腊哲学进入罗马。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贵族文人已经了解了希腊哲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罗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实用的,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为那些曾经使伟大的希腊思想家著迷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和完善道德品性,以及怎样使那些他们接受的现存原则行之有效;他们也进行理性的思考,但只作为那些明显的实用目的的补充;他们对现存的各种希腊哲学的取舍取决於这个相对有限的目标。这种总体状况使得拉丁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并非毫无创见,但从外观上看是对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诠释,从思想来源上看是各种希腊哲学的混合或综合。最能反映这种拉丁精神文化特徵的拉丁哲学家是西塞罗。
西塞罗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学哲学,在长期繁忙的政务中也没有放弃学习。到了晚年,他意识到自己肩负著创建拉丁哲学的重任。良好的哲学修养使他有能力从整体上把握希腊哲学,并能通过对希腊哲学的诠释,创建一种高水准高层次的拉丁哲学。他的晚期哲学著作,尤其是《图斯库兰讨论集》,充斥著这种创建拉丁哲学的呼吁,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创建拉丁哲学的宣言书。他说: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所有技艺的体系和指导方法都受制於智慧的学习,而学习智慧以哲学的名义进行著,通过用拉丁文撰写哲学以推进这种研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做不是因为向希腊作家和教师学习哲学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坚信,我们的同胞在每一个方面,独立发现和改进从希腊人那里接受的东西,都比希腊人显得更有智慧,至少他们都认为在这些方面值得努力。」 「哲学现在受到冷遇,因为拉丁文学没有给它带来光明。我们必须照亮它,给它活力。如果说我在过去繁忙的时候也在为我的同胞们服务,那麼我在闲暇之时也同样能为他们服务。我必须竭尽全力,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拉丁文的书写了出来,但很粗糙,这些作家的资质还不够当此重任。一位作家可能具有正确的观点,但他不一定能够用精练的风格表达。但是,承认有思想但不能清楚地叙述和表达,或不能用文采吸引读者,这就表明作者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说明他误用了他的闲暇和笔。结果就是,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书只供他们自己阅读,只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读,而不能使公众了解它,而这本来是这些作品应该做到的。由於这个原因,我将以巨大的热情去研究哲学,我以往的努力也是使我的作品产生的源泉,在过去,由於我的勤奋,我已经为我的同胞赢得了演讲方面的名声。」
哲学处於民族文化的核心层。能否正确对待希腊哲学,能否创建拉丁民族自己的哲学是拉丁文化能否全面赶超希腊文化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西塞罗对希腊哲学的总体诠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西塞罗充分意识到发展拉丁哲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我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必须唤起我们的人民对哲学的兴趣。在我看来,对我们民族的尊严和名声来说,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样重要而又有价值的主题在拉丁文献中应当有它的地位。」 「当我看到有许多人受到我的激励,不仅读这些东西,而且写这些东西时,我对我的尝试就不会感到後悔。以前有许多人熟悉希腊文化,但不能与他们的同胞交流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感到还不能用拉丁文表达他们读希腊文著作时学到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步,至少我们拥有了与希腊语相当的辞汇。」 可见西塞罗主张哲学通俗化,但是反对哲学庸俗化。他说:「真正的哲学是满足於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於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
西塞罗希望人们全面地掌握各种哲学。「要掌握一点儿哲学知识而不是掌握大量的或所有哲学是困难的,因为没有许多哲学知识就不能从中选择一点儿,也不能以同样的热诚去掌握其馀的哲学知识。」 他明白将希腊哲学转换成拉丁哲学的形式是创建拉丁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学习掌握各种希腊哲学的基础上,要努力写作。「我不仅是读其他人的著作,而且还试图解释哲学的所有问题,这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们尝试著撰写所有产生的问题,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哲学的每一个部门和分枝。」
西塞罗憧憬著有一天,拉丁哲学可以取代希腊哲学。「一旦这些研究向我们转移,我们将不再需要希腊图书馆,大批作家的写作使这些图书馆拥有无数的书籍;许多人说过希腊人想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我们这里如果也有大量的作家进行这些研究,那麼也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如果我们能够的话,让我们激励那些受过自由教育和拥有准确论证能力的人去有序地、讲究方法地研究哲学问题。」
