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子（物理的、人文的）中发现自我形象，是人的特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产生了两种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镜子的关系。让我从第一种关系说起。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通过镜像而形成的，以镜像为中介所产生的一种关系。人通过镜像认识自我的同时，就会有意识地对以镜像为载体的自我进行评价，从而产生人与自我的关系。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态度可以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种。

　　理性的态度是在自我欣赏的同时，看到自身的弱点，同时进行“美容”，不断改进自己。理性的样板是唐太宗。魏征其实是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时时在他面前照自己，不断完善自己。魏征曾经对唐太宗说：“自顷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唐吴競：《贞观政要》）他还曾当面批评唐太宗拒谏。人们常表扬魏征是一面好镜子，当然没有错，但是人们常常忘却了唐太宗本人理性的作用，正是这种理性地对待自我的态度，才会有魏征。如果换一个人，魏征很有可能也成为诌臣，或者干脆被“砸”了——例如比干P大将军。

　　非理性的态度是其两极：自恋和“自憎”。自恋的样本是希腊的美男子那喀索斯。那喀索斯是古希腊的一位神，他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女神厄科向他求爱，遭他拒绝后幻化而成为回声女神。这事引起诸神对那喀索斯的不满，于是决定惩罚它。诸神对那喀索斯施术，使他只爱恋自己在水中的“镜像”，以致他最后憔悴而死，成为水仙花神。不过，自恋者并不多，因为人没有那个资格：即使你是同性中的“美冠军”，你也不具备异性的美，你还得仰慕异性之美。这就是上帝的英明之处。

　　自憎者不多见。但是看到镜子里的不美的形象，产生不悦感却是人之常情。此不悦感走向极端就会影响另一类关系：人与镜子的关系——仇视镜子，甚至于砸镜子。

　　这样的事在中国古代太多了：商纣王之于比干，隋炀帝之“金瓜击顶”，朱元璋之廷杖等等，都是仇视镜子之举。他们固然诛杀了自己的大臣，但是从制度意义上看，他们其实砸的都是自家的“镜子”。毛泽东之于梁漱溟，也是此类。反右、文革，更是“砸镜子”的全民运动，要砸掉一切“真正的镜子”，只留下伪镜子——山呼万岁的红卫兵——那些不真实地反映自己形象的镜子。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是一种真正的“镜子制度”，它的作用就在于照出帝王的过错。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制度镜子”了。我们的XCB其实是“自恋部”，它只会自我表扬。如果从功能上来说，它是“砸镜子部”——因为它在自我表扬的同时消灭一切不同的声音，正是不同的声音才是“人文镜子”。社会要进步，要少犯错误，我们应当将它改造成“镜子部”。如果我们有一个“镜子部”，而不是“砸镜子部”，我们的许多错误都可以避免，起码像死几千万人那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全民讨伐卡弗蒂这样的事也不可能发生。

　　伪镜子的害处比没有镜子还要坏，因为它给您错误的信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决策不犯错误纯粹是偶然。在鉴别真假镜子这方面，我们中学里学过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邹忌的妻、妾、客都说邹忌比徐公美，但是他在“实证研究”了以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他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始知“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将这一道理告诉齐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建立“镜子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镜子当然是说真话的人，是一面“人文镜子”。正是建立了这一人文镜子，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在自己的朝廷内就将敌人慑服了。（《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齐策》）

　　唐太宗深知人文镜子的好处，在一代名臣魏徵死后，唐太宗悼念他时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想想那些个大宣传家、那些个余秋雨之类，都不过是国之“客”，其颂扬之辞，实毁我国基也！

　　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民族、国家亦复如此。通常西方人（这里的“人”指民族或国家）都爱镜子，东方人则仇镜子。我曾在前面的“永坤推荐”里推荐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告诉我们，美国人对于骂他们的人大加奖赏，美国并且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找自己的问题，此类研究机构就是一面“人文镜子”，现代的人文镜子。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面大镜子。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互为镜子”，国际舆论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镜子。

　　东方人呢？只愿意看虚假的“自我美像”，陶醉于“自我美像”，如果谁揭我之短——照出我的真相，谁就是我的敌人。这当是东方人落后于西方人的重要人文原因。

　　镜像中的形象有美有丑，在镜像中自我鉴定的结果之一就是丑陋。“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认识自己的丑陋需要一种自我否定能力。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W•莱德勒、E•伯迪克所著，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朱大可：《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 ——从《丑陋的日本人》说开去》，《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13日。［日］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王新民译，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种种弊端，作者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姓埋名，以免遭杀身之祸。

　　前些日子刚刚仙逝的中国人柏杨步高桥敷之后，1980年代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其“待遇”与高桥敷相同，遭到了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当时正值对文革的反思阶段，柏杨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是这一反思昙花一现，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劣根性报复性反弹。对于民族自我反省的文字抱有前所未有的敌意。更有什么委员、代表提出要立法惩治“汉奸言论”。这次对于CNN、和那个著名美国艺人的全民性讨伐、网民笔下的汉奸帽子满天飞等等都是典型的“仇镜”文化表现。甚至连知识界也背叛了反思传统，指斥柏杨知识欠缺，实为沽名钓誉之举等等，似乎只有余秋雨之类才是文化人。

　　对此，朱大可先生称之为“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征’”，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镜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朱大可：《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 ——从《丑陋的日本人》说开去》，《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13日。［日］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王新民译，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一个民族或国家没有这样的“人文镜子”（中国古代的“人文镜子”是君主个人的），因此文化进展缓慢。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共存于世，相互之间其实都起着“镜子”作用。正是这种镜子照见了每一个文化原先看不到的种种缺陷，正是这种镜子促进了文化的加速发展。当然，其前提是文化主体对于“镜子”的尊重。一个仇视镜子的民族无疑将日益落伍。

　　尊重镜子意味着文化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尊重镜子将产生无穷的文化创新能力，它将自己在外部世界的“负面镜像”化为文化进步的资源，为我所用；相反，一个仇视镜子的民族，则将照出“负面镜像”镜子——其实就是整个真实的外部世界——作为敌人，成为前进的阻力。任何文化都有优的一面，也有劣的一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否认文化体本身存在优劣，例如，专制文化总不如民主的文化，吃人的文化总是劣于尊重人的文化），因此，任何文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点。问题在于，前进需要找到优点还是发现“丑陋”？答案非常清楚，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发现丑陋。那种以爱国自居，追随流俗、诌谀权力的人其实是文化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说他是障碍，因为他有文化的虎皮，他会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而后官方会把他捧上天。要警惕“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这一“名言”。