西塞罗创建本民族哲学的努力来自对两种文化优劣之处的清醒认识。他说:「在道德、生活规范、家庭、家政等方面,我们肯定保持得比较好,具有一种比较尊严的方式;我们的祖先无疑也比其他民族在指导政府的政策方面采用了比较好的法令和法律。在战争的技艺方面我该怎麼说呢?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同胞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善战、纪律严明。除了典籍的学习以外,在天赋方面,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也无法与我们相比。什麼地方有这样热情、坚定、伟大、诚实、忠诚的品格,又有那个民族可以找到能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的各方面杰出的品性呢?但是,在学识和文学的各个部门,希腊人超过我们,在没有竞争的地方,获得胜利是轻而易举的。」
西塞罗在创建拉丁哲学的努力中,以希腊哲学为借鉴,一有恰当的时机,就引用和转述希腊哲学各个流派的观点,总结希腊哲学发展之得失,从中吸取建构拉丁哲学的养料。他追溯哲学与哲学家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含义, 并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他说:「我认为,苏格拉底以前好几个世纪,一切现有哲学的源头都与生活和行为有关。」 这样的工作使西塞罗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希腊哲学的资料来源,也使西塞罗的哲学著作带上了浓厚的混杂的色彩。然而仔细体会一下西塞罗的文化环境,这种综合正是拉丁哲学诞生的一个必经阶段。
在西塞罗的时代,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罗马的支持者最多,学园派和亚里斯多德学派的支持者较少。事实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构造的知识理论在当时已经失去吸引力,人们追求绝对化的知识的热情已经消退,连学园派的传人也都在放弃柏拉图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倾向,从而发展出一种关於可能性的学说。西塞罗从当时的各派哲学中选择了学园派怀疑主义的哲学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与他创建拉丁化哲学的理想最为适宜。按照这一派的立场,他可以对以往各种哲学观点进行考察,也可以通过比较从各个学派中选取他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以拉丁文化为本位,将希腊哲学引入拉丁文化的过程中,他就什麼是哲学、哲学的功能、哲学的部门等「元哲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最高抽象层次、最普遍思维方式的理论学科,不能不包括一定哲学观(或称元哲学)的内容,即哲学是什麼,它同人类、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有怎样的联系,价值何在,哲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方式和规律如何等等。它是关於哲学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质、特徵、功能及其与人类历史实践相互关系的理解和说明。基於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才有了人们对待哲学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方式,而能够给予这些问题以一定理解和回答、并指导人们的态度和选择方式的学说,归根到底又只能是哲学。
哲学观的问题并非现代哲学家才加以思考的问题,而是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哲学产生以来,所有哲学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的问题。最起码,他们得回答什麼是哲学、哲学有什麼用的问题,藉此肯定自己的哲学的价值。西塞罗终身热爱哲学、研究哲学,在创建拉丁哲学的过程中,他对什麼是哲学作了解释。
西塞罗赞同柏拉图的说法,认为哲学是神赐的礼物。「在我看来,更加著名的劳作的领域似乎也不能不受神的影响,我必须说,诗人倾诉出他的赞歌怎能没有来自上天的灵感,雄辩而又滔滔不绝的言词和丰富的思想又怎能没有某些更高的影响。至於哲学,一切技艺之母,又怎能例外地不是诸神的发明呢?柏拉图说它是神赐的礼物,我也这样认为。它首先指导我们崇拜诸神,其次教我们植根於人类的社会联合中的正义,最後教我们灵魂的节制和高尚,从而驱除蒙蔽心灵的黑暗,使我们看到所有天上和地下的事物,看到最先出现和最後出现的事物以及位於两者之间的事物。」 这种说法是古希腊哲学家的通病,将人的智慧的根源追溯到神那里去,因此并不希罕。
西塞罗认为哲学有实用价值,能为人们提供指导日常生活的原则。请看他赞美哲学的话词。他说:「噢,哲学,你是生活的指南,噢,你是美德的发现者,邪恶的驱逐者!没有你,我会变成什麼样子,整个人生会变成什麼样子?你使城邦诞生,你使散居的个人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你首先用共同的习俗把他们联合起来,然後用婚姻束缚他们,再用共同的文学和语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你发现了法律,你是道德和秩序的教师。我到你那里避难,我到你那里寻求帮助,我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曾经是充分的,现在则是全心全意的。」
除了与公共生活的联系外,哲学对个人事务也起到指南和良师益友的重要作用。对善的幸福生活来说,没有其他东西比哲学的贡献更大了。人们从学习哲学中获得人格力量和关於美德的知识。西塞罗把哲学看成精神治疗的一种方式。「我们谈话的目的在於巩固国家,稳定城邦,医治所有的人们。」 他赞扬哲学是心灵的良药。「确实有一门医治灵魂的技艺,我指的是哲学,向哲学寻求帮助一定不能像治疗身体疾病那样向外寻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尽一切努力使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医生。」 「我转向这些研究也是为了医治心灵和心脏的疾病,巨大的不幸 几乎使我崩溃和动摇,但我又不得不承受它。所以我自己用这种方法来治病,除此之外我不知还有无更好的医治方法。」 「明天以及我们呆在图斯库兰家中的其他日子里,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那些能使我们从焦虑、恐惧、欲望中解脱的问题。这就是由整个哲学提供的最丰富的回报。」 「我从哲学中寻找治愈我的悲伤的办法,我认为这是消磨我的闲暇的最光荣的方式。这种工作最适合我的年纪,在这个方面我可以取得的成绩与其他成果不仅仅是和谐的,它还是教育我们的同胞的最有用的方式,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看不到其他我们还能做些什麼。」 总之哲学的功用在於洗涤心灵,驱除紧张和焦虑,从而提供内在的宁静与和谐。哲学增强自足性,增加对於外部世界的独立性,为我们的麻烦提供避难所,减轻痛苦和恐惧,使情欲升华。哲学是治疗精神纷扰的良药,也是使心灵健康的营养。
西塞罗的哲学观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徵。由於这个原因,他不是忙著建立哲学体系,而是注重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也正因为此,他能够以他丰富的知识、理解性的研究、大量的写作和运用拉丁语言的高超技艺,把希腊哲学当作一种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呈献给罗马世界,由此他指明了一条罗马人诠释希腊传统的道路。他的贡献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理论丰富了希腊哲学,而是把希腊哲学拉丁化,并引向政治、法律、伦理等实践领域,使其满足民众的需要。与希腊哲学家相比,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具有西塞罗这样的鼓动宣传能力,也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赋予如此众多的抽象哲学概念以实践推动力,更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能像西塞罗一样,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饱满的生活热情使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理想富有生气,并且把它变成所有公民的实际行为准则。他是一位实践哲学家。
学术界历来对拉丁文化和拉丁哲学贬得很低,甚至连有无拉丁哲学也是个问题。例如,罗素就说过:「没有什麼是可以归功於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麼罗马哲学。」 罗素的论断当然不是说罗马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哲学家,而是说罗马哲学没有创造性,也不具备希腊哲学那样的地位。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详细研究了希腊哲学与拉丁哲学的关系以後才能做出完整的回答。但是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已经可以说,无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拉丁哲学家有无实现他们从哲学上赶超希腊人的理想,他们确实在朝著这个方向努力。
五、关於全集中译本的若干说明
中文版《西塞罗全集》的翻译采用娄卜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西塞罗著作(共29本),拉-英对照本为蓝本。所有译文皆由译者本人译出,各篇正文前的内容提要由译者参考英译者的介绍与提要撰写,所有注释由译者根据实际需要,参考娄卜丛书英译者的注释、其他中外译本的注释,以及各种辞书综合取舍添加,全集中的著作顺序依循娄卜丛书西塞罗著作的原有顺序。
考虑到西塞罗著作的内容与篇幅,中文版《西塞罗全集》共分六卷,每卷约60-70万字,各卷名目如下:第一卷、修辞学;第二卷、演说词(上);第三卷、演说词(下);第四卷、哲学著作;第五卷、书信(上);第六卷、书信(下)。为增强本书的学术功能和方便读者使用,由译者根据各卷不同情况分别编制译名对照和索引。
西塞罗的著述形式各异,长短不一,有单本的著作,也有论文,还有演说词和书信。在拉丁文本中,较长的著作分为若干卷,卷下分为若干节,但这个「节」并不一定按内容划分;而英译文在每卷之下按内容划分为若干「章」(用拉丁数字表示)。由於拉丁文中的「节」与英译文中的「章」并不对应,容易引起误解,因此中译文的正文采用「卷」与「章」(用〔 〕表示)两个层次,也就是说中译文的「章」相当於英译文中的「章」,而不同於拉丁文中的「节」。请读者切勿混淆。
西塞罗的部分著作已有中译本,兹列举如下:
《西塞罗文录》,译者不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邱言曦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
《反喀提林演说四篇》,王以铸、崔妙因译,载《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
《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论灵魂》,王焕生译,西安出版社,西安,1998年。
《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论神性》,石敏敏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2001年。
《论演说家》,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论义务》,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老年.友谊.义务》,载姚鹏主编《西塞罗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如上所述,中文版《西塞罗全集》全部由译者自译,与已有中译本无承继关系。全集的出版亦无取代原有译本学术功用之奢望。作为世界名著,西塞罗的著作多几个中文译本想必不是坏事。
西塞罗的著作篇幅浩大,内容庞杂,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法律、政治、宗教等多个学科。应人民出版社之盛情相邀,译者不惮自身学识浅陋,愿意耗费几年的时间译出西塞罗全部现存著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一手资料。译文中的所有错误皆由译者负责,恳请各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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